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蓬带着孩子们来到洛斯·亚拉莫斯三个星期后，费米也从汉福特来了。随同来的还有一个警卫：贴身保镖约翰·保丁诺。

　　格罗夫斯将军深感他对科学家们的安全负有责任，便给几位最有价值和易受伤害的科学家每人配备一名陆军情报局的便衣人员。

　　也许因为费米是来自敌国，更有被暗算和受报复的危险，所以格罗夫斯把他列为特别需要保护者之一。

　　格罗夫斯将军给费米订的守则，正如聪明的母亲给年轻的女儿订的一样。他告诫他不要坐飞机，坐火车比较安全。不要在晚上一个人走路。

　　不要在没有人陪护之下自己开车去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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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米是个个人主义者，他把自己的独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爬山时绝不带向导，他宁可步行几英里而不想乘车。他从不去坐公用的车，就是在汽油受管制时也是如此，因为他不肯迁就别人的习惯。

　　加蓬深知费米的性格，深怕他的倔脾气使他与保镖合不来。但她却错了。费米并没有讨厌保丁诺的陪护，相反却越来越喜欢这个魁梧健壮而心地善良的汉子。

　　保丁诺出生于伊利诺州，父母是从意大利北部来的移民，和平时期从事法律工作。他之所以被派来护卫费米，是不是因为他是意大利人的后裔，无从证实。战争结束后，报章大量透露一些关于原子科学家真真假假的故事，一家杂志说，保丁诺之所以被选为费米的侍卫和译员，是因为费米的英语水平不够。事实上，保丁诺却只会一点意大利语，他们都是用英语对话。

　　开车护送费米到实验室去是保丁诺的责任。但费米从来不肯让他替自己开车。他总是自己驾驶，而让保丁诺坐在自己身旁，手按着枪，好从后视镜中注视着后面的车辆。保丁诺记住了许多车辆的牌号，以便随时发现可疑的跟踪者。

　　在实验室等候费米的时候，保丁诺便替人解答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帮助人填写所得税的表格，甚至做一些其他的杂务。同时，也向别人请教一些物理学上的问题。后来他对物理学方面的知识，使费米觉得他应该被授予名誉学位。但他终于没有得到。

　　一个冬天的星期日，几位朋友提议去滑雪。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

　　该由朋友花费宝贵的汽油开车去呢，还是用费米有权使用的军车呢？但费米的车是只限于公事而使用的，然而滑雪旅行并不是公事。

　　保丁诺便以律师的口吻说：“这不是公事，因此你不能用这辆车。

　　但要是你决定要去时，我的责任是保护你的安全，我可以使用这辆车。”

　　他们去了。但是这天第一次上山滑雪的保丁诺可吃尽了苦头。到下山时，他已疲惫不堪。然而他没有半句怨言，保护费米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外边的朋友不知为什么谣传保丁诺夜里就在费米的房间内睡觉，其实没有这回事。保丁诺自有房子，他的太太和小女孩都和他在一起。因为费米不常外出，保丁诺还在那边的警察局担任了另一份工作。但每当费米有事要外出时，他便放下工作来陪护费米。

　　在洛斯·亚拉莫斯，有好几位是来自意大利的朋友。先期到来的赛格勒，已经不是八九年前在罗马的那个样子：瘦个子，黑头发，一觉得受了委曲双眼就射得出火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显得成熟了。他已30岁，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额前头发已呈灰色，肚皮已突了出来，待人彬彬有礼。现在只有几个在意大利的老朋友才仍叫他为目光足以杀人的“巴西里克”。但这已不是在批评他的坏脾气，而是一种亲热的称呼。

　　“教皇不在时，我会替你把邮件拿来的。”他对加蓬说。他还是按老习惯尊称费米为“教皇”。

　　“为什么要你拿来？他们不会送来吗？”

　　“所有的邮件都交到‘技术区’去，就留在那里，不会送到收信人家里的。”

　　赛格勒替他们修理洗衣机和其他电器。那里没有修理店，要从圈子外面请个修理匠来又难办通行证。

　　赛格勒并不是惟一在帮助费米一家的人。事实上，赛格勒只是隔天才替他们取一次信件。另一位朋友伯鲁诺·洛西也轮流为他们取信。

　　在意大利时，费米夫妇就与洛西相识多年，但因未同住一个城市，未成为亲密朋友。洛西先在佛罗伦萨任教，后来又成为巴杜亚大学的实验物理教授。希特勒兼并了奥国，使墨索里尼成为他的附庸之后，许多意大利人都只好把希望寄托在遥远的国外。洛西和他刚结婚不久的太太离开了意大利，在英国住了几个月后，便到美国来了。

　　他们在芝加哥住了一两年后，便应聘去康纳尔大学，后来就从那里到了洛斯·亚拉莫斯。

　　洛西是个生性沉静而腼腆的人。他总是让他那活泼的太太与来访的客人打交道，自己却退到一旁。然而他却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他在宇宙射线的研究上声誉卓著。为了研究宇宙辐射，他曾历尽千辛万苦，跋涉了无数山川，放了许多探测气球到天空去，因为宇宙射线来自星际空间，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距离愈近时则射线愈强。但到了洛斯·亚拉莫斯后，洛西进行研究的地点却是在他们高丘边沿峡谷的谷底。这是洛斯·亚拉莫斯让人琢磨不透的神秘处之一。

　　每天中午，赛格勒和洛西都到“技术区”的中部去，轮流替加蓬到那里的邮局去取信，直到费米出差回来为止。

　　还有一位是贝德。

　　贝德是第一个到罗马大学物理系的外国学生。在科尔比诺罗致了一批物理学者到来后，罗马大学物理学就对外国学生有了很大的吸引力。

　　贝德就是在1931年从德国慕名而来的。他来拜访费米时，态度非常谦逊。

　　他说话很少也很慢，沉思的时候比说话的时候多。他常常不停地眨着眼，一头浓密的栗发直竖着。吃饭也吃得很慢，但不停地吃。一大盆意大利通心粉渐渐地让他用红酒送了下去。

　　他以为他思考的步骤太慢，想向费米学习思考得快些的方法。他所学得的思考方法是把一个问题一口气解决，就如一口气吃下一大盆意大利通心粉一样。他把问题的所有资料列成各种复杂的公式，钻研不休。

　　费米却告诉他如何将问题浓缩成一些要点，怎样先寻求局部的解答，怎样用一般的推理来代替严格的数学式的演绎。

　　贝德和许多德国人一样，对希特勒势力的扩张怀着疑惧。1933年便离开了德国，先到英国，接着又到了美国，在康纳尔大学任教。1943年春天来到洛斯·亚拉莫斯，在这里他担任了理论物理组的主任。应该说，原子研究计划的成功，贝德研究小组的贡献特大。原子弹的制造并无经验可资参考。所有有关材料的选择，原料纯度的测定，构造的设计，临界体积的设定等等，都得凭实验的结果来作理论上的分析决定，尽管有时可资凭借的材料极为有限。

　　还有一位是爱德华·泰勒。他是匈牙利人，浓浓的眉毛下面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看不出和其他民族的人有什么区别。1935年和 1937年他和费米都曾应邀到美国讲学，两人交情日深。费米很赏识泰勒对一些老问题的新见解和无数的新观念。他们在科学上许多见解相投。但是，泰勒当年在罗马短暂的停留期间，两人并没有讨论多少物理学上的问题。两人只是打打乒乓球，聊聊天。泰勒的球打得很好，使费米碰到对手。

　　“这位青年人很有想象力。”费米常这样说：“要是能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他真会前途无量。”

　　铀分裂的发现使有想象力的科学家有了一个施展他们才智的机遇。

　　泰勒便殚精竭虑地在这上面从事开垦。他思考的问题远在已知事实的前头。1939到1940年间他总是把他的想法与费米剖析，两人展望着未来的原子时代。费米喜欢用类比的方法来思考。他还不能想象原子弹是个怎样的东西。除非有一样东西可以比拟一下。但世界上哪里存在着可以比拟的东西呢？一个铀原子在分裂时所产生的能量是那么的无比巨大，只需少量的铀就可以产生巨大的爆炸力。难道宇宙间或地球上还有其他这样前景更广阔的能源吗？

　　“殒石也许有。”泰勒说。他和费米曾在一起旅行时参观过亚利桑那的殒石坑，那些来自太空的殒石，在沙漠里爆炸而形成了又大又深的坑洼。也许，这两种现象大体上可以拿来作一比较。他们还讨论到热核子反应的可能性，这也就是氢弹所依据的原理了。

　　泰勒的手并不像他的脑子那样灵活。有一年的感恩节，他自己要求到费米家里来吃晚餐。由于桌子太小，费米便跑到地下室去赶紧做一块可以加上去的活动板。泰勒也去帮忙。但是不一会儿，他便心不在焉地和费米热烈地讨论起问题来了，还不停地挥舞着铁锤和螺丝刀来加强语气。结果是把一只手指搁到了费米的锯路上。加蓬替他包扎好后，费米对他说，他最大的帮忙是静静地坐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尽管泰勒和费米研讨各种问题，但他最初总有一个疑团：把科学研究的成果用于战争，到底对还是不对。直到1940年5月10日，他在华盛顿泛美科学家协会举行的第八届代表大会上听了罗斯福总统的演说之后，才彻底解除了留在心里的疑虑。

　　罗斯福总统说：“……科学上伟大的成就……只成为某些人想达到某项目的的工具……我们还能继续我们和平的建设吗？不，我以为不能。现在显然是用我们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科学成就……在必要时，终需共同用所有的方法来保卫我们的科学，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文明。”

　　泰勒一旦参与了有关战争的科学研究，就在铀原子理论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是跟奥本海默来到此地的第一批人之一。他的太太和一岁的孩子跟着他四处搬迁，并且带着他那笨重的大钢琴。白天紧张工作之后，一到晚上，泰勒总是坐到钢琴前一直弹到深夜。这使他的邻居们不知所措：

　　是该感谢他那美妙的独奏呢？还是该因他的影响不能入睡而提抗议？

　　泰勒每天都要与夫人和儿子一起消磨点时光。他喜欢给儿子读卡洛尔的诗和小说，不管孩子懂不懂得。他还为儿子编了一首以英文字母排列的歌，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A代表原子，极小的一颗，

　　从来就没有人见过。

　　B代表炸弹，它相当的大，

　　因此你不要随便使它爆炸。

　　S代表秘密，你可以保守着它，

　　只要海外的人智力都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