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科里、皮埃尔和阿尔弗莱德经营杜邦公司，杜邦公司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时期，不仅财富有了极大增长，家族的权力也炙手可热，左右着美国政坛，甚至使美国政府在其面前卑躬屈膝。
然而这时候在家族内部，却矛盾重重，内讧不断，几兄弟同室操戈，拼杀得乌烟瘴气。不过他们在对待外敌和对付政府方面一般还是一致的。
1. 三兄弟同室操戈
就杜邦公司在危机之后所建立的新秩序一开始，三个堂兄弟之间就产生了分歧，随着公司局势和内部矛盾的发展，分歧越来越大、越来越错综复杂。
起初分歧只发生在科里和阿尔弗莱德之间，随后在阿尔弗莱德和皮埃尔之间也发生了矛盾和争斗。
在整顿改组公司时，科里作出两条决策：一关闭布兰迪瓦火药厂。二把公司总部迁往纽约，两件事由于阿尔弗莱德极力反对而搁浅了。于是俩人之间开始产生隔阂。
随着科里在公司中的权势不断增长，（小学生读书网）阿尔弗莱德对之感到忧虑。当时公司上层管理人员出现了缺额，科里便把他的老朋友、亲戚安排进公司或安排进董事会，有的被委以要职，有的成为董事会成员。
阿尔弗莱德开始对科里不那么放心了，他对这位老同学，他昔日心目中的导师和英雄已失去了信任。他想起在大学读书时，科里打牌玩弄卑鄙的作弊的手段，联系到科里在人事安排上不够光明正大的作法，就感到恶心，他真不想再和这样的人友好相处了。
此后，俩人之间的争端随时都有发生。当时新兴的工会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主张，正与厂方交涉要求施行。围绕这个问题，阿尔弗莱德和科里又展开了争论。科里提出公司立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样既可以赢得工人对厂方的拥护，也可以挫一挫办交涉的劳工组织者们的锐气。阿尔弗莱德并非不知道这个制度迟早要实行，因为美国许多地方早已这样做了。但他偏要与科里作对，这件事只好暂时搁起来了。
后来，当阿尔弗莱德被剥夺了生产指挥权时，厂方才将十小时工作制改为八小时工作制。
科里也对阿尔弗莱德越来越不满和气恼，然而这还只是存在于他们俩人之间的不和，往后产生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使得整个杜邦家族从老祖宗皮埃尔导演剑盟之誓以来差不多100年间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和睦亲善始终扭成一团的传统完全消失了。
从1906年到1916年这十年间，对杜邦公司来说是其发展极为顺利的十年，然而就杜邦家族而言，却是艰难的、曲折的、甚至可以说黑暗的十年。
家族间的纠纷是从1906年开始的，那一年阿尔弗莱德以精神虐待罪为借口，与前妻贝西离了婚。而明里暗里和一个年轻的堂妹艾丽西娅谈情说爱，郊游野餐。当然家族中离婚的事并不止阿尔弗莱德一人。十年前威廉·杜邦离婚的事，族中人记忆犹新。杜邦家族的人对离婚看得很重，因而威廉遭到了家族普遍斥责。而对这次阿尔弗莱德的离婚人们似乎稍微缓和了一些。然而，阿尔弗莱德的离婚故事还没有完。第二年，他与堂妹艾丽西娅结了婚，证实了传播已久的他们俩人之间的风流韵事。这犹如火药厂发生的一次大爆炸，在家族中引起了轰动和愤怒。老亨利上校大为光火，骂阿尔弗莱德败坏族风。科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找到阿尔弗莱德警告说：“你干的好事，真是弄巧成拙，造成了一种使本家族不能容忍的局面。家里说什么也不会原谅你的，你最好把所有的股份都卖给我，马上离开这里吧！”阿尔弗莱德情绪非常对抗，大声说：“什么家，见鬼去吧！”在此之前，皮埃尔同阿尔弗莱德的行为对贝西伤害太深，同时他又成了贝西的财务监护人，这样，他们俩人在感情上开始出现裂痕，彼此见面都不那么自然了。家族中人对此事意见纷纭，看法各异，争端不休，以致弄得兄弟对立，夫妻不和，邻里相争，鸡犬不宁。
阿尔弗莱德与杜邦家族，特别是与科里越来越对立，关系越来越恶化。
他还声称在联邦政府将要提出的对杜邦公司的诉讼案件，他不负任何责任。
1913年，在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经科里提议免去了阿尔弗莱德总经理和副董事长的一切职务。杜邦家族的这位“伯爵”被唾弃了。
不幸的是，杜邦公司的矛盾又发生了。一向比较团结协调的皮埃尔和科里，由于公司事务上的意见分歧发展到各怀异志了。科里身体有病，又是一个天生的坐不住的人，经常不能坚守职位，皮埃尔就担当了更多的职责，权力日益膨胀。当阿尔弗莱德的婚姻闹剧发生后，科里对公司的事务管理得更少。这样一来，杜邦公司的大权实际上落到了皮埃尔手中，而且皮埃尔的俩个弟弟伊雷内和拉蒙已成为公司担当大任的两位实力人物了。科里不得不考虑他和皮埃尔两个人的权力问题：究竟谁能说了算。
由于科里开始把投资主要用于纽约的不动产，对现实的需求量增多，所以和皮埃尔之间在管理问题上的分歧开始扩大，1914年春夏之交显得更为突出。到此，他们俩人都感觉到这种状况是不能容忍的，他们俩人中总有一个要屈居次要地位或者离开。科里认为自己所拥有的大宗股票在公司中的数量最大，而在公司事务中权力却日益减少，这是很不相称的。他心想解决的办法，要么皮埃尔向他出售自己所持的股份，离开公司，要么他向皮埃尔或公司出售自己所持的股份。其实，皮埃尔早就想取科里而代之，他像捕食的老鹰一样，不露声色地瞅着科里的窝里。他利用科里的一些弱点，放任科里之所为，逐步把权力抓到自己手中，逼迫科里出售自己的股票，挤占科里的位置，攫取对杜邦公司的控制权。
2. 争吵声中共同对外
杜邦公司的总裁科里为公司也为他本人迎来了黄金时代。然而这时也是杜邦公司开始出现麻烦的时代，发生了许多不光彩的第一次。第一次家族内讧，第一次被人诬告，第一次吃官司被送上法庭。联邦政府对杜邦公司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起诉，搞得他们焦头烂额。
这时候，杜邦家族的权力急剧增长。科里和亨利上校都把特拉华州视为一个良好的政治基地，据之进行权力角逐。
科里当上了共和党全国发言人小组主任，又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之一，同时他还是特拉华国民警卫队的将军。所以人们就以“将军”来称呼他。自从1906年成了亨利上校的竞选干事后，“将军”像封建君主一般控制着特拉华州政界。
亨利是威明顿和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又是美国参议院议员，还是塔夫脱总统政治的伙伴。
杜邦家族的人谋求政治上的权力，其最终目的在保护家族的经济利益，为火药企业谋求更宽松的发展环境，获得更大利润。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和美国政府上层人物拉关系，交朋友，为总统候选人提供竞选经费，拉选票。
当时威尔逊和塔夫脱俩人竞选总统。阿尔弗莱德和科里率领特拉华州代表团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明知塔夫脱不是威尔逊的对手，仍在会上再次提名他们的朋友塔夫脱为总统候选人。他们因政府提出反托拉斯案，指望塔夫脱当总统后能有一个更宽容的政策。
遗憾得很，1916年，杜邦的政治野心受到了挫折。那一年威尔逊再次当选为总统。而他们的朋友塔夫脱失败了。这对杜邦家族和杜邦公司是很不利的。
然而另一件政治丑闻对他们更不利。亨利在选举中，使用金钱拉选票，用假票充塞票箱，让选民异地重复投票，甚至用威吓无党派选民等手段，获得了共和党候选人的提名。这种卑劣行径被新闻界揭露后，引起了特拉华州市民的极大愤慨。
市民对选举行贿的指责和联邦政府对火药托拉斯的起诉，使他们狼狈不堪。他们觉得必须加以制止，必须在公众面前树起一种新的形象，使他们受到尊敬，从而保护他们的财产不受损害。
为此，杜邦家族的掌权者们积极开展社交活动，争取新闻界和公众舆论的好感，争取政府首脑的支持。第二年塔夫脱当选为总统，他的当选，科里帮了很大的忙。他上台后，继续执行罗斯福的渐近改良主义。在处理垄断财团问题上，他主张双方合作，包括杜邦家族的案子。他的本意是倾向于宽恕杜邦。
在1910年3月参议院开会时一位名叫里德的参议员曾两次提出对亨利的当选作一次彻底的调查。这使得塔夫脱总统感到为难。后因参议院正面临着名誉扫地的危险而作罢。但是总统并不感到宽慰。他认为掩盖真相在政治上是相当危险的，而用这种手法包庇臭名昭著的火药托拉斯的一个巨头则更危险。有人建议同火药托拉斯董事长科里秘密会晤，用会谈的方式解决问题。
但塔夫脱不赞成。因他曾指责科里“滑如泥鳅、曲似羊角”，因而有点戒心。
参议员阿利对总统的戒心是同情的，他与皮埃尔磋商后，建议总统同阿尔弗莱德会晤。
阿尔弗莱德虽然同家族、同科里闹得很僵，但在对外、对政府斗争方面却是一致的。皮埃尔对他一说，他就爽快答应了。然后，他反复思考着和总统会谈的对策。他设想了几种方案，最后决定使用大多数实业家惯用的手法，即用吓唬手段对付塔夫脱。那天，阿尔弗莱德摆出一副十足的实业界名流的气派来到总统办公室。塔夫脱热情地迎接了他。杜邦公司以前的律师，现任塔夫脱的司法部长威尔夏姆也在场，这对阿尔弗莱德是有利的，所以他心中的底气更足了。他坐下后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总统，镇定自若地开始同总统谈判。几句客套话之后，他直截了当地恫吓说：除非允许杜邦公司对生产军用无烟火药保持 100％的垄断权，否则 100万工人就要被赶出工厂。
“你想威胁美国政府吗？”塔夫脱雷鸣般怒吼起来。
“当然不是。”阿尔弗莱德若无其事地答道。接着他又不慌不忙地扬言要关闭政府所依靠的商业用的火药工厂。这下塔夫脱的威风垮了，他根本不敢想象，用干涉的手段来恢复杜邦工厂的生产的质量。用武装作后盾的美国金元外交是为大企业谋利的，而不是反对它的。这是美国政府的基本国策。
会谈进行了几个小时，阿尔弗莱德始终保持进攻的态度，最后塔夫脱只得妥协了。美国政府能够在拉丁美洲侵占一个又一个国家，却败在特拉华州杜邦的手下。这极大地提高了杜邦家族的声望。
6月13日，法院宣布了最后裁决。法院裁定：杜邦公司应分为3个独立的公司——杜邦、阿特斯和赫尔克里士，并指定若干工厂给两个新公司生产普通火药，而允许杜邦公司保持生产军用无烟火药的全部垄断权。科里的托拉斯渡过了难关，未伤一根毫毛，这次裁决被称为“美国司法史上一出绝妙的滑稽戏”。
阿尔弗莱德由于这次和总统谈判，维护了杜邦公司的利益和尊严，经科里和皮埃尔提议，又恢复了他的财务委员会主任职务。
3. 手足情最终决裂
沃德尔原是尤金任总经理时的代理商，由于干得很出色，升为杜邦公司销售主任。科里接任公司后，沃德尔不满科里独断专行的作风，于是自己建立了巴凯火药公司，科里自然很不满，想买进沃德尔公司的股份遭到拒绝后，科里就雇用了侦探、间谍对沃德尔公司进行扰乱。这样沃德尔就成了杜邦公司的仇敌。
沃德尔自从离开杜邦，开设巴凯火药公司后，便受到杜邦家族的攻击，但沃德尔不甘示弱，奋起反击。
沃德尔运用一个十分巧妙的战略，进行所谓的揭发“丑闻”。
第一步战略，对军方和杜邦勾结起来进行的贪污和渎职内幕予以揭发：
海军技术部发明的无烟火药专利被杜邦拿走，并且这一专利制造出每磅仅35美分的火药，以每磅70美分的高价卖给军方，以增加无烟火药的产量为由，海军兵工署署长牛顿和陆军兵工署署长库洛萨将军促使议会通过在马里兰州建立新厂的预算案，并用经营这一工厂的有利条件与杜邦共同谋利。
作为第二步战略，沃德尔向所有的联邦议员揭发了杜邦公司向总统行贿的丑闻——已当选为参议院议员的亨利·杜邦上校以封锁政府与杜邦公司间的密约关系为条件，赠款给参加竞选的T.罗斯福。
犹如一枚突然爆炸的定时炸弹。令T.罗斯福成为众矢之的、市中哗然！
新闻界对这位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用扫荡垄断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的总统再加抨击！
全美新闻界、公众舆论盲目听信沃德尔关于亨利上校领导杜邦公司的揭发对杜邦公司和当时已任美国参议员的亨利上校发起严厉指责。科里作为当时全国政界颇有名气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言人、事务局负责人也一起遭到抨击。这个案子延续了四年。尽管舆论对杜邦家族不利，但他们依然相信自己将会胜诉。1909年，国会几乎就要通过一项法案，确定海军从杜邦公司采购无烟火药是非法的。杜邦家族经过努力作了有效的游说，终于防止了这项法案的通过。
1911年6月，一家联邦法院裁决杜邦公司有罪，理由是杜邦公司过去违反并且现在还在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杜邦家族大为震惊，悲愤交加。
作为杜邦公司总经理的科里，越想越气恼，频繁地在政府中和司法部门开展活动。尽管他千方百计想使美国司法部长乔治·威克沙姆相信法院判错了，但结果却徒劳一场。
然而令他惊讶的是，政府忽然作出了和解的立场，条件是杜邦家族另建两家新公司，并拨给它们供应约 40％的达那炸药和一半黑色火药的生意。
个中原因一部分是军方为杜邦说了情，而更重要的是塔夫脱总统决定用谈判的方法进行和解。塔夫脱在做出关于杜邦案的裁决前一天写道：“动手拯救病人有时是必要的。”这就是上文提到的阿尔弗莱德同塔夫脱那场谈判产生的结果。
经过总统的手术拯救，杜邦立即复原了。杜邦毕竟是杜邦，托拉斯照样搞，财照样发，而且发得更快更大了。杜邦家的资产在1810年约计10.9万美元，而这时已大大超过了8 100万美元，它的60家工厂分布在22个州，所有这些都以四百多工人死亡、数千名残废和工伤为代价的。杜邦公司的股息在1910年达到每股12美元，并在以后3年内始终不跌。
对外的官司打完了后，内部的官司又要开庭了。这场官司是由皮埃尔个人买进科里出售他所拥有的全部股票引起的。
科里于1909年年底做了胆结石外科手术后引起并发症，疾病垂危，他担心自己不久人世了，同时他在纽约经营不动产，需要增加资本。2月初，科里旧病复发，休息了一个星期才算好点。这时他写了一封信给皮埃尔，表明愿以一般市场价出售四万股股份。皮埃尔一算，发现需要 14 000万美元的资金。这钱从哪里来呢？只能去摩根银行贷款了。
2月22日，科里与皮埃尔达成了由皮埃尔组建一个辛迪加的协议。这个辛迪加主要由皮埃尔的弟弟伊雷内和拉蒙，妹夫卡彭特·拉斯科布组成。随后皮埃尔的堂弟费利克斯参加进去。
拉斯科布从摩根银行获得了 10 800万美元的贷款，供皮埃尔购科里在杜邦公司所持有的63 214股，每股报价200美元的普通股和每股报价80美元的 13 989股优先股。皮埃尔向科里支付了 800万美元的现金，另加 580万美元借据，借据由辛迪加每个成员所拥有的杜邦公司普通股作保，于是杜邦证券公司就作为合法媒介成立了。
此后皮埃尔开始发行新成立的辛迪加的股票。随着辛迪加的成立皮埃尔拥有的杜邦公司的证券为31 625股，他的两个弟弟各拥有 10 953股，妹夫卡彭特5 045股，费利克斯5 894股，拉斯科布3 780股。
皮埃尔这一精明之举，使他一家子骤然成了暴发户，并使得家族内的权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皮埃尔取得了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杜邦家族和杜邦公司的命运掌握在皮埃尔手中了。
随后不久科里提出辞职，经董事会研究，皮埃尔任总经理兼财务委员会主任。其他职务分别由他的两个弟弟、妹夫和拉斯科布担任。
当阿尔弗莱德和威廉（此时已回到公司任要职）得知这一信息时，还以为皮埃尔成交的这笔买卖是为杜邦公司办的。皮埃尔回答说完全是一笔私人交易。阿尔费莱德一闻此言，立即怒火中烧，不过仍隐忍着没有发作，语气平缓地对皮埃尔说：“如果你不借助杜邦公司的信誉不可能筹措到这笔买卖的资金，因此整个这笔股份应归公司所有。”皮埃尔却断然拒绝。
皮埃尔此举在杜邦家族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纷纷指责皮埃尔利用杜邦公司信誉谋私，敦促他把所有购得的股份全部归还公司。
1915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杜邦公司接到了协约国大量的火药订货单，这又是一桩利润相当巨大的生意。公司必须迅速扩大生产力来完成这批定货。皮埃尔忙得不可开交。恰在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司法部正在调查一项关于辛迪加所属的杜邦证券公司违反反托拉斯法的指控。皮埃尔确信，一定是阿尔弗莱德幕后策划的，当他问阿尔弗莱德时，阿尔费莱德既不承认，也不否定。看来阿尔弗莱德是确定无疑的主谋者了。
12月9日，皮埃尔接到传票，起诉他用非法手段购买科里股份。这样，原来亲密相处的堂兄弟对簿公堂了。原告是菲利普·F.杜邦，是皮埃尔的一个堂弟。此人性情古怪，喜欢作诗，爱追逐消防车，被人们称为消防员菲尔。
这场官司搅得杜邦家族四分五裂。菲利普和皮埃尔两家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都卷入了这场纠纷中，简直闹得鸡犬不宁。在杜邦家族史上，因这次起诉而造成感情上的分裂是前所未有的。多少年来，杜邦家族都遵循其老祖宗皮埃尔的遗训，把家族中的团结视为生命，总是不声不响地解决家族内部分歧，避免声张引起人们注意，无论对自已有利无利都如此。如今，杜邦家族却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现丑了。这是整个家族的悲剧。正因为家族中固有的感情上渊源久远的联系，所以这项起诉一直拖了几乎两年才审理。
直到1917年4月12日法院发出判决书，责令杜邦公司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对是否应该由公司购买科里股份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以二比一的比数，反对公司获得这笔股份。法院确认了这次表决，于是驳回起诉。阿尔弗莱德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又指使菲利普向美国最高级巡回法庭提出起诉。而该法庭作维持原判，不予受理的决定。皮埃尔虽然胜利了，但他花出的代价是相当巨大的，钱财上自不必说，感情上、人格上、声誉上的得失更是无法弥补的。
这个案子在法律上终结了。但在三堂兄弟和整个杜邦家族感情上一直难以愈合，直到当事的一二代人都见上帝以后。
阿尔弗莱德是个从不让步的人，他决定继续同科里和皮埃尔斗下去。他在经商中不够聪明，而在政治上却颇有天赋。他和丁·弗兰克·阿利结成盟友，在多佛的理查森饭店迫使纽卡斯尔的35名核心成员中的20名听命于他，从而获得了纽卡斯尔地区出席共和党全国会议的代表权。
他使出偷梁换柱的绝妙手腕，把纽卡斯核心小组决议中“指定”选举科里改为“同意”。
阿尔弗莱德真可谓心狠手毒了，对阻止科里竞选总统和亨利当选参议员是他叛逆家族最绝的一招。他不仅对科里、亨利上校进行报复，还对他的前妻贝西进行报复，而且迁怒及他的子女。他把贝西和子女赶出斯旺府，然后把这府宅捣毁了，自己搬进了一座方圆5英里，造价200万美元的富丽堂皇的新庄园——尼莫尔庄园。不过他还是没忘记履行作为一位父亲的义务，给贝西的年金增加了 1200美元，以支持在威明顿房租。
此后阿尔弗莱德一直游离于杜邦家族之外，自立门户开办了尼莫尔贸易公司。一战期间，向法国出口形形色色的军需品及日用工业品，大发战争财。
以后又涉足房地产业，投机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