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斯先生在关于原子能的正式报告书上说：“……1944年底，新墨西哥高丘上云集着科学的明星。”

　　格罗夫斯将军的说法又不同。他曾召集在洛斯·亚拉莫斯的军官讲话，开头的一句是：“我们花了很多钱，在这个高丘上罗致了前所未见的那么多的疯子。”他要他的部下好好照顾这些珍贵的“疯子”。

　　而一般的说法是，这个代号为“1663号信箱”的洛斯·亚拉莫斯地方，是一个大家庭，美国的和欧洲的精英科学家都聚在一起，为一个大的目标工作。

　　这里每天的第一次号笛是在早上7点钟响起的。它告诉人们一小时后就得开始工作。那时，费米就会伸懒腰、打呵欠，说：

　　“奥本海默在吹哨子了，该是起身的时候了。”奥本海默是实验室主任，号笛一定是他放的。

　　每天早上，他们屋子里总是一阵忙乱，孩子们都得准备上学。费米刮胡子时占用那没有浴盆只有淋蓬的浴室总是太久，其后两个孩子总是争着进去，有时甚至打架。用早点时，他们要是坐在对面便会用脚踢，并排坐着时就会用手打。

　　随后屋里便会突然静下来。加蓬收洗杯碟，并开始在军用炉上煮汤，那得要煮上一整个上午。9点钟，她也要到“技术区”去工作。

　　中午，费米回来吃中饭。一吃过饭，他就要回实验室继续工作。他卷起裤管，骑上脚踏车，挥手道别，然后向坡度较大的街上飞快驶去。

　　在奋力向上爬坡时，他弯着腰，拼命蹬着车子。他穿的是运动便服，戴的是皱缩了的蓝布帽，无论天晴还是下雨。

　　出门4分钟后，便可以听到下午的上班号笛，这时正是下午1点钟，费米已到了“技术区”的大门口。他下了脚踏车，拿出白色的证章给守卫看。他是从不迟到的。

　　在这个“箱子”里，太太们是被鼓励去工作的。当时，秘书工作缺人，有的青年被邀来洛斯·亚拉莫斯工作，除了他本人是个有为的物理学者之外，也还因为他的太太是个熟练的秘书人员。那位帮助把小原子堆从哥伦比亚大学搬到芝加哥去的亚格纽就是一个例子。奥本海默在考虑雇用他时，他的太太比凡丽也是被考虑的条件之一。来人都一起被雇了。

　　除了秘书工作缺人之外，雇用太太们也是一种政策。卫生处主任虽然对女人的德性不大有信心，仍然主张给太太们以工作，“以免她们闲着无事胡闹。”

　　太太们倒喜欢有工作做。既可窥探那秘密的地方，又可赚点钱。

　　加蓬每天只做3个钟头，一星期六天。她是作“技术区”医生的助理秘书。她属于雇员里最低的一级，因为她既没有特别的工作经验，也没有大学学位。当费米向她求婚时，她大学只读了一半。她当时想又何必一定要读完呢？意大利已婚的女人，除了必须多找点钱的人家外，是很少出来做事的。

　　因此，加蓬所赚的钱最少。但是每天3小时的工作却使她又忙又快乐又不必“胡闹”。他们发给她一颗蓝色的证章，可以进“技术区”，却不准探听任何秘密——只有带白色证章的人才可知道秘密事情。他的主管人是威伯曼医生。也是第一个付薪水给她的雇主——以前她做工作都是尽义务的。当时加蓬已经37岁，可能是那里雇用过的女人中年纪最大的了。第一天上工时，威伯曼医生向她交代工作说：

　　“许多孩子都暴露于射线之下，管装合金……”

　　“什么叫管装合金？”她问。这是一个她从未听见过的名词。

　　“问你的丈夫！”威伯曼医生说着，脸红了起来。他接着说下去：

　　“……和四十九……”

　　“什么是四十九？”她又问。她根本没有想到，不是因为她不懂化学名词，而是那是因为保密而造出来的代语。

　　“问你的丈夫！”威伯曼医生又这样说。

　　加蓬知道此时问费米也不会有结果，只得笑笑而已。这些问题，正如许多藏在心里的问题一样，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才在史密斯的报告中得到了解释。原来，“管装合金”是指铀，“四十九”是指钋。

　　他的工作倒使她知道了许许多多无关紧要的事情。谁患了伤风，谁头疼拿了阿斯匹林。她的工作只限于准备、保管和登记病人的卡片。她也可以在病人的病历上盖上红色的“密件”字样的橡皮图章。她知道许多人身上的血球有多少，要是有什么人从这一部门调到另一部门，她立刻就知道了。

　　她总是把一些消息告诉什么都不知道的费米。尽管他是实验室助理主任，但“技术区”内的闲话和人事动态却得由她告诉他，这使加蓬很得意。

　　除了助理主任的工作外，费米还是F组的组长。F是代表他的名字。

　　他到洛斯·亚拉莫斯后，便设法把几个极有才气的人集合在一起。其中一个是富有想象力的泰勒，另一个是总和他共同研究的安德生。他们小组没有固定的特别任务，但却解决了许多不属于其他各组的重要问题。

　　费米一向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周围的事情都不注意。

　　洛斯·亚拉莫斯在表面上看来好像很混乱，但里面人们的生活却很有秩序，简直是被管得太严了。他们不单是依着号笛来安排作息，还得遵守陆军部的许多规矩。在许多方面，这里都像一个由军官统治着的社会。没有人争夺统治权，只有镇委会有时才表示一点反对意见。镇委会代表这个高丘上的平民，有时向军官们大声控诉，想使后者养成点民主作风。

　　大部分的行政权力都由房屋管理处掌握。主持人是贝德的太太露丝。她生于德国，在美国史密斯大学受过教育。她是一个凡事靠自己，做事讲效率，不为人言所动，不为外力所屈的人物。她的工作正需要这种性格。

　　露丝的第一项工作是分配住房。这里有一些特殊的原则：

　　分配公寓时，不依新来者个人的愿望，而以孩子多少为标准。没有孩子的夫妇，只可以配给一间寝室的公寓；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可以配两间寝室的公寓；有两个孩子，像费米家那样的，可以配给三间寝室的。

　　更大的家庭不在考虑之列。

　　房租的高低，依住户的收入为比例，不依房间的多寡计算。

　　因此，费米家付出的房租比他们邻近一位机器工匠所付的要高出两倍多，虽然两家房子大小是一样的。

　　露丝难免得罪一些住户。她让练钢琴没有固定时间的泰勒住在一位需要安静的书呆子的楼下，让易发脾气的赛格勒住在一位常把乐队叫来家里练习的爵士乐队指挥者的楼上……

　　特别是在分配“浴盆短街”上的房子问题上，简直怨声载道。因为房子标准不同，得失关系甚大。“浴盆短街”这名字，是一位太太一时有感，信口说出来的。指的是那批房子比后来建的要好看，而且里面有浴盆，而后来建的公寓却只有淋浴设备。这是“浴盆短街”的屋子为人们所垂涎的两大原因。另外一点是，住在那里的人家，似乎身份也被抬高了。

　　最初，只有几位重要的人物住在那里：奥本海默，一位陆军上校和一位海军上校。这就使得“浴盆短街”甚有光彩。到了后来，不是顶重要的人也住进去了。于是人们就分不清到底是地沾人的光还是人沾地的光了。

　　分配雇佣的女工料理家务，也是房屋管理处的责任。每天早上都有军部公共汽车到西班牙人村落和印第安人村落去招雇女工，女工来后便到房屋管理处去听候分派一天的工作，通常是去两个家庭各做3小时。

　　好像火山突然爆发了一样，短时间内，洛斯·亚拉莫斯让附近若干英里以内的人们都有了赚钱的机会。那些本来只靠种田为生的穷苦农民都尝到了赚钱的滋味。所有不用服役的男人，所有不用在家里带孩子的妇女，以及那些暂时不必上学的女学生，都到高丘上来工作。随着小镇人口的增加，做家务的临时工人不够分配了。房屋管理处便订立了一个新的分配办法：要获得女工服务，必须是孕妇，或者有慢性病，或者家有五岁以下的孩子。

　　加蓬不具备以上任何一个条件，幸好有一份秘书助理的工作，每周使她可以得到两个半天的工作。

　　这种状况使费米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说：“我们必须忘记那些有大批佣仆可用的日子。另一方面，机器可以解决一小部分家务。但是，除了机器之外，我们必须想出可以代替女仆和清洁女工的办法。我们可以在人类以外去找嘛。比如说，训练黑猩猩和大猩猩来做粗活是可能的，训练它们来使用吸尘器，教它们擦地板和洗墙壁。也许它们还可以应铃开门和伺侯吃饭……”

　　依照费米的意见，房屋管理处应该设立“猩猩分配组”来饲养和训练黑猩猩，使太太们可以得到价廉的仆人。

　　可惜，费米始终没有把他的奇妙意见公开出来，贡献给房屋管理处主任露丝女士。因此，女仆荒还是持续着。

　　“圣大非1663号邮箱”，是外界所知道的名字。这里面实行一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制度，其另一个表征是它的免费医疗服务。加蓬常常可怜那些无人对之表示感激的军医。他们是训练来应付战场的紧急医疗的医务人员，在这里却面对一群感情紧张的男女和小孩。他们一有小小的不如意就对军部抱怨。

　　军医们忙着应付人们的各种小病痛。医院最初像个工字形，后来一再添建，变得什么都不像了。也不知道有多少婴儿在这所医院里出世。

　　每个小孩医院只收14元，作为母亲的伙食费。

　　当费米一家在高丘上过着秘密的生活，自以为没人知道时，圣大非的人却在议论纷纷。距离不远的城市圣大非，白天可以看见这里的炊烟，晚上可以望见这里的灯光。人们都知道这里有一个非常秘密的事件在进行着。

　　圣大非在建筑风格上和人们生活习惯上都保持着西班牙的特征。这里宁静和平，适宜于休闲。战时游客稀少，整个城市进入休眠状态。用毛毯裹着婴儿的印第安女人，默默地蹲在州长公署有屋顶的前廊上，摆卖她们的陶器和宝石。黑发红裙的西班牙少女穿着鲜艳的衣服在广场上来来去去，向她们的羡慕者抛媚眼。白天无论什么时候，都有美籍西班牙人在广场上树阴下的长椅上睡觉。商店的货主和顾客们都从容不迫地做着买卖。

　　但从高丘上下来的女人们却使镇上忙碌起来。她们从挤满的公共汽车上下来后，便匆匆向四处散开，忙着填满他们的购物袋。她们买了又买，转瞬之间，本来就紧张的物资都装到她们的袋子里去了。然后她们匆匆地回去。

　　圣大非的人们不知道，高丘上只有两处可以买东西的地方。一是军部的粮食供应处，另一处是卖阿斯匹林、铅笔和其他杂物的贸易站。人们对高丘上的情形只凭推测，不能发问。购买者买到的东西都送到东宫街109号去，那里有他们的“城市办事处”。在那里办事的，是十分能干的桃乐丝·麦基本。她镇静地坐在堆满了大包小包、篮子、匣子的屋子里，替太太们的支票签署保证，使她们可以拿到银行去兑现，一面解答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人问哪儿有男孩子的宿营地，有人要她介绍一家好餐馆，有人要求她代向亚贝魁基订个酒店房间，有人向她要女厕所的钥匙。不管问这问那，要东要西，桃乐丝都耐心答复，件件办到。太太们与她接触后都为之精神一振。

　　战争结束后，军部对科学家的家属们的隔离有了放松，高丘上也对外有限地开放一些了。有一天竟准许她们邀请一群经过挑选和批准的圣大非人到高丘上来做客。客人被带到镇上各处参观，在原先的小学校舍现在改作酒店的餐厅里接受正式招待，然后就到各个科学家的家里去吃晚饭。

　　这就是高丘上大闹水荒的一天。

　　这里的水经常不够用。军部时常发出警告，要节约用水。随着人口增加，水荒日益严重。有时水龙头所流出来的，微藻和氨素比水还要多。

　　站在喷头下用点滴的水洗澡的人们，对“浴盆短街”上用浴盆洗澡的人自不免有所埋怨。

　　在招待圣大非人这天，情况糟得无以复加。早上起来，家家的水龙头一滴水也放不出来。

　　中午的时候，加蓬正在准备做一道可供20人吃的意大利菜时，一位太太跑来说，招待会取消了。因为酒店没有那么多的水来泡茶待客。

　　经过几个钟头的扰攘，派出了货车到十英里外的格兰河上载水，太太们则自告奋勇用桶到货车上去提水回家。招待会还是办成了。加蓬的意大利菜还来得及做。桃乐丝这天一整天都在和洛斯·亚拉莫斯直线通话，向被邀请的焦急的圣大非人传递信息，终于把通行证发给他们。

　　招待会很成功。圣大非人终于饱览了秘密高丘的风光，高丘上的太太们也以战胜了水荒而自得。

　　然而水荒总是扰乱着高丘上的生活。太太们对着成堆的无法洗涤的小孩尿布无可奈何；镇委会对军部发出愤怒的指责；有几个人因难以忍受而离开了高丘。军部只好组织运水车队，每天24小时都到格兰河去运载大约10万加仑的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