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3年第11期

口语诗歌的可能与限度

作者:李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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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当代口语诗卸下了此前一直笼罩在诗歌头上的神性光环,最大量地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使诗歌进入了日常生活的具体性。口语诗人以“叙的愿望和说的冲动”,显现其强烈的“蜕变”意识:一种言说的欲望比怎么说和说什么都重要。正如沈浩波《后口语写作在当下的可能性》中所说:“诗人与世界是的关系是相互感知的,是感性的、灵感的、冲动的而不是思考的、理性的、征服的、穷尽的。”口语诗消解了寓言写作,“到语言的路上去,回到隐喻之前”(于坚语)从而走向日常生活,向鲜活的生活语言靠拢,寻求心灵与世界的平等对话,使诗成为“带着体温和切肤之痛的诗篇,与日常现实亲密结盟,并把每一个语词都逼向存大的深处。”走向语言本身,使诗的自由个性得以轻松张扬,诗歌精神得到自由伸展。
  口语是诗人生存的策略,以对当下存在的敏感,以个人化的生命体验来书写他们的人生姿态及生命存在本身。“口语绝不意味着一切,它只是拥有着更多原创的可能。”(伊沙语)以活泼新鲜、朴实无华的日常口语,保持着“口水在场的湿度”,来书写“当下”和“日常经验”,快捷、淋漓地呈现一种生命和生活本真的状态。口语诗歌从集体记忆的“元话语”抽出,原生态的口语从某种程度上排斥了文化沉滓带给语言的累赘,从而达到拒绝知识化,拆解传统价值以及历史意义的作用。“生命被表现为语感,语感是生命有意味的形式”(于坚语),凭借语感来激起语言的浪潮。口水四溢正好应和了物欲横流的世界:无度、紊乱。但口语人诗绝非口水成诗,诗歌不能成为巨大的语言拼贴实验场,如果仅把言说的欲望作为诗性的唯一展现,诗歌就成了由所指层面向能指层面滑动的语言游戏。
  诗歌应有所承载,而不是一架华丽的空马车在轻装飞奔。维特根斯坦说:“如果你从语言中排除了意向因素,那么语言的全部作用就会瓦解。”诗歌的语言必须富含意义生成可能性,在极短的篇幅包孕更深广的生命体验,从而收到以少胜多,寓万里于尺幅的艺术效果。语言作为文化信息的媒介,它应清晰地反映别具特色的文化渊源和民族文化精神。诗歌植根于中国文化,自觉认同民族意识,将悠久的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意识熔铸在诗中。诗歌是灵魂栖息的家园,它透射着诗人独特的生命意识和内心体验。诗人不是“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伊沙语),而是以独立自由的意识直人社会与生活,以独立的姿态去透射意识形态与评判现实。口语诗人应在诗歌中不断地内蕴历史意识和民族人文精神,完善审美形态,以诗意的语言表达出对世界、对人生的感知与体悟。
  时代呼唤诗人对新诗艺术的审美特质的不倦的探索与追求。“诗,是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的和谐。”(吕进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