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威格纳从人群中拱出来，把一瓶“仙醒酒”献给费米。这人就是三年前和斯齐拉德、爱因斯坦一起上书罗斯福总统陈述铀分裂的重要性的人。据一种不大可靠的说法，在试验进行时，威格纳就在他裤子后袋里藏着那瓶酒了。

　　所有的人都喝了一杯。大家默默地喝着酒杯里的酒，并无祝贺之声。

　　然后，大家都在那瓶酒的瓶盖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是那天所有在回力球场上的人留下来的惟一记录。

　　试验结束了。有的留下来收拾，有的去做别的事情。

　　格林华特先生则赶快回到和陆军部会商的房间里。他郑重地宣布，他的公司将接受陆军部的建议，去建立原子堆。原子堆的操作简直和瑞士的钟表一样精确。有费米那班人那样能干的科学家帮忙，杜邦公司不会有什么风险了。

　　康普顿立即打长途电话给设在哈佛大学的科学研究发展局的柯南先生说：

　　“那位意大利航海家已经到达新大陆。”

　　“他发觉那里的土著人怎么样？”柯南急切地问。

　　“十分友善。”

　　试验举行的当天下午，一位年轻的物理学者亚尔·瓦腾保拾起了那只“仙醒酒”空瓶。瓶盖上既然有那些人的签名，该是一件很好的纪念品。其后好几年间，瓦腾保也和其他的物理学者一样，时常东奔西走。

　　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要带着那只瓶子。当原子堆建立十周年纪念大会预备在芝加哥大学举行时，在麻萨诸塞州康桥的瓦腾保答应在12月2日这天到芝加哥来。

　　但瓦腾保终于不能来了：他太太的预产期刚好在那前后几天。他只好将那酒瓶交邮局邮寄。为保证那酒瓶不会被打破，还保了1000美元的险。一个酒瓶值1000美元，这倒不是一桩寻常的事。好事的记者们都以显著的篇幅报道了这段新闻。

　　两三个月后，费米和其他几位物理学家接到了一件礼物：一箱仙醒酒。一位进口商对他们为这种酒所作的免费宣传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