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创办交通数据公司
1972年夏天，已经在华盛顿州立大学计算机专业就读一年的保罗·艾伦拿了一篇文章给比尔·盖茨看，那是发表在电子学杂志上的一篇短文，介绍一家叫做英特尔 （Intel）的新公司推出的一种8008微处理芯片。
英特尔公司创建于1968年，主要为计算器生产集成电路。1969年，它开发了4004微处理器。4004虽然已经取代了早些时候耗电量大、占地量大的晶体管器件，但它的功能仍然十分有限，只能用于家用电器的简单控制。8008微处理器是1971年开发成功的。这篇文章称8008芯片适合于“任何计算、控制或决策系统，有如一个灵巧的终端”。
保罗·艾伦对计算机硬件的了解比比尔·盖茨多，(名人传记)他注意到了这个微处理器的潜在意义。比尔说，就连文章的作者都“还没有看出一个微处理器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具备通用目的的计算机”，只说它“有如一个灵巧的终端”。但是，8008微处理器处理信息的能力并不强大，正如比尔·盖茨所言，它“慢而有限”，“被认为仅是一头可供使唤的牲畜，总是进行那种简单的一成不变的工作。它在电梯和计算器中用得很普遍。”比尔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用于像电梯控制这种应用范围有限的简单的微处理器，实际上有如一位业余爱好者手中的一件简单的乐器：一面鼓或一支喇叭，只适合于基本的节奏，或者简单的曲调。
然而，具有编程语言的功能强大的微处理器，却如同一个配合默契的管弦乐队，只要乐曲适宜，它什么都能演奏。”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想进一步了解8008微处理器的详细情况，便打电话给英特尔公司索要一本该芯片的使用手册。公司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但是，当他们研究了这本手册之后却深感失望——他们本来以为可以像为PDP—8型计算机编写BASIC语言一样，也能编写在这块芯片上运行的BASIC语言，却发觉8008的结构太简单太不精密，完全不足以胜任复杂的运算。不过，他们还是找到了这块小芯片的用场。
他们发现在西雅图的一些道路上设有橡皮管，管端连着一个金属匣子，可以将橡皮管感受到的汽车流量等交通信息以二进制数字在纸带上打孔输出。对这些纸带上的数据进行处理之后，市政当局就可以优化交通管理，控制红绿灯转换的时间。市政当局曾请一些公司来处理这些数据，但那些公司不仅不能及时拿出结果，还提出很高的费用。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认为他们完全可以用计算机来处理这些数据，再把经过处理的数据低廉而迅速地卖给市政当局。他们策划了一下就行动起来。比尔·盖茨在湖滨中学找了些七八年级的学生把纸带上的数字改写成计算机可以识别的卡片，再把卡片输入华盛顿大学那台 CDC计算机，这些数据就由他编写的软件变成直观的交通流量图表形式。过了不久，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觉得依靠大学里那台计算机并不方便，而且他们完全可以用8008芯片制造一种低级计算机——如果只用来处理纸带上的交通流量数据，这种芯片是完全能够胜任的。他们花360美元买了一套8008微处理器，请人组装成一台其貌不扬，却可以使用的机器。
以此为基础，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创建了一个Traf-0-Data公司，即“交通数据公司”。公司的名字是比尔·盖茨取的，因为他们当时正在开发处理交通流量数据的软件。他们对这个公司的前景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比尔·盖茨说，“那时它听起来像诗一样”。保罗·艾伦利用大学里的PDP—10型计算机，编制了一套模拟8008芯片功能的程序，比尔·盖茨则根据这个程序编制了监测交通流量的程序。比尔·盖茨的大多数程序都是在公共汽车上完成的，那时，他常常从西雅图乘公共汽车去州里的普尔曼，同在那里上大学的保罗·艾伦见面。公路横贯全州，坐车需要很长时间。比尔·盖茨不愿意浪费时间，就在车上作这个从无先例的创造性工作。他们干得很成功，不久就开始用这台机器处理西雅图公路上的金属匣子提供的纸带数据，主动向许多地区的交通监测部门提供经计算机处理过的交通情况报告。他们还向美国和加拿大许多地区的交通监测部门写信推销这项技术。在1972年到1973年的一学年中，他们从订户那里赚到了两万美元。不过，这个公司并没有持续多久。比尔·盖茨进了大学之后，它也就名存实亡了。比尔·盖茨和肯特·伊文斯还在湖滨中学创办了一个逻辑模拟设备公司。为了征集廉价劳动力，他们给学校的同学写了一封广告信。
湖滨中学计算机程序编制小组和逻辑模拟设备公司是两个计算机赢利团体。它们以计算机为发展方向，拥有许多赚钱手段和目标，其中包括：课程设计、从事交通流量研究工作、制作烹调书。我们希望扩大我们的势力，现在已经有5个湖滨学子加入。我们需要会打字、搞设计和绘制建筑图的人。你如果有兴趣，请与肯特·伊文斯、比尔·盖茨或克里斯·拉森联系。信里还声明男女生机会均等，并附一张表格，让有意者填写能工作多少时间，能否在暑假期间受聘，以及对计算机的熟练程度等等。
2. 受聘于TRW公司
1973年初，有一家叫做TRW的国防用品公司同美国国防部门签订了一项合同，要用PDP—10型计算机来监测和控制西北地区太平洋沿岸水库的计算机系统，对水库的发电量进行控制，以使其电力的供需平衡。
按照合同规定，新建的监控系统必须达到99.9％的可靠性，但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PDP—10型计算机软件中程序错误成堆，令工作人员大伤脑筋，工作无法按要求如期完成，公司眼看就要遭到违约的惩罚。
老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好向世界各国求贤，指望有专家能为他们排忧解难。这时，有个技术员发现了计算机中心公司的一本报告书，其中就有一长串PDP—10型计算机软件的程序错误清单。他喜出望外，再一看发现这些程序错误的高手，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的大名赫然在目，便立刻打电话找到比尔·盖茨，希望他和保罗·艾伦去西雅图南部160英里的温哥华面试。比尔·盖茨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保罗·艾伦，鼓动他“一定得干”，说“这是一个真正挣钱的大好机会”。
其时，保罗·艾伦已经在大学里呆了两年，对大学里枯燥刻板的生活早已感到厌倦。他一直迷恋着计算机，想干点大事，甚至考虑同比尔·盖茨成立一个自己的软件公司。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必总是给人帮忙，只获得免费使用计算机的报酬。TRW公司这次是聘请他们前去工作，并付给他们工资，这与免费使用计算机的待遇当然就不一样了。一得到这个消息，保罗·艾伦就自动停学，同比尔·盖茨一起连夜乘火车来到温哥华。
当时比尔·盖茨正在读高年级，他幸运地获得了学校的允诺，学校同意他在最后一个学期不上课，去TRW公司工作。这里又一次体现了湖滨中学在学生管理方面的开明态度。
TRW公司的人见来者竟是两个毛头学生，不禁犯了疑。他们当即对两位年轻专家的才能作了一番考核，疑云才消散了。公司马上录用了这两个小伙子，给他们的待遇是每周薪金165美元。他们高兴极了。保罗·艾伦后来回忆那时候的心情说：“当时我们真是太激动了。在那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利用计算机的知识和技术真正赚到过钱……我们通过干我们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来挣钱……我们认为这样做实在了不起。”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在温哥华租了一套公寓住下来。这一次，两位电脑英才又一次如鱼得水。保罗·艾伦潜心修复被破坏的系统，比尔·盖茨则集中精力作数据的编码工作，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计算机程序员。现在他已经具备了编程的坚实基础和丰富经验，现在他可以一展才华了。
他们在公司里遇到一个不能不在此一提的人物约翰·诺顿。(名人传记)此人记忆力超群：长达5000页的操作系统条例他能朗朗成诵，而且喜欢对程序编制人员编写的程序作长篇评论。诺顿同比尔·盖茨在一起工作，检查、修正和简化由比尔·盖茨编制的代码。他对比尔·盖茨喜爱备至，因为比尔·盖茨对计算机充满激情又勤学好问。诺顿常常把比尔·盖茨编写的程序拿来仔细逐条阅读，当着他的面指出他的错误或者编写得不够好的地方。他这个习惯也感染了比尔·盖茨，使他在后来的工作中也喜欢给他的程序编制员不断送去中肯而风趣的评论，而且语言中不乏善意的讥讽。诺顿成了比尔·盖茨的良师益友，比尔·盖茨从诺顿那里学到了许多编程技巧，为此，他对诺顿充满感激之情。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在TRW公司工作了3个月，TRW公司在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这两位年轻人的帮助下，终于如期完成了合同规定的任务。
3个月后，比尔·盖茨回到湖滨中学。他得补上3个月中欠下的功课，并参加期末考试。对他来说，计算机课当然不在话下，他毫不担心。其他功课他也很快赶上了。结果他的计算机课老师只给了他一个“B”，原因当然不在于他的考试成绩不佳——他考了第一名——而是他从不去听这门课，在“学习态度”这条标准中被扣了分。
1973年6月，比尔·盖茨毕业了。他离开了这所给他以机会，把他引向科学之路的湖滨中学。学校的开明和超前的教育思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经感慨地说：“在全世界范围内，似乎有整整一代像我们这样的人，伴随着各自喜爱的计算机玩具步入了成年阶段。我们这种作法引起了一场革命，虽说这场革命基本上是静悄悄地发生的。”
3. 身在哈佛
1973年秋天，比尔·盖茨遵从父亲的愿望，考进了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
在中学毕业后的整个夏天，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都回到温哥华，为TRW公司继续夜以继日地辛勤编写程序，偶有得闲的时候，就去俄勒冈附近的湖上游玩一番。他还买了一艘快艇，每逢周末，就去湖上溜溜。
暑期快结束的时候，他同艾伦再一次认真讨论创办自己的软件公司的计划。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清楚地预见到了，计算机有朝一日必定会像电视机一样进入每一个家庭，而各种各样的软件就将是必不可少的配套工具。他们应该走在这个时代的前面。
比尔·盖茨心里对于未来已经有了明确的把握。在中学毕业前，有一次，他同他的同学哈克斯打羽毛球。打完球后，哈克斯问他：“比尔，你毕业后准备去什么地方，干什么？”比尔·盖茨回答说他要上哈佛大学，然后又添上一句：“我要在25岁时挣来我一辈子的头一个一百万美元。”他能如此口出狂言，应该是不无根据，胸有成竹的。
但是比尔·盖茨的父母从来不以为比尔·盖茨对计算机的迷恋是一件认真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儿时的玩乐罢了。他们一直希望比尔·盖茨继承父业，最终做一名体面的律师。比尔·盖茨进入哈佛，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好不过，他们的一块心病终于消除。比尔当时也有过做律师的想法，虽然他最喜欢的学科是抽象数学和经济学。同时，他还认为到了哈佛大学可以向许多比他更有才华的学生学习。哈佛大学无疑是个人才荟萃之地，是享誉世界的资深学府，能进入这所世人瞩目的学校深造，实在不是谁都可以得到的机会。
但是比尔·盖茨发现自己人到了哈佛之后，心却仍然萦系在计算机上。所幸的是哈佛的教学比较灵活，他在读本科的时候，除经济、历史、文学、心理学等必修课之外，还选修了数学、物理学和计算机等课程。
学校并且允许学生同时攻读研究生课程。比尔·盖茨进大学后也获得批准同时攻读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他对法律以及一些学科实在没有多大兴趣，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可是每次考试成绩也不算差。据说有一次考希腊文学时，他竟酣然入睡。监考老师以为他是在潜心思考，可是见他过了半小时仍一动不动，才把他从梦中叫醒。他匆忙答卷，差点没来得及把题作完，但结果居然得了一个“B”，为此得意非凡。
对比尔·盖茨来说，在课堂上打瞌睡其实并非偶然，不过他绝不是嗜睡之徒。他可以三天三夜不合眼，一有事情要作就一气作到底，完全把时间概念置之度外。一旦睡起觉来也毫不含糊，随便在什么地方抓条毛毯往头上一蒙，顷刻就能进入梦乡。哈佛大学计算机中心的计算机可多了，如果说在这所大学里有什么东西真正使比尔·盖茨获得满足的话，那就是这个计算机中心。这里不仅有比尔·盖茨最熟悉的PDP—10型机，还有其他各种型号的机种。比尔·盖茨自然成了这个中心的常客，一有空就钻进里面玩计算机游戏，不到深夜不愿意离开。
当然，这样玩计算机是相当消耗精力的，比尔·盖茨也并不完全沉迷于其中。他常常和朋友一道玩别的游戏、一起跳摇滚。比尔·盖茨对和女孩子交往似乎没有多大兴趣，他在这方面与他的许多同学很不一样。他似乎确实同一个名叫卡洛琳·格洛伊德的姑娘有过交往，那是他父亲同事的女儿。卡洛琳很快就发现比尔·盖茨对女人没有什么吸引力，他同她们的交谈中，除了谈计算机考试方面的事情似乎就没有别的内容。他也不好交际，同姑娘们在一起坐便感到无兴趣，但他更愿意同年长的人打牌。卡洛琳觉得她同比尔·盖茨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爱好，甚至怀疑比尔·盖茨有心理障碍，便只好同他分手。不过许多年后，卡洛琳对比尔·盖茨的看法有了变化，认为他只不过是不愿意在他不感兴趣的事情上浪费时间罢了。
比尔·盖茨对他的未来感到茫然，他的心思当然是在计算机上，但他不得不迫使自己去修完哈佛的课程。他有时一连几个小时呆在宿舍里作“哲学的沉思”，有时又牌兴大发，而且在玩牌的时候也拿出玩计算机的劲头，全力以赴，百折不挠。他把自己的房间变成了“扑克房”，同一伙牌友经常鏖战不休，有时竟然连战24小时。
入学不到一年，比尔·盖茨又开始为他和保罗·艾伦的交通数据公司寻找业务。
他们指望他们的交通数据机器会在全国得到普及，保罗·艾伦去过好几个州，向官员们游说，希望他们采用这项技术。他还去了加拿大。
但是他们却发现并没有多少人想买他们的机器。后来，美国联邦政府决定向各市县政府免费提供这项服务，如此一来，就没有人愿意再花钱让交通数据公司来解决问题了。
他们走投无路，甚至想把这个草创不久的公司卖给巴西的一家公司，但不巧那家公司恰好也陷入困境，自身难保，哪里还有心思来购买交通数据公司？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并不死心，他们在电话上反复讨论公司的前途。保罗·艾伦希望到波士顿来同比尔·盖茨一起开拓未来，倾全力办好他们的公司。比尔·盖茨也一再考虑退学，同保罗·艾伦共创未来。他知道父母不会同意他的想法，但他仍然反复向他们说明，他和保罗·艾伦的想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非一时心血来潮。
1974年夏天，保罗·艾伦居然开着他那辆老爷车从华盛顿州来到波士顿，在那里找了一份工作。他常常在晚上和周末到哈佛去看望比尔·盖茨，同比尔·盖茨热烈讨论创办计算机公司的计划。
他们搜集资料，分析形势，越来越确信计算机已经面临一个进入千家万户的辉煌前景。它将引发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就如当年蒸汽机、汽车、飞机的发明一样，会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不可预测的重大变化。
保罗·艾伦反复强调“计算机必将大为普及。”既然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不去领导这一技术革命的新潮流，就必然被时代抛弃。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宝贵契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他不断怂恿比尔·盖茨：“干吧，咱们创办一家计算机公司吧！”他反复强调，再不干就迟了，就贻误历史赋予的大好机会了，就会抱憾终生，甚至被后人责备！
他们先打算自己生产计算机。保罗·艾伦从小喜欢电子技术，会安装收音机，后来因为设计交通数据处理装置，对集成电路也颇有了解和研究。但是，要制造计算机就非同小可了，那是比一台收音机复杂百倍千倍的装置，而且投资额之大，也不是两个身无一文的年轻人所能筹措的。保罗·艾伦后来说，“最后，我们还是认为搞硬件风险太大，不是闹着玩的。我俩的综合实力不是在硬件上，我们要搞的还是软件。用盖茨的话说，那是计算机的灵魂。”他们只好放弃制造计算机的打算，而仍然利用他们的优势，搞软件开发。
但是，这个打算一时仍然没有付诸行动：比尔·盖茨没有从哈佛退学，他上了二年级；保罗·艾伦则在波士顿一家公司工作。
比尔·盖茨仍然对他的学业感到茫然，不知道如此继续下去，将来毕业之后会有什么结果。他一心想的依然是开办自己的计算机公司，把全副精力用在最喜欢最愿意下力气的事业上，同保罗·艾伦在前途广阔的计算机软件开发领域里大显身手，一展宏图。然而，他又不愿意违背父母的心愿，放弃在哈佛的学习。他常常陷入矛盾的心情之中不能自拔，在宿舍里一连几个小时面壁作“哲学之思”，试图考虑出一个结果，下决心做出生活中一个极其重大的选择。但是，这样的沉思常常白费时间，他心里的矛盾无法得到消解。
他无意中恋上了牌局。这一年，他从集体大宿舍搬到了一间小宿舍，同舍的只有一个同学安迪·布莱特曼。这间宿舍里配有烹饪用具，名叫“卡雷房”。
每天晚上，一群小伙子就聚集到卡雷房郑重其事地打牌赌钱，码洋不小，一个晚上的输赢在几百上千美元之间。比尔·盖茨既然不能集中精力去搞计算机软件开发，自然就很容易将热情投入同样需要花费心思的玩牌游戏。他起初技艺欠佳，频频失手，但是他天性好钻研，记忆力和分析力超群，而且具有一种坚韧不拔，事事认真的秉性，不久之后，就成了玩牌高手，牌瘾之大，完全不亚于他的计算机瘾。比尔·盖茨回忆起他玩牌赢钱的经历时不无得意地说：“我牌打得不赖。医学院和商学院也有一伙人经常来玩，他们牌艺不高，我们就提高筹码，让他们输个精光，结果他们再也不来了。而我们那伙人一直坚持到最后。大家水平相当，也就没有多少输赢了。”
牌打得很厉害，有时可以持续一天一夜。尤其在输了钱的时候，比尔·盖茨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为了克制牌瘾，他曾把支票交给保罗·艾伦保管，但是仍然无济于事，过了两天他又把支票要回来。于是，他认为不如干脆顺其自然。
比尔·盖茨在他后来写的一本书里，就那个时候的生活回忆道：
“1973年秋，我进了哈佛。学校里有不少人故作姿态，松松垮垮，让人觉得他对一切漠然视之。因此，第一学年时，我也有意制定了一套行事策略：大多数课程逃课，到期末再猛学一阵。我是想看看我花最少的时间能得多高的分数。这不过是一种游戏，一种老把戏罢了。我把其他时间都拿来玩扑克，扑克对我有极大的魅力。玩牌时，你得了解各种情况：谁叫牌大胆，谁已经出过什么牌，谁叫牌和诈牌的方式如何，等等，然后把种种情况综合起来，再根据自己手上的牌决定出牌策略。我精于此道。”
住在同一宿舍的学生中，有一个史蒂夫·鲍默尔。他和比尔·盖茨都有一个毛病：喜欢作彻夜交谈。比尔·盖茨玩牌到深夜回房间，总要同鲍默尔“交换信息”，激烈地讨论各种问题。这个鲍默尔也同比尔·盖茨一样，“都竭力想把上课时间降到最低限度，同时又能得到高分”。
比尔·盖茨说：“他和我都很少把精力集中在我们的课程上，只是到了临考时，才把关键的书本找来狠狠地啃上一通。我和史蒂夫都曾攻读过一门艰深的经济学课程，即2010年的经济学——那是研究生水平的课程。任课的教授允许大家把全部成绩押在期末考试上，所以我和史蒂夫整个学期都干别的事情去了。直到考前一周，我们才把这门从未涉足的功课拿来猛背几天，结果都拿了 ‘优’。”
这种作风在一定的情况下或许是奏效的。但是到了真正做起事情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比尔·盖茨继续回忆说：“然而，我和保罗·艾伦创建微软公司之后，却发现对于开办公司来说，这种拖拉作风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微软公司的首批客户是日本的一些公司。他们办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我们只要比计划落后一点，他们就会立刻派人坐飞机来关照我们，像看管不懂事的小孩一样。他们知道他们派来的人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那些人会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一天蹲上18个小时，一个劲向我们表明他们是如何在意此事。这些家伙真是认真得很！他们会问：‘为什么原定的时间表改变了？我们需要你们解释。我们要知道此事发生的根源。’现在，我们对被迫拖延某些项目的现象仍然感到十分痛心。我们也在不断改进我们的办事作风。有时候我们仍然要拖延某些项目，但是已经比过去好多了。这都得归功于那些严格细心的保姆们。”
在哈佛上二年级时，比尔·盖茨继续选修数学，这是他真正喜欢的课程之一。上中学的时候，他就曾一度想将来做数学家。他在这方面显示出了特殊的秉赋。但是在每次上数学课时，他的表现却有些奇特。据他的同学亨利·莱特说，“他坐在教室里，课桌上连一个笔记本也没有，只用两手抱住脑袋，样子显得十分厌倦。他看老师在黑板上证题，过了半小时左右，便举手说：‘老师，你有个地方不对，让我来给你说说’，常常让老师窘得下不了台。”他觉得给老师挑毛病是一种乐趣，似乎并不顾老师的面子。老师布置的练习题，他只做百分之二十。莱特说，“但那是有分量的百分之二十”。他认为做那些一目了然的作业无异于浪费时间。莱特还说：“我每当有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便打电话同他谈上几分钟，他总能使我从复杂的数学难题中解脱出来。他真正是个人物。”
比尔·盖茨在哈佛的时候，在数学方面最得意的一次是提出了解决一个数学难题的方法。那是刊登在数学杂志上的难题：一个厨师作了一叠大小不同的煎饼，他要不断从上面拿起几个煎饼翻到下面，最后，使煎饼按大小顺序排列，最小的煎饼在上面，最大的煎饼在下面。试问：
假如这里有N个煎饼，厨师需要翻动多少次，才能完成这个排列。
数学教授克里斯托斯·潘帕莱米托说：“这个问题看起来不难，做起来却很不容易。比尔·盖茨说他知道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个办法比其他人的都要好。他对自己这个办法作了很详尽的解释，我耐心听完了。”他把比尔·盖茨的方法记录下来，并发表在1979年的一期《非线性数学》杂志上。比尔·盖茨的这个解法是解决这一难题的突破性进展，其影响至少可以在数学界持续15年之久。
比尔·盖茨本来可以按照许多同学和老师的估计，向数学方面继续发展，实现他曾经有过的理想——做一名数学家。可是他看见还有几个同学在这方面比他技高一筹，他素来有一条信条：在一切事情上不屈居第二，因此放弃了专攻数学的打算。他后来说：“我认识几个数学系的学生，他们在数学方面的能力完全在我之上。这个情况使我打消了研究数学的念头。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你会继续坚持下去，而且也可能取得令人折服的成绩，但我做不到。我一直在想，我没准能够干出一点达到世界水平的事情……在数学方面，我最后认定：即使我面壁数年，搞出点什么东西，谁又会知道呢？所以我一直在考虑数学是否是我能够献身的领域。我面临着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我心里不受任何限制。我曾想学法律，去做一名律师；也曾动过搞生理学的念头，去研究大脑的科学；……或许在人工智能方面有所作为；……也想进行计算机理论研究——总之，我的确还没有下决心到底今后干什么……”
4. 阿尔塔8800个人计算机
这时，英特尔公司继8008微处理器之后，又推出了8080芯片。这种芯片的功能比8008大十倍，安装有2700多个晶体管，体积却并不比8008大，而价格则不到200美元。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立刻认识了这种微处理器的意义，认为这是“真正计算机的心脏”，它或许最终能使庞大的处理系统缩小到火柴盒一般大小。比尔·盖茨说：“笨拙的大型机器的末日就要来了”，“我和保罗·艾伦却在这一新芯片的局限性背后看到了另外一种对我们、对每个人来说堪称完美的计算机——个人化、不超出购买力，并且适应性强”。然而，这两个年轻人对8080芯片潜力的预见，却没有被当时的计算机生产厂商认识到，就连英特尔公司的专家们也只认为这芯片不过是一种微小的改进而已。
显然，由于已经具有体积如此微小而价格又如此低廉的微处理器，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自然就会想到著名的IBM公司 （国际商用机器 公司）和日本的公司很快就会生产出同样是体积微小价格低廉的计算机。如果有很好的软件，这种计算机将具有更广泛的用途，它的销售量必然也就是极为可观的。而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能做和要做的工作，就是为这种计算机开发理想的软件。这里正好有他们的用武之地。
他俩开始考虑行动的步骤。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各大公司写信，说明他们可以为8080芯片编写一种新的BASIC语言。
然而到了年底，他们发出的信件却如泥牛入海，没有得到任何一家公司的答复。他们感到心灰意冷、彻底无望。比尔·盖茨准备乘飞机回家度假。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74年12月，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保罗·艾伦去哈佛大学找比尔·盖茨，在哈佛广场的书报亭发现一本新到的《大众电子》杂志，封面上刊登了一台计算机的照片，只有一只烘箱大小，名字叫做阿尔塔8800，售价则不到400美元。杂志封面上赫然写着这样一句话：“世界上第一台微型计算机问世，向市场上的商用型计算机挑战！”这是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一家名不见经传，叫做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的小公司推出的产品。它的开发者是艾德·罗伯茨。
令两个年轻人吃惊的是，这台计算机使用的微处理器正是8080。他们的预见竟然已经成了现实，而他们却还没有机会涉足其中。当然，这台机器还不能运行程序，因为它缺乏软件；但是可以预料，软件马上就会有人编写出来。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当然希望参与其事。比尔·盖茨后来说：“参与到个人计算机革命第一阶段的机会似乎是一生的机遇，而我抓住了它。”
罗伯茨的阿尔塔8800计算机在杂志上介绍之后大受重视，人们纷纷定货，付款支票不断寄来。但是，这种机器远非完美无缺，它必须由用户花几个小时将各个部分精心焊接组装起来，而且，它的使用十分复杂，没有编程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知识，你休想让它老老实实地为你工作。它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机内只有一个随机存取存储器（RAM），一旦关闭电源，往机里输入的程序和计算结果一瞬间就消失殆尽。不过，无论如何，它毕竟开了计算机微型化的先河，是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罗伯茨何许人也？此人身高一米九，体重一百多公斤，精力过人，性格倔强，做起事情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原来是个电子爱好者，曾在空军部队服役，后来留在飞机场工作。那时，他就开办了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出售模型火箭及模型飞机的无线电遥控装置。后来退伍，又干起电子设备的推销工作，并把他的公司搬到一家倒闭的饭店里，专营商业计算器。这是当时美国惟一的一家销售计算器的公司，自然生意不错，财源滚滚。不久，公司的规模就达到100多人。但是，它却抵不住紧跟而来的其他势力雄厚的大公司的进逼，在价格大战中败下阵来。
到1975年，公司不仅失去了原来的所有积累，还负债25万美元。罗伯茨并非等闲之辈。他决定冒险孤注一掷，利用英特尔公司新推出的8080集成电路，生产一种能满足计算机爱好者需要的个人计算机，以摆脱公司的困境。
他同英特尔公司讨价还价，声称将大量购买，使英特尔公司把售价350美元的8080微处理器最终以75美元卖给他。如此一来，他就可以把他生产的计算机价格压低到每台397美元。
他立即同工程师们设计样机，而《大众电子》杂志的技术编辑莱斯·所罗门正在寻找有关计算机的最新信息。他得知罗伯茨有新的动作，便前来了解究竟。他知道了一切，打算在杂志封面上刊登这台新机器的照片。
只是这台尚未出台的机器还没有名字，他答应也代为动动脑筋。可是几天过去了，他仍然只能敲着自己的光脑袋发呆。这时，正在电视上看《星球大战》的女儿不经意地说：“叫‘阿尔塔’不就很好吗？”那是天上的一颗星星，天文学里叫做河鼓二或天鹰座a星，也就是中国人所称的牛郎星，电视上的“企业”号飞船正打算飞往那里。罗伯茨对这个名字深感满意，因为他本人对科幻作品情有独钟，这个名字不仅别开生面，而且带有一点超时代的神秘意味。而且，“阿尔塔”三个字读起来也非常好听。在对这种计算机作宣传时，罗伯茨还历史性地提出了“PC机”，也就是现在已经为许多人所熟知的“个人计算机”（PersonalComputer）的新概念。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大众电子》杂志封面上刊登了一台阿尔塔计算机样机的照片。这件事说起来还有个饶有意思的插曲：杂志编辑所罗门答应介绍这种家用计算机，但是要亲眼看看这台样机性能如何。罗伯茨就把此机交给铁路寄给纽约的所罗门。然而，世界上第一台家用计算机竟然在邮途中丢失了，所罗门的封面已经设计好，没有时间再作更改，而罗伯茨也来不及再制造出一台样机。公司的技术员只好匆忙将一台机器罩上外壳，安上开关及指示灯寄给罗伯茨。这台“样机”就在《大众电子》杂志封面上亮相了。
5. 开发BASIC语言
过了一个星期，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给罗伯茨的公司打电话，自称是西雅图交通数据公司的代表，说他们研读了《大众电子》杂志上那篇介绍阿尔塔家用计算机的文章，他们已经开发了一种BASIC语言，只要作一点小小的改动，就可以把它用到阿尔塔8800上，问罗伯茨对此是否有兴趣。
早在1964年，约翰·凯曼尼和托马斯·科茨就创制了BA－SIC语言。
两位教授在使用了已经颇为流行的FORTRAN语言和COBOL语言之后，感到它们实在太难掌握，才编制了BASIC语言。他们说，这种语言尤其适合门外汉学习，它使人与机器能进行交流。使用这种语言，可以使程序编制工作容易掌握得多。显然，如果阿尔塔8800使用了这种程序编制语言，就可以大大拓展它的应用范围，在会计、统计、字处理等许多领域大显身手。不过，罗伯茨从英特尔公司处得知，8080芯片对BASIC那样的语言运行起来还有些力不从心，英特尔公司的人从来就不相信可能为8080微处理器研制一种工作语言。罗伯茨对此说将信将疑，他内心里希望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两个年轻人后来向他证明，他怀疑对了。
罗伯茨接到比尔·盖茨他们的电话，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两个毛孩子。
他压根儿不相信他们说的话，认为他们无非是吹牛说大话罢了。他对他们说，至少已经有50个人跑到他这里来对他说类似的话，他说他的态度是只看实际结果。谁最先向他提供成熟的语言，谁就可以同他作生意。
对比尔·盖茨他们说的事情，他不以为然。
但是，没过多久，他又收到比尔·盖茨一封信，说他们已经研制出了一种BASIC语言翻译器，可以在所有使用8080微处理器的计算机上使用。他们愿意通过罗伯茨的公司，出售拷有这个软件的盒式磁带或磁盘。
每套软件收费0.5美元。
罗伯茨见信上已经把事情说得十分具体，就按照信封上的电话号码给他们去了一个电话，但是电话却打到了湖滨中学，接电话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这使罗伯茨大有再次受骗上当之感。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既已夸下海口，就得拿出东西来，而且他们心里很清楚，在这个时候，一定还有别的人有同他们一样的想法，在做同他们一样的工作。他们只好加紧为阿尔塔8800设计BASIC语言。一连8个星期，比尔·盖茨没有去上课，也没工夫再去玩牌。他和保罗·艾伦夜以继日地呆在计算机旁，要为阿尔塔8800机编程，私心里还有一个愿望——想向大家证明英特尔公司的专家们也会下错误的结论。要为这种机器编程，首先应当具备一台这样的机器。可是比尔·盖茨现在是一个穷学生，保罗·艾伦也不过才做了打工仔，拥有自己的计算机只是一种奢望。就连罗伯茨本人，也只有一台供在各地巡回展出的样机。
无奈，只好再次采用迂回战术，在他们已经十分熟悉的PDP—10型计算机上模拟阿尔塔的微处理器，而PDP—10型计算机在哈佛大学里是不难找到的。
由大卫·奥斯本写的一本8080芯片详细说明书，加上《大众电子》上那篇文章，这几乎是他们惟一的参考资料。这位奥斯本也非等闲之辈，他后来也成了美国计算机革命中的风云人物。保罗·艾伦凭借多年积累的丰富技术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巧，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在PDP—10型计算机上作出了阿尔塔处理器的模拟器，比尔·盖茨则为该机的BASIC语言编制了设计要领。
对计算机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内存空间的大小是计算机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个人计算机，其内存一直在逐年扩大，现在普遍都安装2M、4M、8M，甚至16M、32M字节的内存，而当时的阿尔塔8800仅有4K字节内存。如果我们知道要1000K才相当于1M，那么，4K字节的内存是个多大的概念，就可想而知了。比尔·盖茨要使他编制的BASIC语言在4K字节内存的计算机上使用，显然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他得克服一系列技术方面的困难，还要同时间竞争，因为一定还有不少别的公司也在为这种计算机开发BA-SIC语言。不过，比尔·盖茨在软件开发方面已不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编码经验，因此做起这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来仍是信心百倍。
比尔·盖茨后来回忆说：“为阿尔塔编写BASIC真是令人精疲力竭。
当我思考的时候，我时常前后摇晃或踱步，因为这样有助于我把精力集中在一个想法上，排除干扰。1975年冬天，我在宿舍里做了大量的摇晃和踱步。我和保罗·艾伦睡得很少，可谓夜以继日。我常常睡在书桌旁或地板上。好些日子既不吃东西也不会见任何人。”
他们废寝忘食地干了两个月，BASIC语言的编写已经基本完成。他们再次给罗伯茨打电话，说他们已经成功地在阿尔塔上应用了BASIC语言，而实际上他们直到那时，别说没有见过阿尔塔8800计算机，就连英特尔公司的8080微处理器也不曾一见。
这一次，罗伯茨仍然半信半疑，要他们亲自到阿尔伯克基表演他们的程序。
他们答应了，但是时间是在三个星期之后。
二月底的一天，约定去阿尔伯克基会见罗伯茨的日子来到了。他们决定让保罗·艾伦前往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比尔·盖茨则在哈佛等他的消息。前一天晚上，保罗·艾伦回家睡觉，以便养精蓄锐，对付谈判——他们实在太辛苦了。比尔·盖茨为了万无一失，又熬了个通宵，把程序仔细检查了一遍。天刚一亮，保罗·艾伦就拿上程序，搭出租车去了机场，坐第一个航班去波士顿。他对会谈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他不知道他们开发的软件究竟有没有毛病。当飞机快要到达波士顿时，他突然想起忘了为阿尔塔8800编一节进入BASIC语言的代码，只好在飞机上立即补做这个工作。
来机场迎接他的是个40开外的彪形大汉，开的是一辆卡车。他就是艾德·罗伯茨。汽车直接开到公司的开发实验室。保罗·艾伦原以为那一定是市区里一座惹人注目的豪华大楼，结果却令人大感意外——那不过是一间小小的店铺，而且蜷缩在洗衣店和按摩院之间。使保罗·艾伦更感意外和麻烦的是罗伯茨竟把他当做大亨，带他去了一家豪华旅馆。
保罗·艾伦带的钱根本不够支付旅馆费，只好向罗伯茨告借。当晚，保罗给比尔打电话，说此公司并不如他们想象那样气派，不仅汽车破旧，花钱也很不大方，看来经济实力并不怎样。他担心他们为这个类似作坊的公司开发的软件有可能明珠暗投。
不过保罗·艾伦更关心的还是他的BASIC语言软件是否能在计算机上通过试验。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到第二天，这是一个决定他和比尔·盖茨未来命运的日子。当他走进公司开发实验室的时候，才第一次有幸一睹阿尔塔计算机的风采。
他把打上程序孔的纸条装进纸条阅读器，然后等待计算机的反应。
这短短的几分钟对保罗·艾伦来说是那样的漫长。他完全不知道这台素昧平生的计算机是否会接受他编写的语言。如果计算机毫无动作，就表明他和比尔·盖茨将功亏一篑，今后的一系列宏图大略都将化为一纸空谈。他正在浮想联翩之际，阿尔塔突然开始对软件发生反应，电动打字机打出了“准备就绪”的字样，说明他们编写的BASIC语言已经被计算机接受了！接着，保罗·艾伦试验性地输入一个2+2的指令，阿尔塔马上给出一个4的答案。于是保罗·艾伦知道，他们编写的程序至少有70％没有问题了。
到这时，他才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准备马上试验比尔·盖茨用BASIC语言编制的第一套软件，那是模拟宇宙飞船在燃料用完之前在月球上着陆。阿尔塔8800也是首次作实用性运行。
结果表明模拟非常成功，比尔的BASIC语言在机器上工作得相当出色，令罗伯茨惊叹不已。保罗·艾伦后来回忆那个时刻说：“这家公司能够研制出计算机，却不能使它运转起来。而我的惊讶则是这台机器竟能听命于我的指令。”罗伯茨也感慨地说：“我们的机器终于成了有用的机器，我兴奋得几乎晕了过去。那真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这两个小伙子从来没有见过阿尔塔，却做出了如此出人意料的工作。”
他决定按比尔·盖茨他们的条件订购软件。
保罗·艾伦欣喜若狂，立刻给比尔·盖茨打电话，告诉他实验大获成功。比尔·盖茨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意识到他编写的BASIC语言不仅可以使阿尔塔腾飞，而且对于整个计算机行业也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意味着微型计算机从此将在极为广大的领域获得应用。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它宣告了一个计算机时代的来临。由于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研制的软件使计算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实用领域，计算机就得到了迅速而普遍的推广，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由美国西北部蔓延到了全美国。人们争相购买这种计算机。不久，这股计算机热潮就席卷了全世界。
而这两个推动计算机革命的人物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当时年龄分别不到20岁和22岁。
比尔·盖茨后来说：“我们同它（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一起干，是因为它一直是把廉价的个人计算机出售给大众的第一家计算机公司。
到1977年，苹果、RadioShackCommodore等公司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我们为大多数的早期个人计算机提供BASIC语言。那个时候，这还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软件成分，因为用户们用BASIC语言来编写他们自己的应用程序，而不是购买包装好的应用程序。”
比尔·盖茨在激动兴奋之余，决心对这种语言再作改进，然后才让罗伯茨推向市场。他在哈佛大学的中心计算机上工作，每天要干20小时。
他的法律教授对这种行为大惑不解。校方发现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长期利用学校的计算机开发商用软件，也表示不满，因为这有违学校一直推崇的精神，虽然对此一般也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学校对比尔进行严厉批评，还以开除相威胁。但是比尔·盖茨提出了一个难以辩驳的理由，使校方无话可说。他声言：“学校并没有制订具体的规则，说明应当如何使用学校的计算机。况且，既然教授可以使用学校图书馆著书立说，从而获得稿费和版权，学生又为什么不能利用学校的计算机搞商业性研究呢？”学校对此无言以答，只好作出一个正式规定：学生利用学校的计算机研制出商品，学校有权分享利润。
保罗·艾伦接受了罗伯茨的邀请，于1975年5月到他的公司任软件部经理，专门负责开发软件。其实他不过是个光杆司令——所谓软件部也就是他一个人而已。这个公司现在已经名扬四海，它像一块强大的磁铁，吸引着无数计算机爱好者。这些人做梦都在想着拥有一台个人计算机。罗伯茨把这种庞然大物缩小成了可以放进书房的玩意儿，就使70年代的美国人产生了一种新的激动。人人都希望率先掌握这种有可能领导新潮流的技术。罗伯茨的公司马上生意兴隆，他们全力以赴地忙着生产阿尔塔计算机。
比尔·盖茨仍然回到哈佛大学念书打牌，做他并无多大兴趣的事情。
保罗动员比尔假期中也到这家公司继续改进BA-SIC语言。
比尔·盖茨研制的BASIC语言经过无数次改进，已经达到了在当时看来相当可靠的水平：使用者一旦出错，它就会产生提示，告诉错误出在什么地方；另外，它不会像当时的许多软件一样，因为自身有错而导致死机。总之，比尔·盖茨的BA-SIC语言从那时起曾独领风骚达6年之久。
比尔和保罗频频通过电话商讨他们的BASIC语言问题。他们预测到一个软件市场将随阿尔塔计算机的诞生而诞生。他们坚信他们可以靠出售他们的软件赚一笔大钱。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办一家自己的软件公司。为此，比尔·盖茨就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不办公司而继续在哈佛念书，要么办公司而告别哈佛。
比尔·盖茨再三思索，终于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离开哈佛，立即投身计算机事业。
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了父母。他的母亲玛丽·盖茨是华盛顿州立大学评议会会员，在教育界享有盛名，当然反对这个决定，认为比尔·盖茨竟然敢于无视哈佛的教育，置这所名牌大学的文凭于不顾，简直不可思议。他的父亲自然也因为此举有悖于自己的初衷——让儿子今后进入法律界——而大为不满。但是俩人都对什么计算机啦软件啦一类玩艺知之甚少，感到要说服儿子殊非易事。他们找到了一位在计算机产业和商业方面都十分在行的德高望众者斯托姆，寄希望于他来说服比尔·盖茨改变决定。
斯托姆一向以善于仲裁和调解著称。他借一个机会让比尔·盖茨在假期去山里的旅游地雷尼尔俱乐部参加宴会——那地方向来名人荟萃。
结果是比尔·盖茨反倒向斯托姆滔滔不绝地作了一番演讲，详细说明了他现在所作的事情和今后的打算。斯托姆本人也是搞电子技术而由一文不名发展到拥有千万资产的。他发现比尔·盖茨将走的道路酷似自己当年已经经历过的道路。他对艰苦创业的历程深有了解，而且对比尔这样有胆识有作为的青年打心眼里佩服，也完全懂得一个以计算机的普及为标志的新纪元正在开始。他明白了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要做的事情具有的开拓意义，不仅没有劝他打消退学的念头，反而鼓励他好好干下去。
为此，玛丽有好多年对他颇有芥蒂。
但父母已经别无他法，只好由着儿子去干。
二年级念完后，比尔·盖茨就毅然离开哈佛，去了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同保罗·艾伦一起专心搞起软件开发来。
6. 创建微软公司
1975年7月，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终于将他们久存于心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他们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正式创建了微软公司。
微软 （Microcoft）二字是微型计算机（Microcomputer）和软件（Softwave）的缩写。现在，微软二字已经名扬全球，对计算机稍有了解的人无人不知。这个鼎鼎大名的公司的创办者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当时的年龄如前所说，分别是20岁和22岁。
这个公司就其实质而言并不是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原来创建的那个交通数据公司。它们是两家在法律上完全独立的公司。按照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当时的协定，公司的权益按个人投入的劳动分配，为：
比尔·盖茨60％，保罗·艾伦40％。后来，这个比例又调整为64％和36％。
微软公司成立后，就同罗伯茨的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签订了第一个合同，把销售其BASIC语言软件的专利权授予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
在这个合同中，比尔·盖茨以其优异的法律知识，精确地规定了软件的开发者、销售者和使用者各自拥有的权利。这个合同后来成了软件专利合同的典范。
要启动罗伯茨的阿尔塔计算机，就必须具备密度较高的存储板和快速输入程序。罗伯茨在自己的机器里安装了他设计的4K存储板，这使比尔·盖茨他们的BASIC语言在计算机上有可能运用。但是这种存储板的可靠性太成问题，比尔·盖茨编写了一套存储测试程序，用它来检查这些存储板时，发觉都不能使用。而罗伯茨拒不承认这一点。他根本没有把比尔·盖茨看在眼里，认为比尔·盖茨太嫩，对商业一窍不通。
然而挑战却无情地从公司外进逼而来。加利福尼亚州一名计算机爱好者开办了一家公司，设计制造了一种质量不错的4K存储板和其他一些适用于阿尔塔的部件，另有一些公司也生产了能与阿尔塔兼容的插件。
罗伯茨勃然大怒，在报上发表文章谴责这些公司，说他们这样作是地道的“亵渎行为”，骂厂商是“寄生虫”、“恶棍”。但那些人对此未予理睬，有两个奥克兰人反而把他们的存储板公司取名为“寄生虫公司”。这样，罗伯茨就只能以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为他开发的BASIC软件作为拳头了。
为了推销机器，罗伯茨采用了搭售的作法：单独购买BA-SIC软件得付500美元，如果同时购买存储板，则BASIC就只卖150美元。500美元超过了计算机本身的价格，引起人们普遍的不满，于是，报复行为频频产生。罗伯茨向客户提供的机器只能将程序存储在纸带上，使用的时候再装入存储器。比尔·盖茨他们花费极大心血研制的BASIC语言记录在纸带上，一些爱好者就复制纸带广为散发，使比尔他们蒙受了重大损失。
比尔·盖茨看见了这种销售方式产生的后果，决心不再把软件作为计算机的搭配出售，而必须建立软件是单独一种商品的概念。
罗伯茨的计算机用纸带输入程序，因此，要使用这种计算机还必须具备纸带阅读器和纸带打孔机，而这些机器当时的价格都相当昂贵，甚至超过阿尔塔计算机本身的价格。当然，它运行的速度也太慢。
其时，IBM公司已经使用磁盘驱动器来存储程序。它是一个覆有磁性物质的薄盘，可以高速旋转，磁头能在盘上精确定位，迅速读写信息。
罗伯茨打算把这种先进的磁盘驱动器用在阿尔塔上，为此，就得编制管理软件。
保罗·艾伦请比尔·盖茨作这件事。比尔·盖茨一再推辞，原因是他那时仍在哈佛，而且仍在继续上学和退学办公司这两个选择之间犹豫不决。再说，比尔·盖茨这时对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已经颇有了解，他看见罗伯茨此人目光短浅，对整个计算机市场及其发展趋势一窍不通。他想的事情要比为这家公司开发软件高远得多，他看见了更广阔的天地，因此，他对保罗·艾伦的请求响应不太积极。他说他当然会编写这种磁盘代码，但并不是为阿尔塔机。
1976年2月，他终于经不住他的朋友，公司软件部主任保罗·艾伦的催促，从波士顿来到阿尔伯克基，为罗伯茨的公司编制磁盘BASIC语言。这时，他和保罗·艾伦住进了离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不远的一家便宜的旅馆。他用一枝笔和一叠草稿纸，花了大约10天时间就完成了编制磁盘BASIC语言的工作。他采用了数据资料分配的方式来处理磁盘有效空间的分配和管理，这样就一反传统的作法，大大加快了数据资料的处理速度。由于磁盘作为一种存储信息的方式有其方便快捷的优点，磁盘驱动器在计算机上得到了广泛使用，BASIC语言自然也就成了大量应用软件的程序编制语言。7月，这个磁盘操作系统正式发行，售价200美元。
但是，如果同时购买公司的16K存储板，这个软件就几乎免费。当然，这又是罗伯茨惯用的促销伎俩。
7. “谁愿意白干？”
罗伯茨原以为他获得了独家经营BASIC语言的权利，他的计算机和存储卡等其他有关产品就会大开销路，但是，他制造的计算机质量欠佳，又不能向用户如期交货。而且为了促销，他还频频玩弄并不高明的推销技巧；寄出去的存储卡往往不能正常工作，顾客急需的BASIC软件因“暂时无货”而久久收不到。这使用户对罗伯茨的公司大为不满。
有一次，计算机俱乐部有人在一个展览场拾到了罗伯茨公司的BASIC语言打孔纸条，便交给一名叫丹·索科尔的人复制。微软公司的 BASIC软件被无穷尽地拷贝出来，免费送给阿尔塔机的使用者和业余计算机爱好者。微软公司的收入由此大受影响，再说，比尔和保罗也不愿意看见这个尚不完善的软件如此广为流传——他们本来是想将其中残存的错误清除干净后才公开发行这个软件的。
于是比尔·盖茨写了一封致计算机爱好者的公开信，刊登在阿尔塔用户通讯上。他说：“我们出售软件获得的专利费，如果以我们花在阿尔塔机BASIC语言编制上的时间来平均，每小时其实只值两个美元。多数计算机爱好者想必知道，你们中大多数人拥有的软件都是盗窃来的。
硬件必须用钱买，而软件则是可以彼此分享的。但是你们可曾为软件编写者想过，他们的工作是否得到了应得的酬报？……”他激愤地写道：
“谁愿意白干？哪一个计算机爱好者愿意花费他3年的生命来编制程序，寻找其中的错误，并把这程序制成文件，而只是为了让别人拿去随意分送？”
比尔·盖茨这封公开信得到了300封回信。有人对比尔·盖茨提到的盗窃事实表示异议，不同意计算机爱好者中许多人都在使用盗版软件的说法；有人表示对盗版行为不满；有的小公司宣布不打算继续经营软件买卖了，因为如此下去恐怕今后不会再有人愿意花大价钱购买软件……一些人则提出种种荒谬理由，为自己非法使用软件的行为进行辩护。他们说什么BA-SIC语言无疑属于公众的领域，说什么计算机爱好者是利他主义者，不是窃贼，说什么如果没有BASIC语言，他们的系统几乎毫无用处，说什么他们看不出这软件有什么道理值这么大的价钱，等等。还说，如果使计算机运行所必须的软件价格太高，则使用者对其进行拷贝供自己或他人使用应是可以理解的……
软件的开发者们也想方设法编制保护软件，使自己花费大量心血开发的软件不至被非法复制盗用，但是收效甚微。程序都是写出来的，因而也就总能找到破译的办法。无奈，许多公司便把由于非法复制而受到的损失加进成本。
为此，比尔·盖茨在该通讯上又写了一封公开信，继续对盗版行为进行谴责。他说：“目前困境的产生，恐怕是由于许多人都不理解这一道理，即开发软件必须在时间上作出巨大投资；如果开发者得不到这一投资的合理报酬，那么，就没有人或公司愿意再去开发更多的软件了。”
他还说，当然，也有一些保护软件的办法，例如把程序永久储存在只读存储器里，但那样的结果是如果程序中发现了错误，使用者就没有机会对它进行改正，最终仍是对使用者不利。比尔·盖茨在这封信里提出了软件同音乐文学作品一样，也是一种知识产品，并不是谁都可以免费随便使用的。
比尔·盖茨后来指出：“但是，我的观点并没有说服许多爱好者给我们付软件费，他们似乎喜欢使用人家的软件并互相 ‘借用’。幸运的 是今天大多数用户都明白，软件要受到版权法保护。软件盗用问题仍然是贸易关系中的重大议题，因为某些国家还没有或者不想实施版权法。”
8. 这场官司完全可以打赢
这个时期，比尔·盖茨的心思开始用在如何使已经成立的微软公司迅速起飞的问题上。显然，如果他的公司能够为国内几家微型计算机公司提供BASIC软件，情况就会有很大变化。他于是四处奔走，到各计算机公司去宣传他的BASIC，希望这些公司在出售他们的计算机时，能够配上微软公司的BA-SIC语言软件。比尔·盖茨在计算机软件方面的杰出知识和非凡的作为，以及他强大的说服力，给公司的经理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他就得到了通用电气公司、NCR公司、花旗银行等大型企业的定单。
微软公司的业务兴旺起来，比尔·盖茨马上感到自己无法应付这么多工作，便开始招兵买马。1976年4月，他首先雇佣了湖滨中学的同班同学马克·麦克唐纳。5月，他又让也是湖滨中学同班同学的理查德·韦兰德来公司工作。马克很快改进了BASIC8080语言，理查德则为摩托罗拉公司的6800处理器编写BASIC语言和COBOL语言。8月，比尔·盖茨又聘请了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阿伯特·朱和史蒂夫·伍德。这两个人是看到张贴在大学里的招聘广告以后前来应聘的。
家大业大了，微软公司就在阿尔伯克基市区里租下4个房间作为办公室。他们将几台终端机同该市公立学校的PDP—10型计算机联网，再添置一些必要的家具，微软公司就正式开业。比尔·盖茨主管公司的行政事务。他要签发支票、填写税务表、处理广告业务、推销产品，史蒂夫和理查德继续作技术工作。到了年底，保罗·艾伦辞去了他在罗伯茨那里的工作，到微软公司来同比尔·盖茨一起经营微软公司，他们的业务逐日兴旺。
他们4个人住在一套公寓里，每天在一起紧张工作，为阿尔塔计算机编制各种驱动程序，让它与打字机，纸带阅读机联机。这些年轻人自有一套生活习惯和作风，他们工作室里不断传出吵人的摇滚乐声，叫罗伯茨难以忍受又大惑不解。他不明白这些人怎么能在如此吵闹的环境中动脑筋。罗伯茨以独断专行著称，但比尔这个年龄比他小13岁的后生竟然在同他争论的时候毫不相让，常常令他下不了台。比尔·盖茨发现罗伯茨的公司没有前途，因为它“是在一条奇怪的轨道上运行，所有人的市场感觉都贫乏不堪。……在这家公司里，除了罗伯茨本人，其他人都噤若寒蝉，这真令人不解。”
1976年底，保罗·艾伦一心经营微软公司的业务，他在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的软件部主任一职被马克·张伯伦取代。罗伯茨还任命了他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埃迪·柯里为执行副总裁。张伯伦一上任就发现其他几个部的主任都同罗伯茨颇多分歧，罗伯茨试图牢牢控制这家公司，不喜欢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缺乏市场眼光，不仅未能使自己的产品形成系列，更没有向用户提供必要的服务。这就注定了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的生存之路已经走到尽头。1977年5月22日，他只好把自己的公司卖给一家生产磁盘和磁带机的佩特克公司。佩特克公司同意罗伯茨在该公司保留个人股票和开发实验室。
此时，微软公司也正在同一些企业谈判转让BASIC的专利权问题。
微软公司认为这个专利权是属于自己的，佩特克公司没有任何道理据为己有。而佩特克公司却认为它已经买下了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当然也就拥有了BASIC的专利权，微软公司将其转让纯属侵权行为。问题自然回到了罗伯茨那里。根据微软公司和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签订的合同，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并不拥有BASIC的独家使用权，更没有这种语言的转让权。但是罗伯茨却声言他已经根据合同付给了微软公司20万美元的授权费，BASIC语言是完全属于他的。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迫不得已，只好扬言若事情不能得到合理解决，便要诉诸法律。佩特克公司的经理们见提出要打官司的是两个20出头的毛小子，不禁哑然失笑，相信他们涉世不深，岂能同久经沙场，有强大律师阵容作为后盾的大公司一较高低？如果真打起官司来，佩特克公司当然稳操胜算。
微软公司不甘示弱，毅然起诉。
但是比尔·盖茨他们却没有料到这样作也使自己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法院通知他们，在结案之前，微软公司不得动用销售BASIC8080软件的全部所得，而这却是微软公司的主要经费来源。微软公司只好依靠出售他们开发的另一些软件如BASIC6502和FORTRAN的收入苦苦撑持。
然而，更令人忧心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市场上陆续出现了其他一些公司开发的BASIC语言软件，这无疑使他们感觉到，微软公司不仅在BASIC语言开发方面面临落伍危险，而且他们的经济利益最终也会受到威胁。
但是，为了维护公司的权益，比尔·盖茨仍然全力以赴地准备打这场官司。他在哈佛所学的法律知识这时大大助了他一臂之力。不仅如此，他还去向父亲讨教。父亲仔细分析了案子之后告诉他，这场官司完全可以打赢。他还为儿子介绍了阿尔伯克基一位资深律师来承办此案。
经过忐忑不安的6个月之后，即1977年12月，法院指派的仲裁员终于宣布佩特克公司和艾德·罗伯茨违背协议，罗伯茨将BASIC语言软件的专利权卖给佩特克公司纯属“商业剽窃”行为，判定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只有权使用BASIC软件，微软公司则享有该软件的销售权。
至此，比尔·盖茨知道他同罗伯茨的关系也正式宣告结束了。他的微软公司也再没有留在阿尔伯克基的任何必要了。但在考虑搬迁之前，他还得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
财政上的紧张状态也告结束，1977年后，微软公司就再也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比尔·盖茨对法律的作用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这在他今后取得的一系列成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来，曾在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和佩特克公司工作的一些人如张伯伦、安德烈亚、刘易斯、马克等，都纷纷离开这两家公司，先后投奔了微软公司。他们后来都成了微软公司的领导和骨干。应当承认，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在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里的那一段经历，对于他们后来的发展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的。他们在那里的工作奠定了他们作为软件设计专家的地位，而且，他们首次亲自参与了产品从设计到生产到推销的全过程，这使他们对市场规律有了切身的了解。他们还在这里结识了一批彼此了解、精诚相见的计算机精英。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共同进行开创性的工作，使微软公司的发展得到了多方面的保障。
9. 那小孩就是董事长本人
1977年初，微软公司的业务迅速扩大，租赁的4个房间已经无法容纳这个小小的公司。他们决定搬家，选阿尔伯克基市双圆中央大楼8楼一套房间为公司新址。
这时，比尔·盖茨在哈佛办理了正式退学手续。他已经再也无法顾及两头，一边主持公司的工作，一边还得不时回大学念书。他愈来愈有一种迫切感或者说一种警觉：在校园里多呆一天，就会多一份悔恨；在校园里多呆一天，就会少一个机会。就是在学校里，他也无时无刻不在做办公司的知识上的准备。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营销管理方面的书籍，研究商法，因此，在公司初创的时候，技术负责人、销售员、律师、谈判代表等一切工作，实际上都是他一个人包干。
他彻底告别了哈佛学府，在阿尔伯克基安下心来。
他们当时一共是6个人，面临的任务是进一步改进BASIC语言，使之能适应计算机市场上层出不穷的各种机型。
小伙子们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公司里总是笼罩着一片繁忙景象，有时甚至使人感到有些混乱。这时，他们不得不雇请一名女秘书来管理杂务。
在米丽亚姆·卢宝前来公司面试之前，曾有一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在这里干了两个月，最后扔下一句“这里太无聊”便扬长而去。卢宝当时已经42岁，有4个孩子。她不甘于呆在家里过单调寂寞的日子，想摆脱家庭妇女的无聊生活，出来干点更有意义的事情。
比尔·盖茨不在公司，由史蒂夫·伍德来对卢宝作面试。他自称总经理，说这里需要的是一位能干各种杂活的人。工资当然可观。
卢宝不知道人家会不会聘用像她这个年纪的女秘书。在一般人心目中，女秘书总是和年轻漂亮的小姐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面试之后一个星期，她被告知已经录取。
她很快就去公司上班，发现公司里只有几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几间房里全是计算机，人们干的活儿就是从早到晚在键盘上敲个不停。给她分配的任务是每天到市公立学校计算机中心去取回一大叠“报表”。卢宝在公司里干了好几天活，对什么是计算机软件仍然没有什么概念。她认为那些印着许多记号的“报表纸”，一定就是小伙子们常常挂在口头上的所谓软件了，而那些“报表纸”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
卢宝被告知，未经允许，不准任何人进入有计算机的房间。她严格执行着这个命令。但是有一天，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居然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公司的办公室。她立刻去报告伍德，说有一个小孩闯进了董事长的办公室。但是伍德却告诉她，一点没事，那小孩就是公司董事长本人。
卢宝张大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她忍不住问伍德：“对不起，史蒂夫，董事长多大了？”
伍德回答说：“21岁。”
卢宝更是惊讶得目瞪口呆。
在微软公司呆的时间长了，卢宝对公司的情况渐渐有了了解。她知道这个公司在键盘上敲打出来的那些“报表”，并不就是最后出售的所谓软件，而只是用来作磁盘的；磁盘才是公司生产的最后产品，公司的所有收益都来自这些磁盘。当然，磁盘上存储的东西一定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她渐渐希望知道更多有关公司的情况，常常对比尔·盖茨提出一些问题。比尔·盖茨总是用她能够懂得的语言耐心地向她解释。
她还发现比尔·盖茨虽然如此年轻，却非同凡响，具有一个杰出人物必备的优秀素质。他记忆力惊人，卢宝问他任何电话号码，他都能够立刻说出。他读书极快，对法律的了解十分深透，这当然与他在哈佛的学习和他父亲的影响有关。一些律师把经过仔细推敲的合同拿给他看的时候，他往往大加修改乃至重写。在同客户谈判时，他的气度与老于此道者毫无二致。他开起车来速度也太快，这一点，卢宝是在不止一次看到寄给他的罚款通知单后猜到的。卢宝还有一个最深的感受，那就是比尔·盖茨没有休息的概念，每周从星期一工作到星期日。他经常接连好几天呆在办公室里不出门，夜里就在地板上睡一会儿。比尔·盖茨对吃饭也似乎没有概念，工作或会客时，他都常常忘了吃饭；这时，卢宝便主动提醒他，或在中午时给他买一个汉堡包。
但是，不久以后卢宝就发现，美国不少赫赫有名的公司的老板，一个接一个衣冠楚楚地来这家小公司，会见这个衣着随便的小伙子。他们来之前总要通过电话问卢宝，到了机场如何知道前来迎接的人中谁是比尔·盖茨，卢宝便千篇一律地回答说：“简单极了，如果你看见一个戴眼镜的金发孩子，模样只有16岁左右，各方面都有点与众不同，那就是他！”比尔·盖茨乘飞机外出时也有点特别，总是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才赶到机场，决不提前太多。于是就常常在途中闯红灯，或差点上不了登机扶梯。卢宝为了避免差错，就在通知比尔·盖茨飞机的起飞时间时，往往将它提前15分钟，让比尔·盖茨早些赶往机场。比尔·盖茨这么作大概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可以节省时间，好在终端机前多干一会儿；另一个原因则是心理方面的。他曾说：“我喜欢在事情面临紧要关头时那种全力以赴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你往往会有高水平的表现。”
卢宝成了微软公司的总管家。她发工资、记账、接定货单、采购、打字、照顾公司职员的生活，让他们工作的环境尽可能舒适方便一些。
她按比尔·盖茨的嘱咐去商店定货，让他们每星期给微软公司送两次可口可乐。后来，微软公司又免费给职员提供了牛奶和果汁。
有一次，马克上班时发现他前一天编制的一叠程序纸不见了，很不高兴地问卢宝是不是把它给扔了。卢宝说绝无此事，因为她从来不会扔掉办公室里的任何纸张，她知道这是一条严格的纪律。但是马克坚称他昨天晚上在计算机下放了一厚叠报表纸。卢宝想了半天，才意识到这可能是清洁工打扫屋子时，把地板上的东西都当垃圾清扫了。这使马克几个小时的工作付诸东流。于是又为清洁工作了新的规定：屋子里的东西，除废纸篓里的外，一律不得清扫。但是如此一来，可口可乐空瓶乱七八糟地堆放在地板上，清洁工也不敢清扫。卢宝又只好向清洁工解释垃圾在这里的概念。
卢宝在公司里最后也学会了使用计算机，不过，她的工作也就是在机上用磁盘为用户拷贝BASIC或FORTRAN软件。干着这样的工作，她真感到自豪极了。
10. 标准意识
70年代是美国计算机和计算机软件行业蓬勃发展的年代，大有群雄争霸，各领一代风骚的气势。尤其在70年代后期，“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新牌微型机问世”。但是也可以想象，在成功者辈出的同时，又有多少英雄落荒。前面提到的罗伯茨的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就是落荒者之一，它生产的阿尔塔计算机质量上不去，公司在强手如林的角逐中败北，最后被佩特克公司收买。而佩特克公司不久也奄奄一息。后起之秀的IMSAI公司意欲生产更专业化的计算机以赢得市场，但仍然因质量方面的原因而美梦难圆，最后也几乎弄到破产的地步。这给微软公司也带来一些损失，因为IMSAI同微软公司签订了转让FORTRAN语言软件专利的协定，IMSAI倒闭，微软公司也就得不到这笔款项了。1977年，终于出现了坦迪克公司的TRS－80型计算机、科莫多公司的PET型计算机和苹果公司的苹果二号计算机。这些计算机在性能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产品，销售量当然也就扶摇直上，TRS－80型计算机上市一个月就卖出一万台；PET于1977年在第一届西海岸计算机交易会上大获成功；苹果二号机不仅质量优异，使用方便，而且具备了磁盘驱动器，很快成为热门产品。微软公司先后为这些机器开发了先进的BASIC语言。
但是，在计算机发展之初，各公司为了求新和保持自己的特色，都独自采取一套操作系统。软件公司不得不投其所好，为它们编制形形色色的软件。这些软件花费大量精力编制出来，销售量却不大，因为它们的实用范围太有限。
这时，西雅图人，也是比尔的老熟人加里·基尔代尔教授，为英特尔公司的8080微处理器编制了一套叫做CP/M的微机控制程序，所有用8080微处理器的计算机都可以使用这个操作系统。于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好几十家公司都采用了这套操作系统，这使基尔代尔一年的收入超过6万美元。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看准了CP/M的前景，他们知道这个操作系统最终将成为一个标准。他们在研制开发他们的FORTRAN和COBOL时，就选择了这个系统，使他们的程序可以为许多计算机采用，因此他们的软件销路不错。
1977年，微软公司的销售额达到50万美元。
到了 1978年，微软公司已经在微机语言上占了统治地位，他们的BASIC已推出第5版，逐渐被人们公认为标准件。年底，公司的赢利突破100万美元，已有13名雇员。
许多国家或政府都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为一些技术设置规范，使它具有通用性，这就叫做法定标准，具有法律的效力。
但是，国家制定的标准往往不一定就是市场上习以为常的标准。比如，一般人想当然地以为，英文打字机和电脑的键盘设置，一定是百余年来经过无数次改进，根据各字母的使用率确定下来的，应该是十分科学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它的键盘设置是开始的时候随意定下的，但是由于已被社会确认，也就成了一种事实标准。同样的情况也见于钟表指针的走向。
由于市场变化多端，事实标准必然随经济机制变化而变化，当有更好更先进的东西问世的时候，事实标准就自然改变。比如，我们今天已经很少见到使用电子管的家用电器，因为它们被后来的半导体器件挤出了市场；电唱机十年前还是“音乐中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现在已经难寻踪迹，而且所有唱片公司都已转产——这套相当成熟的技术几年间就被无情淘汰，而由现在的激光唱机完全取代。
比尔·盖茨对事实标准有很深的认识。他说：“事实标准常常通过经济机制在市场上发生变化，这种经济机制与推动商业成果的正向螺旋十分相似，它使一个成功推动另一个成功。这一概念叫做正反馈，它说明事实标准为什么常常出现在人们寻求兼容性的时候。”
那么，如何才能产生正反馈循环呢？比尔·盖茨认为事情非常简单，“只要有一种稍微优于对手的做法”就行了。而在高技术产品中，实现 兼容性就是最有效的做法，既可以生产大量的产品，成本却不一定会有多大增加。
他举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录像机的制式之战。从技术上说，当时的BETA制式更为出色。但是，使用这种制式，一盘录像带只能录制一个小时，无法录下一场电影或一场足球赛；而用VHS制式，则一盘磁带可以录3个小时。比较起录像的质量来，当时一般的用户更关心的是带子的容量。因此，JVC公司开发了VHS标准，并容许其他录像机生产厂以低廉的许可费使用这一标准。于是，VHS制式的录像机大量生产出来，VHS制式的录像带也随之占领了市场；人们自然就习以为常地认为VHS制式是一种恒久的标准，而愿意多收藏VHS制式的带子。生产厂家便加倍生产，使它逐渐占领了市场。1983年，当VHS制式磁带开始逐渐被确立为标准的时候，它在美国的销售量也随之开始剧增，当年就比前一年增加50％，为950多万盒；1984年，销量达到2200万盒；至1987年，该数字升至1.1亿盒。至此，VHS录像机便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任。而与JVC公司同时起步的SONY公司曾使用BETA制式，由于这种制式对用户不太有利，就逐渐被冷落下来，最终导致彻底失败。比尔·盖茨说：“VHS是正向反馈循环的受益者”。他还说：“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一种新技术接受水平的数量变化，能够导致技术作用本身的质量变化”。
他还举了激光唱机为例，来说明配套软件对于建立标准的重大作用。他说，这种唱机刚问世的时候，销量不多，原因之一在于没有更多的音乐曲目可供使用。后来，当激光唱片大量涌入市场之后，激光唱机的优越性就充分显露出来，很快取代了有百年以上历史的机械唱机。
比尔·盖茨深刻认识到，“计算机对其用户的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它的质量和可供计算机使用的各种应用软件。”
他希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公司，但是，既然与罗伯茨已经毫无关系，他们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阿尔伯克基。有人建议比尔·盖茨把公司迁往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那是一个高技术公司密集的地方，是许多著名计算机公司的诞生之地，对于微软公司今后的发展，应是大有好处的。
但是，保罗·艾伦却希望公司迁回西雅图。他说：“我们的公司正在发展之中，需要大量人才，阿尔伯克基地处沙漠中心，我们很难说服人们到这个地方来工作。……我们都是西雅图人，在沙漠中呆的时间长了，谁不想看看绿树和流水呢？我想，要招募人们到西雅图去工作，应是没有问题的，那可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好地方啊！”
1978年夏天，比尔·盖茨终于决定将微软公司迁往自己的家乡西雅图。
卢宝问他：“比尔，你为什么要离开阿尔伯克基呢？”
他回答说：“我要回到西雅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朋友，那里还有水！”
他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滑水运动给他带来的快乐了。
他希望卢宝也能去西雅图，同他们在一起。但是卢宝的家在阿尔伯克基，她不能离开丈夫和孩子，随公司一道西迁。于是比尔告诉她：“只要你回来，我这里永远会有你的工作位置。”
微软公司在西雅图郊区国家银行大厦 8楼租了几间房子作为办公室。1979年1月正式在新址营业。
在西雅图有闻名全球的波音公司，有好几所名牌大学，他们有机会雇佣到优秀的软件编写人才。保罗·艾伦说：“在雇佣人员时，我们不怎么看重学历和背景。我们只想雇佣热爱程序编制工作的人。同热忱和编程的才能相比，资格是次要的。”
11. “蓝色巨人”的神秘使者
1980年8月，IBM公司有人给比尔·盖茨打电话，说有两个人希望会见他，请他安排一个时间。比尔·盖茨不以为然，因为 IBM虽是鼎鼎大名的公司，此前也并不是没有同它打过交道——他们曾来电话商议购买软件的事情。他没有时间马上安排这个会晤，因为今天就得去赴一个约会，便告诉来电话的人，说会晤是可以的，但是只能定在下周。对方却没有理睬比尔·盖茨的回答，只匆忙地说，他们的人两小时后就飞到西雅图。原来这两个人是IBM公司的特使。
比尔·盖茨做梦也没想到IBM公司的人会派特使主动来访。他马上意识到事关重大，就毫不犹豫地取消了原定同阿塔里公司董事长的约会。
他约了公司的同事，也是他哈佛的老朋友史蒂夫·鲍默尔一起去会见 IBM的代表。他们还一反常态，脱下总不离身的圆领衫、牛仔裤和运动鞋，穿上了笔挺的西装和雪亮的皮鞋。他们是不想让大公司的人小看了自己的公司。
他们猜想 IBM可能是为了购买软件来找他们，但如果只为这件事，何必郑重其事地派两个代表亲临呢？不得其解。
IBM公司，也就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创建于1911年，起初生意萧条，到了托马斯·沃森参与经营，形势才开始好转。沃森是销售专家，他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销售队伍。1924年，这家公司更名为现名。在 20年代，它是最大的时钟制造商，后来又研制成功电动打字机并独霸市场。
从1951年起，这家公司开始经营计算机。到70年代，它已经控制了美国60％的计算机市场和大部分欧洲市场。据说如果美国联邦政府 1969年不对它的经营加以限制以保障自由竞争，它的发展将达到一个怎样的规模是无法预料的。这家公司数以千计的经理人员身着蓝色制服，所以被人叫做“蓝色巨人”。它的经营作风历来严谨稳健，甚至显得有些保守。
到1980年，IBM已有34万雇员，在计算机硬件制造方面独占鳌头，占据了80％以上的大型计算机市场。而且他们的软件也一向自行设计，完全不与外界发生往来，也就是尊崇所谓“一切自力更生”的封闭传统。
因此，在70年代末美国的个人计算机被业余爱好者和一些公司搞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它并不以为然。但是，时势造英雄，稍有眼光的人都看得出，个人计算机已经并不是那些嬉皮士之流的玩物了；它正在成熟，形成一股汹涌的洪流，眼见就要主宰市场。
个人计算机的汤汤之潮已经形成，但在当时并不是人人都看出了它的远大前景。比尔·盖茨在湖滨中学初试计算机时，接触的是数字设备公司（DEC）生产的PDP—10型计算机。那是公司的缔造者肯·奥尔森的杰作，比尔·盖茨说他“是一位传奇式的硬件设计师，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一位可望而不可即的天神”。奥尔森在1960年就生产出PDP—1型小型计算机，价格为12万美元。这当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比起当时IBM公司生产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型机器来，它就只及其一个零数。而且这种计算机的用途广泛，不久又形成系列，几年之间便得到普及，数字设备公司的资产很快达到67亿美元。但是，又过了几年，善于创新的奥尔森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一次，他没有看出更小型的个人计算机的发展趋势，反而反复声言，说那不过是一种赶时髦的玩艺儿，对它不屑一顾。结果他在风光了20年之后，在个人计算机蓬勃发展的时候错失良机。
著名华裔工程师王安也曾几度贻误时机。60年代，他建立的王安实验室独霸了电子计算器市场。到70年代，他一度不听人们对他的忠告，参与低成本竞争，几乎倾家荡产。不过王安到底也非平庸之人；他见势不妙，很快改弦易辙，把他的公司转为生产文字处理机，摆脱了窘境。
这种处理机使用一块能够处理文本的微处理器，配上王安为它设计的出色软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打字机，曾在70年代风靡世界。然而王安也同奥尔森一样，思想受到他的文字处理机束缚，当80年代个人计算机开始铺天盖地流行起来的时候，他却没有发现他的文字处理机有被取代的危险。个人计算机的功能远远超过了他的文字处理机，它机器里使用的如WordStar，Word－perfect，MultiMate等著名软件稍经改变，就可以被用到个人计算机上。王安没有意识到软件兼容的重要意义，从而失去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机。
IBM公司决策人这一次只好承认现实，召集专家开会，讨论研制个人计算机的可行性。有人提出收买名气颇大的阿塔里个人计算机公司，但另有人以该公司并非美国最佳公司为由驳回。又有人提出收买最佳的苹果公司，而苹果公司却并没有出售的打算。最后，一些人认为 IBM公司人才济济，技术势力雄厚，由公司开发自己规格的个人计算机应是举手之劳。但是系统部实验室主任比尔·洛威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在公司内开发个人计算机，从设计到投产到上市，以公司严格的管理程序，没有4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今微型计算机产品日新月异，从简陋的阿尔塔机过渡到复杂的苹果二号机，仅过了4年时间。如果规模庞大的IBM公司仍然照走老路，它庞大的机构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障碍，从而在变幻不定的市场面前永无希望一跃而为执其牛耳者。当时的董事长法兰克·卡里也有同感，他说得更形象，认为这就等于“指望一头笨拙的大象去跳节奏急促的踢踏舞”。
于是，IBM公司决定实行“象棋计划”，组成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开发自己的个人计算机。委员会的成员详细研究了苹果公司及其他一些公司在这一领域占先一步的经验，得出两个结论：一是鼓励和支持那些独立的软件发行公司，让它们大量开发软件；一是建立起了一个公开的结构，带动了一大批软件公司发展。委员们决定建议公司最高层放下架子，加入这个洪流。但他们希望把事情做得十分巧妙，要让人既感惊异又叹服不止。于是打算一改过去“一切自力更生”的传统，而与其他公司秘密合作，一鸣惊人。
这个委员会设在佛罗里达州的博卡拉顿研究中心。它对美国计算机市场流行的几种计算机作了仔细研究，决定在硬件上采用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至于软件，他们发现众多软件公司里有一个微软公司特别引人注目，它的包括BASIC在内的几个基本软件已经在微型计算机领域成为标准，它的产品销售量每年都要翻番；就决定同微软公司接触，或许可以让微软公司来开发他们需要的软件。于是微软公司就接到了前面提到的神秘电话。
IBM公司的特使同比尔·盖茨见面之后的第一个作法就令人不可理解：他们要比尔·盖茨在谈判前先签署一纸协议，保证不泄露谈判的任何内容，也不得向 IBM公司的代表谈自己公司的任何机密，比如某些设计思想，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今后发生纠纷。而且微软公司永远不得对IBM公司提出法律诉讼。比尔·盖茨觉得事情有点奇怪而神秘，但不假思索就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在他看来，这样的协议好像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他的法律知识是这样告诉他的。
这两位代表宣称：“这是我们公司所作的最不寻常的一件事。”他们只向比尔·盖茨提了一些奇怪的问题，大概是了解微软公司生产些什么软件，家用计算机的哪些功能最重要之类。这似乎是一次结识性的访问，临别，IBM公司的代表只对比尔·盖茨他们说了一句行话：“别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给你们打电话的。”虽然这次接触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但是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仍然感到事出蹊跷，其中必有原委。
他们有了一种预感：一定有什么大事就要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