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4年第16期
价值认同、健康取向与大地背景
作者：蓝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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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那种傻事。
关于我的写作方向，我想要面对的是“乡村”以及“乡村的这个时代”，具体地说，就是“平墩湖和它的在场”，接下来，就是“相公镇”，就是“临沂城”。这应该是一个“村，镇，城”三位一体的个人诗歌版图，是我个人所经历和熟悉的历史与文明，是我所要表达“我在想”的内容载体。所以，对我来说，“写什么”和“为什么写”，似乎要永远比“怎么写”重要的多。
诗歌理所当然地具有的三个属性从重到轻应该是：史学性，社会学性，艺术性。也就是当诗歌作为一种文字记录的方式而呈现时，我们应该看到人民在劳动、人民在思想、人民在动情，并选择了新鲜的言说方式进入了文明的第二史册。
以我个人来看，应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观察一个诗人：一个立场，一本集子，一个可具强大同征性的写作体系。所以，我总是这样去归纳一个诗人：XX诗人用他的一生记录了XX，他的手法继承了XX，开创了XX，其语言XX，整体上表达了作者的XX思想，展示了人对世界的XX看法与阐释，其作品具有那个时代的Xx性，他的个人写作促进了XX团体、流派的形成，开创了XX写作的潮流。其中的10个“XX”顺序不可颠倒。而不是像现在的有些人，总是在那儿不停止地夸大派别和团体的作用，和自己开一些有趣的玩笑。
我对当今的诗坛有这样的一些担忧：对所谓70后诗人群一代人的整体以及个人创作的担忧；对当下诗歌评论的担忧，优秀的诗歌评论应包含以下几个要素：分析，比较，归纳，命名，预见。但大多数目前的评论文章还处于“分析”这个较低的阶段，就文论文，就人论人，甚至还在说哪个词用得好，哪个结尾结得不好。对当下诗人形象的担忧，诗人的形象应该是为民族击鼓者，为人民吹角者，为万物抚琴者，为心灵击节者，现在诗人的形象并没有如此美好。
其他声音：本土化与健康阅读
李少君：《诗刊》通过这个奖项来奖掖诗坛实力青年诗人是功德无量的。这几位获奖者同时也是我们《天涯》杂志关注的，《天涯》多次刊发了他们的作品。谢冕老师的归纳概括是非常对的，他指出这一代诗人的成就是在新诗潮的基础上达到这种状态的。我们的少年时代只是看着唐诗宋词在成长，朦胧诗的时代我们已经长大了。不像这一代诗人这么幸运，他们从小就接触了朦胧诗，朦胧诗是他们的传统。当代汉语诗歌成为这一代年轻诗人的背景，这一代年轻诗人的源头。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呢?中国的新诗是学来的东西，“五四’’以后，写作者突然觉得过去的旧体诗词没法表达现代情感，没法传达变幻的具有震撼力的情感。很有意思的是当时首先有一批学者来搞白话诗的试验，那时只是一种观念的写作，很少内在的自然的诗歌。我个人认为中国新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知识、观念的产物，停留在模仿和学习的阶段。甚至一直到八十年代，从非非主义对法国新小说的学习，到韩东的诗歌《大雁塔》都是如此。《大雁塔》不是一种自然的体会，没有强烈的诗性的感触，它就是一种理念性的产物，诗人想的是你们要歌颂崇高，我就要解构它。中国诗歌有太多的行为艺术，留下来的不是作品，留下来的是观念。
所以，我近两年强调诗歌的草根性。中国的新诗是学来的，就像佛教是我们去印度取经取来的一样，它是异域的异族的，应该让它变成中国的本土的，或者说要使我们的诗歌具有草根性。禅就本土化了，它溶人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老百姓的穿衣吃饭都被禅所说。我们的诗歌应该有一个从佛教到禅宗的相类似的过程。我们不能否认在新诗演变的漫长过程中前人的努力，像朦胧诗和后来的种种，包括强调口语化的诗人，注重叙事性与日常生活的写作等等，也在做着把外来的东西变成本土化的努力。
真正到了江非、江一郎、雷平阳、北野他们这一代诗人这里，才有可能实现诗歌的本土化。首先他们一开始接触的就是新诗，在他们的经验中，不认为诗歌是学来的，不像我们这一代，老有一种对比感。在他们这里就有可能把他们的诗歌变成自然而然的、日常的情感叙述。
我们现在遇上一些重要时节，想到的还是旧体诗词，比如中秋节时，我们想到的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有了什么人生感慨时，也会来一段《春江花月夜》，为什么我们到了最需要表达情感的时候，我们还是寻找古代诗歌来抒发情怀，可以说新诗还没有形成广为人知的名篇，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西方社会，借诗歌抒情已是很自然的，前几天看过的一个片子上，里面人物背诵的是奥登的诗，非常自然。“9．11”之后，心灵受伤的美国人背诵的都是他们的一些当代诗歌。西方的诗歌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和成就了，在人类的重大时刻或者个人的重大的情感爆发的时刻，人们都能使用当代的诗歌来抒情、来安慰自己。新诗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离它应有的高度还有距离，好在它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期待的中国新诗应该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日常的、稳定的写作形态，到那时我们就有可能表达人类的重大事件、个人的重大事件，达到旧体诗词、西方现代诗歌那种高度。我强调的诗歌的中国化、草根化实际上已从江非等人身上看到了端倪。
远岸：从这两届获奖诗人的作品那里，我感受到了真诚的力量，我认为这正是诗歌的根本。江一郎的《老了》《母亲在哭》读了、听了，都无法不感动，你不能不被他的真诚化为的诗歌之光所照耀。这就是诗歌的力量，我没法认同诗到语言为止的说法。人生如果没有感动，那人生是麻木的，人生一点意义也没有。我在写作中一直在寻找着的感动在江一郎、江非他们的作品中已经有太多太多。
毕光明：我觉得这个评奖再次很负责任地确立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好诗的标准，另外就是华文青年诗人奖使汉语诗歌史得以连续。我们现在在大学里讲课时，讲到八十年代的新诗潮往后就没法子讲了，后来的诗歌杂乱、混乱，现在，华文青年诗人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讲下去的可能，所以说，我们因此找到了诗歌史的延续性。我感觉这些诗人是从朦胧诗、新诗潮那里一路走来的，细读他们的作品，没有什么断裂之感。健康的、严肃的、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个人化地表达公共经验的诗歌应该就是好诗了，这些从这六位获奖诗人的作品中完全可以体现出来。
庞俭克：从1999年，漓江出版社和诗刊社两家开始合作出版中国年度最佳诗选，通过这些年的合作，我深切地感觉到《诗刊》一直兢兢业业地为汉语诗歌乃至中国文化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从他们每年精心选出来的稿子看，没有那种始于语言、终于过程的花哨东西，他们选的稿子是很结实的。
去年7月份我到《诗刊》去，林莽老师说起来要出获奖诗人作品集时，我感觉到诗刊社所发起的这个奖是功德无量的工程，当时我也感觉到这本书将会有较好的市场，我们很快签署了合作出版十年获奖作品集的协议。我在社里的选题会上将诗刊社的评奖初衷谈了后，这个选题没有听到任何反对意见。
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我看见过很多书本垃圾。很多垃圾被人炒作得很高很高!而现在编选这样一本品位很高的诗选还是需要胆量的。只有创作的健康才能带来阅渎的健康，两届获奖作品都扎根于大地，所书写的都与我们的真实生活、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有关。在获奖诗人这里，民族文化的传承是很自然的事情。刘春的《坡上的草垛》、雷平阳的《早安，昆明》、北野的《正是一年中牛羊转场的时节》等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平时接触的都是一些对社会的发展、对民族的生存富有责任感的、对人生的思索有相当高度的诗歌作品时，我们的生存质量是非常好的。在这里，我对诗歌刊物和评委、诗人三位合一所提供的良好的出版基础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