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4年第9期

“在诗状态”与诗歌心理研究

作者:蒋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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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探讨诗歌,理解诗歌,往往都是从对文本的解读开始的。这当然没有问题,诗歌的艺术水准与效用最终是通过文本体现出来的。但我有时候也在想,我们在解读诗歌文本的时候好像忽略了其他一些参照,比如对诗歌作品的生成过程就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导致在把握作品时有隔靴搔痒之感。这样一来,诗歌的误读就在所难免。因有诗无达诂的经典理由,对诗的误读好像也就成为必然。不过,在具体的解读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有些误读具有合理性,但有些误读却怎么也难以让人信月艮。
  袁忠岳教授的《“在诗状态”——诗的另一种言说》①一文,让我又一次想到了诗的解读问题。袁先生主要从诗人的创作角度谈到了诗歌生成中的一些现象。许多诗人在具体的创作过 程中,并没有有意考虑我们在文本研究中所关注的一些问题。袁先生把这个过程概括为“在诗状态”,并认为这种状态“与技巧无关”、“与形式无关”、“与经验无关”、“与流派无关”、“与功利无关”、“与才能无关”,而是“直切诗的本源”,也就是“生命的本真状态”。他的这种观点与郭沫若的诗歌创作的无目的理论有相似之处。郭沫若说:“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在之智慧的表现。诗人写出一篇诗,音乐家谱出一支曲子,画家画成一幅画,都是他们情感的自然流露。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应该说没有所谓目的。”②他反对从概念、观念出发的创作:“只抱个概念去创作,不从生活实践出发,好像用力打破鼓,只能生出一种怪聒人的空响。”③郭沫若并不反对文艺的社会功用,但那是在作品生成以后,通过读者的再体验而产生的,不是诗人在创作时有意而为,他说:“有人说文艺是有目的的,此乃文艺发生后必然的事实。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这两种派别大家都知道是很显著地争执着。其实这不过是艺术的本身与效果的问题。如一株大树,就树的本身来说并非为人们要造器具而生长的,但我们可以用来制造一切适用的器物。”④郭沫若曾大力倡导诗的“自然流露”观,恐怕与他对创作过程的独特理解有关。而袁忠岳提的多个“无关”,可以看成是对郭沫若这种诗学主张的具体阐释。可以看出,无论是诗人还是诗论家,大都承认这种“在诗状态”的存在。
  袁先生在文中谈到“在诗状态”的存在与否时,以怀疑者的口吻提出了几个问题并做出了他自己的回答:“你说的‘在诗状态’,除了诗人自己谁由得知?如何判定其在不在状态?旁人岂非仍得从结果——诗作人手吗?回答是‘在诗状态’原来是诗人的自我体验,与旁人无关,管他知与不知呢,只要自己能从此体验中获得身心愉悦足矣,复何他求?”这些问答包含了一部分真理,“在诗状态”确实是源自诗人个体的体验,外人难以直接进入。但也包含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推敲的问题,比如,如果把“在诗状态”引申为一种诗性体验或诗性存在,那么这种体验可能存在于许多人而不只是诗人身上;又比如,把“在诗状态”与诗歌文本的构成要素断裂开来,忽略了诗歌创作过程与诗的语言、形式、音乐性等的关联,把诗人的这种状态引入了一种不可知的境地,好像除了诗人自己,它与其他人无关,也无须其他人了解。事实上,作为诗人,他的任何状态都与诗歌文本有关,诗歌文本的各种构成因素都隐含于“在诗状态”之中,否则,创作出来的作品就可能不是诗,不具备诗的素质。应该说,“在诗状态”主要是就诗的创作过程而言的,是可以被认知的。我们可以通过作品去追溯诗人的创作心态,所谓“披物以人情”,就是通过文本去把握诗人的内在体验;我们可以借用其他一些学科的观点与方法,通过对诗歌创作心理过程的描述对其进行把握。
  关于诗歌的创作心理,不少探讨诗歌创作的著述都有所涉猎,但大多不系统、不深入。比如,关于灵感的研究,大多只是描述灵感出现时的情形,而较少研究为什么会产生灵感,怎样培养灵感,灵感与诗歌优劣的关系;又比如,诗人创作的自由状态与诗歌文体规范的矛盾与协调,诗人的修养与诗的意象选择的关系,诗人的人格与诗歌风格、格调的关系等等,都可以作为诗歌创作心理现象加以考察,而我们还做得不够。有些论述甚至只是简单借用心理学知识探讨诗歌创作的过程,与诗人的实际心理状态并不完全一致。
  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气”、“韵”、“心”、“灵”、“性”等概念都与创作心理密切相关,它们甚至首先可以被看成是心理学术语,然后才成为诗学概念,只是由于中国传统诗学在表达上的特点,人们较少对它们进行准确界定和系统论述。新时期以来,一些诗论家从不同侧面对诗歌创作心理进行过探讨。尹在勤的《诗人的心理构架》、吴思敬的《诗歌鉴赏心理》等是较早的一批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吕进在《中国现代诗学》中对诗歌生成过程的描述,吴思敬的《心理诗学》、徐润润的《诗人审美心理论稿》等在研究诗人心理、诗歌创作心理等方面体现出了各自的特色。这些著作把诗歌心理现象与诗歌本身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套用心理学术语阐释诗歌创作的弊端。
  但是,总的来说,关于诗歌心理的研究尚处于开创期,还存在诸多不足,并没有真正从 诗人人格的层面人手研究诗歌的生成过程,没有把“人”与“作品”之间的紧密关系揭示得很清楚,仍然给人“隔”的感觉。
  研究诗人心理,首先要研究人,把握诗人与一般人在心理上的差异,要考虑诗人的生存环境,诗人的教养。这包括对历史的研究、社会政治的研究,尤其是诗人的传记研究,诗人具体的创作体验的研究,等等。通过对诗人的人生过程、创作过程的具体描述,来理解诗人的艺术观念、诗歌风格,甚至选词、用句等的形成轨迹。当下的不少诗人传记,多从单一侧面进入,或者主要谈论诗人的经历,或者主要从作品反观诗人的创作过程,且多出自学者之手,较少亲历成分,让人觉得不够过瘾。辛笛先生的女公子王圣思教授撰写的辛笛传《智慧是用水写成的》这样的书,就披露了更多的亲历信息,使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握诗人的心路历程。一些研究文章在解读诗歌作品时,由于对诗人及其创作心态了解不多,甚至存在误读,导致了学术评价上的偏颇。
  研究具体作品的生成过程是诗歌心理研究的重要部分。郭沫若的《凤凰涅\x98\x84》是新诗史上的重要诗篇,他自己曾在《我的做诗的经过》等文章中谈到了创作这首诗时的心理状态,也有人分析过郭沫若的创作心理,但我们对诗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与诗人的教养等有什么关系,这种状态与诗的艺术局限是否有关等,并没有做出深刻的检视。何其芳的不少作品中出现过“小河”、“桔”等意象,一般的研究者都认为那是诗人创造的独特意象,但事实上,它们都是诗人从自己的生活环境里随意采集的。了解诗人的生存环境、探讨诗人把日常物象转化为诗歌意象的过程,对于我们解读作品、把握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诗歌史上,不少诗人谈到过自己的某些作品的创作过程,但几乎没有人谈论过他的每一首作品的生成过程,尤其是作品后面隐藏的故事。这就需要后来者循着诗人的心理去补充。郑敏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不少人对她的作品有误解,有些人甚至说读不懂,那是因为她的作品存在很多不为人知的“潜文本”,并认为研究新诗也应该像对待古代诗歌那样,进行详注。这样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
  研究“在诗状态”也不能忽略了读者,读者也有“在诗状态”,那是他们对诗人的“在诗状态”的重新进入,对诗人心理与情感的再度体验。对于不能进入其状态的作品,读者可以舍弃。不同读者要求不同的诗,这为诗歌的多元化提供了理由与可能。同时,从读者与诗歌的亲疏关系的转变中,我们可以把握诗歌的当下处境,思考诗歌的出路。
  研究诗歌心理现象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首先要懂得诗,懂得诗的源流,懂得诗(相比于其他文体)的独特规范,懂得评价诗之优劣,而不是仅仅掌握了一些史料,并借此描述某位诗人写了些什么东西。他更要懂得诗人,要与较多的诗歌创作者有过密切的交流,最好是自己也有过创作经验。他要有开阔的视野,而不能成为摸象的“瞎子”,见到什么就觉得新奇,或者见到什么都觉得陈旧。他同时要懂得心理学,而且不只是心理学的一般知识,而是能够利用这些知识解决“人”的问题,尤其是把握诗人在心理上的独特性,以及不同诗人在创作时所具有的不同的心理过程。
  诗人的“在诗状态”是诗学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对诗歌创作过程、鉴赏过程、研究过程中的心理现象的研究同样是一个大问题,值得更多的有识之士去投入精力。要清理诗歌创作与研究中的诸多驳杂现象及其本质,这恐怕是一个不错的切人角度。
  2003年12月16日栏目主持人:阎延文 张大为①载《诗刊》2003年11月上半月刊。②④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③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