《两都赋》是汉代文学家、史学家班固创作的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据其自序，自东汉建都洛阳后，“西土耆老”希仍以长安为首都，因作此赋以驳之。《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蔗、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意谓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首都长安。后来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在形式上皆颇受其影响。
唐人李庾亦有《两都赋》传世，唐文宗太和年间，李庾作《西都赋》、《东都赋》，直接上继班张，写长安与洛阳，成了唐代少见的大赋。李庾的《两都赋》包含着更多的哲理，以长安和洛阳的兴废为主线，是对长安、洛阳这两个古都历史的总结，得出“所都者在东在西可也”。
班固的《两都赋》学习了《子虚赋》、《上林赋》的结构方式，合二为一，又相对独立成篇。上篇只写西都，下篇只写东都，内容划分清楚，结构较为合理。从主导思想上说，他不在规模和繁华的程度上贬西都而褒东都，而从礼法的角度，从制度上衡量此前赞美西都者所述西都的壮丽繁华实为奢淫过度，无益于天下。《西都赋》写长安都城的壮丽宏大，宫殿之奇伟华美，后宫之奢侈淫靡，也极尽铺排之能事，使作者着实表现出了写骋辞大赋的才能。但结果却不是写得越奢华便越体现着作者对它的赞扬，而是折之以法度，衡之以王制。《东都赋》写洛阳，虽也写宫室、田猎的内容，但比较概括，而从礼法制度出发，宣扬“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顺时节而蒐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