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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诗变

作者：姜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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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长安)，作为资深的历史文化名城，已成了传统的隐喻，却也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诗歌的演变和发展过程的见证。
　　1983年韩东在西安写下了《有关大雁塔》，20年后于坚去西安又写下了《长安行》(组诗中亦有《大雁塔》)。乍看这两位诗人表现“西安”意象的诗意相悖反，实则又相合一。与其说于坚的《大雁塔》及《长安行》是对韩东《大雁塔》的背反，不如说是“反叛”20年诗歌过程(有成功也有失败)的必然或归宿，是先锋诗歌20年的叛离与回归的实现，具有世纪之交诗歌的终结与开始的意味。
　　这一“诗变”，发生在文化全球化与民族诗歌传统危机的背景下，标举九十年代先锋诗歌队伍的分化和重组，也标举着中国诗歌先锋精神的转移。
　　考察一首诗，不可离开特定时代的语境和背景。否则，就没有诗和文学史。韩东《有关大雁塔》，正因为与北岛、舒婷等朦胧诗一样，表现了中国八十年代初对封闭已久的僵化的政治思想传统势力的冲击力，才富有诗的生命力和价值。我并不否认这首诗所包涵的平民意识的恒久意义，但现时读来就失去了当年的铮铮锋芒，并露出了反传统、反文化的极端主义倾向。然而，这一负面因素在当年却也是构成这首诗的在场意义，即形成这首诗的思想锋芒的潜在因素。如同当年韩东对中国诗人扮演“卓越的政治动物”、“稀有的文化动物”、“深刻的历史动物”的批判，一旦诗人摆脱了这种世俗的角色，批判也就失去了意义，一首诗、一种理论观点，并不以是否具有恒久性而认同其价值，它们的在场意义，更多的表现在诗史价值方面。尽管后来韩东告别了《有关大雁塔》式的写作，旨趣于“诗到语言为止”的探索，但这首诗还是成了他的诗歌生涯中没有逾越的制高点。没有八十年代诗歌的思想文化批判，就没有九十年代诗歌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没有海子和“他们’’等诗群在生命关怀中对传统的叛离，今日于坚们的回归也毫无意义。
　　八十年代诗歌的先锋精神是直接切入社会现实的个体自由精神。而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则以对生命意识的张扬为基本精神。诗歌归于人自身，归于生命，无疑是二十世纪新诗的本质性的突进。八十年代中后期，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潮涌人中国诗坛的背景下，海子以自身对生命痛苦的体验，把诗引入整个人类的生命形象。他创造的麦子意象，表明“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并非“一无所有”、“两手空空’’(《答复》)，仍可看出他所具备的诗人的主体意识。后来诗社迭起，消解了诗人主体，把个体生命存在的人类化推向极端，导致生命体验的狭隘化与对原型意象的大量复制。尽管九十年代先锋诗人的极端主义表现也为诗歌普遍向生命突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一旦诗歌抵达了生命家园，诗人的国别和文化身份就成了不可绕开的问题。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形成的诗风，一直保持和延续至今，仍奉为新诗写作时尚，似乎已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并由于它沿袭和张扬了“五四”新诗传统的负面因素，致使新诗语言弊端暴露无遗。沈奇对此也作过批评：“这是个惟时尚是问的时代，看似个性张扬，实是无性仿生。”他认为当前新诗写作，要“回归个体人格和自由心性，并重新认领诗的美学元素，以求在守护中拓进的良性发展。”(《告别时尚写作》，2002.3《诗刊》下半月刊)当下重新确认诗人的文化身份，焦点在于：是单单沿着新诗的现代性轨道一意孤行，还是对现代汉语诗人与汉诗构成的美学元素的认领，坚持现代性与汉语性相统一的诗歌探索?只要从这一背景意义上考察，就会认为于坚的《长安行》而引起的“诗变”，具有不可低估的诗学价值。
　　于坚在1979年诗歌集会上朗诵诗歌，接着写下了《罗家生》这一开口语化叙述先河的优秀作品，也有像《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切人生存状态的真实的深刻的力作。他和韩东是《他们》诗社的领衔人物。《长安行》可以视为于坚多年来日渐滋长的回归母语、回归汉诗传统的成果。如在1999年盘峰论争中，他(“民间”)就是以回到古典诗词中寻求新世纪中国诗歌的复兴为对抗的姿态或策略。于坚在《致伊沙》中表白：“今年7月27日，我第三次来到西安，我终于看到了长安，我是有福之人啊，我不是喝狼奶长大的，我外祖母是一个文盲而知道敬畏李白的人。”于坚在这一次“看见了长安”，显然是因为“长安”、因为传统文化在他心目中有了地位，乃至“有回家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出于这位48岁的汉语诗人的内需，正如他在《大雁塔》中所写：“感到自己的肉太轻／一向恐惧的那些／太轻 一向重视的那些／太轻 不足为凭／收起乖戾的羽毛／我跟着古代的老百姓／跟着黄帝／跟着僧人和使者／跟着李白／跟着长安／默默地跪下来”诗抒写的情绪是真实的，带有一种对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永恒的建筑的亲和力。据陪游的伊沙说，于坚把自己的大光头抵在大雁塔夕阳色的砖上。“我们钻进雁塔／要看看大唐朝的肚子里／凌空高蹈的都是什么”。诗人与古人对话，褒中带刺，亲昵中有讥诮。尤其是他和他的外祖母所敬畏的李白，在几首诗中屡屡出现，乃至幻觉中见到李白，“我流下热泪／两行”。李白是具有酒精神的大诗人，他的诗亮开了封建王国中最大的自由空间。从“李白”意象中，不难感受到于坚回归传统的尺度和位置。
　　于坚这组诗在2002年8月6日《诗江湖》网站上发表之后，引起不小的争论。这种“诗变”而引发的争论，虽然发生在民间诗社中，但应是对整个先锋诗歌队伍而言。即是说，这位执意“像三十年前那样，一个人，一意孤行”的先锋诗人，所表现的揭竿而起时的那种勇气和几分壮烈，更能引证这一诗歌反叛或回归的必要性和震撼力。实际上九十年代中后期，《他们》诗社中就弥生了“回归”情绪，1995年杜马兰发出《我们是否在失去汉语?》(《他们》第九辑1995)的诘问，2001年小海与陈立平、欧阳建华等发起成立《回归论坛》网站。《回归》第4期(2002年8月)卷首语中对“回归”内涵，作了八点阐述，这里不妨列举前四点：“1．有别于诗歌语言的洋化和异化，对汉语本位的回归；2．有别于诗歌界的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国诗歌传统的回归；3．有别于矫情，玄怪，抽象，对诗歌的自然品格的回归；4．有别于学院写作，对诗歌源泉的回归；……”从中不难看出“回归”诗人们的动意及其不可遏制的趋势，也反映了世纪初诗坛普遍滋生的一种情绪。由此看来，于坚并非“孤行”，《长安行》正凸现了诗坛世纪初情绪。因而，于坚们的反叛或回归，是先锋诗歌演变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
　　中国现代诗回到汉语本位，毫无削减或消解诗的现代性的意味。只要不把对汉诗传统的叛离与回归引向二元对立，找回和修复现代与传统之间相连的精脉，就会获得新诗的现代性与汉语性双重递增的可能。中国诗歌无法脱离汉语的文化传承。引进外来诗体，效法西方“现代”、“后现代”，倘若不能切人汉诗创造的艺术轨迹，不能发挥汉字、词所特有的活力和诗意，甚至模糊或抹去其文化踪迹，怎能展示现代汉诗的个性和优势?这个伴随新诗诞生就出现的问题，今天变得十分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既然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仍是以对汉语传统的叛离和决裂，而抵达全球化的生命家园，那么找回诗人的国别与诗人重新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就不能不成为当务之急。这大概也是“汉语诗人”与“国际诗人”的分歧所在。所谓回归，首先标举诗人对母语和汉诗传统的尊重和认领，是诗人的自我检视和完善，寻求和构筑一个坚实丰厚的基点，展开21世纪汉诗创造的翅膀。于坚深以自己如今是“一个汉语诗人”、“汉语的……容器”而自慰，这恰是点击了使他的诗歌发生重要变化的两个关键词。“汉语诗人”标示国别性，新诗对母语的回归；“容器”标举诗人的文化身份，“熊掌”与“鱼”兼而得之的融通的文化胸怀。这对于长期以来背离传统走得愈来愈远的诗歌状态，岂不语中肯綮?而对于于坚的创作而言，则是一种清醒，是反观20年诗歌经验的自觉，是进入成熟期的表现。
　　现代诗人的这种汉语精神，何尝不可以理解为当下振兴21世纪汉诗亟待高扬的先锋精神?
　　“回归”并不一定告别“先锋”。于坚也不必认为“终于把‘先锋’这项欧洲礼帽从我头上甩掉了”。去年12月，我与台湾一位著名现代诗人交谈，他似乎也不乐意我尊称他为“先锋”。如果“先锋”这个褒义词由于被人染指成了贬义，那么，我们就认真地洗去污迹而恢复其本色。譬如，“后现代”、“后后现代”(“先锋们”)，总是以极端主义的暴戾姿态出现，似乎非如是就不足以“建功立业”，独占鳌头。这岂不正落入于坚所深恶痛绝的“1966年那段历史培养起来的文化习气”，以“非黑即白”或“打倒一切”的“造反”为荣的先锋意识?这倘若还影响着我们，应当从骨髓里清洗掉。再如，先锋不以作品优劣为验证，似乎只要“出奇制胜”，争得“先锋”地盘(地位)，攫取“先锋”的帽子，就功成名就，可以进入文学史了；乃至诗论家只要为“先锋”摇旗呐喊，站稳“先锋”立场，也就立足理论前沿，掌握了话语权。然而，一部中国诗歌史却是最终以作品的汉语诗性智慧的闪光而成熟而辉煌。现代汉语诗意智性的发掘和磨砺，一半是才气一半是工夫，好诗总是包孕于痛苦和寂寞之中。那种沉不下心或心气浮躁，把才华消耗于对先锋姿态的角逐和猎取中，是悲哀的。诗歌批评不是趋附，而是一种“凝视”、“我思”，一种“对话”和“参与”。那种一味依附以至被诗人所征服的理论，是悲哀的。
　　中国诗坛亦如球场，不可缺少前锋(先锋)，惟如是，方能保持多元竞存的诗歌格局的生态平衡，保持新诗创造的蓬勃生机。对于西方的先锋，只要不是照搬照套，而是用其精神，并转嫁或移植到汉诗之中，就应该挺直腰杆“先锋”。
　　诗歌“西安”，最古老也最现代。我们走得再远，背后仍是“长安”。21世纪汉诗的鸽子正在“大雁塔”上空盘旋，愿鸽子们早日飞向遥远、组成世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