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4年第22期

断裂

作者：李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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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严格意义上区分，一个优秀诗人是分裂为两重人格的，一是艺术人格，二是社会人格。
　　在我年轻的时候就不懂这一点，我把生活和艺术混为一团，诗歌地去生活，结果是碰了不少钉子。我身边的人们提起诗人都会说，嗯，诗人嘛，多少都有点不正常。为了掩饰这种尴尬，同事们极少有人知道我会写几首小诗，因此我的诗歌生活几乎是秘密的、地下的。
　　在我发现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与臆想中的世界相去甚远时，我陷人了深深的沉默。原来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我们在诗中描述的那个充满花草、新鲜空气、人们相亲相爱的情景，完全不是。它的功利和进步、它的肮脏和下流、甚至于它的颠覆与毁灭，都在冲击着我们每一个社会人。在这样一个年代，诗歌有什么用处?
　　诗人们大半是被一种神圣的假象所蒙蔽，固执地认为诗歌是净化人类精神的甘露，能拯救迷茫的心灵，把诗歌的作用无限地放大，但当我们发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连个小小的麻烦都不能摆平时，是不是感到自己很没用?
　　我承认，我是分裂的，很难把诗歌与生活统一起来。在现实中，我大约是个很随和的人，话不多，老实木讷的样子，但在诗歌世界里，我就不那么老实了，我懂得就轻避实，懂得如何粉饰现实中的疮疤，这是因为在笔下能够写出我向往的一切，那些正是我在现实中所匮乏的。一个相处了很久的朋友，他经商。有一天在我家偶然间读到了我的诗，他问我说，这诗是你写的吗?我不置可否地笑笑，他怪怪地打量着我说，这么美的诗居然出自你的手?一句话让我目瞪口呆。
　　谁也没有权力说出世界的真相。它只是在那里存在着、变化着，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及判断。在我前些年的写作中，我视线所及的地方看到的是风花雪月，爱情的神奇和上天给予人类的恩宠……造作地在诗中抒情也是必然的。如果翻开我九十年代以前的作品，能够像一块石碑一样矗立在那里的诗，几乎没有。看来是我错了，当青春悄悄离去，当我歌唱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时，仿佛才真正把双脚挪到了大地上。
　　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开始断裂。我的焦灼也由此产生，我对写作的意义也开始了怀疑，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知道自己的内心快坚持不住了，快要向这个外部世界招安了，去顺从它的方式，与它媾和、与它平安相处。甚至我一直搞不清楚，这是一种悲哀还是一种觉醒?
　　我一边怀疑一边还在写诗，以一年十首诗的速度小心地行进着，我与诗坛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我看不到诗歌报刊，也没有几个联络的诗友，形成了自己相对的独立。这个时候，诗歌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种必需品，它成了完善我社会人格的营养液，成了锤炼我精神气质的武器(哦，在这里，请原谅我对这门崇高艺术的大不敬)。
　　对现实生活的惊愕，对写作意义的怀疑，几乎成了许多成熟诗人的心病，因此我很能理解为什么有些诗人弃诗而去，他们大多是无力调和现实生活与诗歌的关系，他们更无法承担这种断裂。
　　被社会化的诗人比比皆是，但他们是被真诗人所鄙弃的，因为他们的诗歌也社会化了。他们来得更彻底——连内心都放弃了。往日对诗歌信誓旦旦的意志却能被金钱物欲一次性地冲淡，对诗歌的感受力也在众多芜杂的社会行为中变得越来越迟钝，甚至最后连诗歌阅读对他的感官也不起作用了。那他干嘛还要写诗?有人不禁问道。想一夜成名吗?建议你最好来一次裸奔，包见成效；想一日暴富?不妨期期彩票不拉，没准能成。
　　“想”是困难的，而“想象”并不难，这是在指诗歌的两重境界，把“想”附着在诗中，诗人就与社会、与自然发生了同构关系，而单单由“想象”造成的诗，看上去多少都有些可疑。
　　所以我认为，一个诗人，如果具备了指涉现实的能力，就应义无反顾地介入现实关系，这不仅仅是艺术变革的需要，更是社会人格的体现，虽然诗歌改变不了世界。如果你还无力涉及社会，仅凭“想象”造诗，那么不如沉默。
　　我所钦佩的诗人是那些兼备艺术人格和社会人格的诗人，他们在写作上具有完全的自觉性，坚韧、创造、批判、庄严……在生活中具有完全的主动性，豁达、睿智、从容、善良……这一切足以构成人们对诗歌艺术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