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4年第16期

乡下人在城里

作者：卢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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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乡下长大的。对于城市，我是一棵移栽的矮树。在某个小小的角落，为与我生命密切相关的人和事撑一伞荫凉，并绿化经过我身边时用善意的目光看我一眼的人。
　　我是因上学而进城的，那是我第一次进城。从身份上讲，我是已成为城里人后，才进城的。但我内心深处的乡村的烙印，并没有因为我有了城市户口而发生改变。十六年的故乡井水，已成为我血液的一部分。
　　岁月永远抹不掉人的胎记。
　　进城路上的经历，寓示了我的城市生活。
　　我要去的学校在咸宁，到咸宁需经过武昌。从武昌到咸宁，可坐汽车，可坐火车。我是坐汽车到武昌的，二百多里的乡村公路，坑坑洼洼。我在车上几次被颠离座位。当时觉得挺好玩，直把汽车当摇窝。几年后，我开始写诗，才想到，那近百里的乡村公路，寓示着我进城的路不平坦，进而想到我是吃了多少腌咸菜才走上这条路的。而那辆像摇窝的汽车，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是摇窝，乡下人在这个摇窝里，做进城的梦。
　　我决定坐火车到咸宁。在此之前，我坐过很多回火车，只是在梦里。实现梦想总是让人兴奋的。那兴奋直到我上了火车才意外消失的。我的座位被人衣冠楚楚地坐着。我不会讲普通话，只向那人出示我的车票，然后用李先念、秦基伟说了一辈子的那种方言，说了句：这座位是我的。那人先看看票，后看看我，再看了看窗外，然后若无其事地和坐在他身边的女人说着什么。那人没有给我让位。那人肯定是故意不让的，尽管他完全有可能听不懂我说什么。那人看到我黑黑瘦瘦，皱皱巴巴，孤孤单单的，判定我是从乡下来的。城里人怎么会给乡下人让位。我只有在自己的位子边站着，从武昌到咸宁。快到站时，那人起来收拾行李架上的行李，我趁机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了坐，约摸三分钟光景。
　　其实这位子也不是我的，更不是那(鸟)人的。谁也不知道这位子曾坐过多少人，多少人在这位子边苦苦地站过。没准还有人为争个位子打过架，或做过交易。
　　城里人只因为有一些乡下人没有的票证，城市才属于城里人的。没有谁是城市亲生的。所有的城里人都是从乡村过继来的。只是年代久了，一些城里人早已忘了祖先那条乡村的尾巴。
　　我以乡下人的性格开始了我在城里的生活。我像牛一样，在忙的时节，不分昼夜，不管阴晴，辛勤劳作，为能住上宽敞的房子，为女儿能上好一点的学校，为妻子不想做饭，一家人到楼下大排档吃一顿时不摸着钱包犹豫半天；为喜欢搓几圈小麻将的老父亲，在逢年过节时，不至于只看着别人搓麻而手心痒痒。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像牛一样反刍。我的诗，就是反刍出来的。要反刍，首先要将东西吃进胃里，要有积累，然后再慢慢咀嚼，慢慢回味。我的胃里有不少乡村的东西，进城后，又吃了一些城里的东西。因此，我写乡村的诗，散发着城市气息。写城市的诗，往往又沿着诗行之间的空隙回到了乡村。从我的一些诗作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如《在水果街碰到一群苹果》《在五星级酒店吃窝窝头》《为新居添置一件农具》《乡下人进城》《异乡的老鼠》《降落到城里的雪》《在城里的酒店邂逅故乡的高粱酒》等等。我写这些诗时，我都在现场，都是我亲身感受过的，就像牛反刍的东西都必须首先经过牛胃一样。
　　劳作中的牛是站着的，听人使唤，但从不跪下。牛的秉性成了我在城里做人的原则。当生活的重轭深深地勒进我肉里，我坚持着，不让城市知道我在疼痛。我把一切说给诗听。诗会让我在疼痛中快乐着。
　　我在城里常常站着。尽管在运气不错的时候，我也能坐上一个位子，但我觉得站着更便于奔波。坐着的我，是写诗的我。
　　有时我更像一只从乡下跑到城里的兔子。在钢铁的森林里，我不堪一击。穿越马路时我小心翼翼，东张西望。我曾目睹过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在瞬间成为橡胶胎下一摊腥红的血。人经常被自己制造的东西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创造的过程，就是毁灭的过程。工业文明接近极限地让人类在感官上享受到一切，在精神上又带来些什么呢?可又有几个人能拒绝工业文明的诱惑，愿与瓦尔登湖畔的梭罗为邻呢?我知道我不可能得到答案，但这并不影响我思考这个问题。我将这些思考写进诗里，使我在表现日常生活的诗中多了点所谓的深刻。
　　作为一只兔子，特别是吃上萝卜的兔子，自然会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不会去招惹谁，对友善的人们报以更多的友善。但兔子急了也会咬人，也会在人身上留下深深的牙印，让那些不把兔子当兔子的人，让那些整天想着吃兔肉火锅的人记住不要为所欲为。我诗中的忧思和愤怒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流露出来的。
　　树在城市只能站在路边。城里的大路朝向高楼，大路上奔跑的是汽车。这工业的蝗虫已渐渐啃光城里人灵魂原野上最后一株庄禾。我移栽到城里时，根上有一兜故土，让善良质朴的人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一眼就能认出我。
　　我的身旁是电线杆，电线杆上贴满性病广告，这是被欲望扭曲的城市疯狂发泄留下的后遗症。不知是否会传染给我。
　　诗是我一直在吃的预防药，既愉悦身体，又健康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