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5年第13期
臧克家的悲剧性体验
作者：章亚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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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臧克家，首先要了解诗人的悲剧性体验。
臧克家1905年出生在山东诸城，18岁前一直生活在乡间的家园。他从小不乏对人生的悲剧性体验。祖父和父亲参加武装反清斗争失利，诗人8岁时母亲就受惊而故世；由于患肺病的缘故，父亲也仅仅活了34岁。家人的惨死，给诗人年幼的心灵留下很深的创伤；贫苦农民吃糠咽菜、手足胼胝的悲惨生活，也引起了诗人深切的同情。臧克家的情感体验，是他爱诗的“种子”。他生长于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喜爱诗章，让诗人从小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中学时期，新文学改变了臧克家的诗歌观念。读了郭沫若、冯至、汪静之的白话诗，心头的诗意便成长起来。他尤其喜欢郭沫若的《瓶》，从杂志上剪下郭沫若的照片，贴在案头题字说：“沫若先生，我祝你永远不死!”在叔辈诗友“一石”和“双清居士”的直接启发下，臧克家写出了第一首新诗：“秋千架下，／拥积着玲珑的少女；／但是，多少已被春风吹去了。”诗意中有青春期的淡淡哀愁，但是这种体验还比较肤浅。亲身“识尽愁滋味”，才能把凄苦的人情世态，熔铸成悲剧性的诗篇。那种诗篇就像他的代表作《老马》：“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泪只往心里咽，／眼里飘来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望望前面。”读者都以为“老马”象征农民，其实这首诗却是诗人悲剧性体验的写照。
1923年臧克家在山东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1926年秋千里南下到武汉，报考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诗人亲眼见到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潮和汉口英租界的收回，实在太激动了!北伐誓师的场面以及“民众武力”的大旗飘动，化作心中的理想之光。虽然军校的生活紧张而艰苦，但在信念鼓舞下，诗人从奋斗中体会了生命的充实。这种充实感，成为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用它比较光明与黑暗，丈量生活的价值，可以捕捉到时代的诗意。1927年的春天，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臧克家满怀义愤参加了追捕右倾分子的行列。为了讨伐夏斗寅，军校与学兵团合编为中央独立师，征战40天回来，却不料大革命已经失败。这个时代大悲剧，为臧克家揭开万里独行天涯漂泊的序幕。沿江而下，经上海返回山东，一路人地生疏，食宿两难。诗人的身心不堪疲惫与激愤双重折磨，到上海不久便病倒了。回乡后险些被捕，只好远走高飞，逃亡关外。臧克家悲凉的身世之感，与大革命失败后的沉痛感受融为一体，这就造成了诗人悲剧性体验的深刻性。
由东北回山东，臧克家1930年考入青岛大学(很快就改名为山东大学)。入学的关键是他所写的一句“杂感”，即“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人了无底的苦海!”杂感中饱含了臧克家的悲剧性体验，闻一多由此看到臧克家对人生的体验深度和感悟能力，就欣然接纳了这位学生。臧克家受业于闻一多先生，以古诗词和民歌的修养为基础，认真借鉴新月派的格律化诗风，找到了“自己的诗”。在闻一多的指导下，他学会了严格选择想象和炼字的技巧，并且在1933年出版了具有朴素、真实、含蓄、精练风格的诗集《烙印》。《烙印》的艺术魅力，在于深刻地表现了诗人的悲剧性体验。臧克家在《十年诗选》的《序言》中，说自己是“一个滋生成长在不同时代气流里的悲剧型的生命”，这种身世之感，造成了诗篇的悲凉意境。从此诗人伴随华夏民族的百年悲欢而歌哭终生。
臧克家说过，当他在构思诗作时，那些暗夜里发生的可悲事件，又总是与自己的沉痛回忆相互交融，乃是“叫苦痛迫着，严冬深宵不成眠，一个人咬着牙齿在冷落的院子里，在吼叫的寒风下，一句句，一字字的磨出来的压榨出来的。”一首八行小诗，诗人竟然要推敲一年。那苦吟的过程，就是诗人对灾难进行再体验的过程。是悲剧性体验，决定了臧克家不同于闻一多的创作道路。臧克家的表现手法偏于细腻，可他的创作精神是喜欢宏大的。带有里程碑意味的第二部诗集《罪恶的黑手》，就是向大处走；后来写出上千行的《自己的写照》，更是努力往长里写。诗人一谈诗就讲“博大雄健”，这显然是不寻常的。如《论新诗》主张以“表现大的思想”为新诗的艺术使命，他说：“要用人间的一切学问和世情锻炼自己，而感情往远大处放。诗人要以天地为家，以世界的人类为兄弟。……对于句子的排列，那匠人比玉人雕刻一块瑰宝时候的心还细，还苦，他的诗句全是用心血涂成的。”诗人为了求“大”而付出细心和苦心，这是因为表现悲剧性体验成为臧克家的艺术追求。
臧克家刻意再现社会的悲剧，追求悲壮美，长诗《罪恶的黑手》就有了大的框架，真实又深刻。这首诗分三部分：一是伪善的形象，迷信的情境里有对教会的讽刺；二是淳朴的形象，施工的画面上有对工人的同情；三是勇猛的形象，反叛的想象中有对革命的向往。仿佛三部曲的艺术结构，用形象对比表达社会矛盾，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诗的构思布局有前因，有后果，依时间顺序展开，空间画面亦井井有条，于是铺开了大场面；又有细针细线的手法，如诗人讽刺教徒“用心做了一脸肃穆”，小中见大，悲剧中渗透喜剧性。从《罪恶的黑手》看臧克家创作的精神倾向，大致存在四个特点：第一，在主题选择上，诗人更加注意思想深度，努力反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把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要求和革命低潮的社会现实进行对照，提出要“来一个大的反叛”。第二，在题材选择上，教堂成了社会的缩影，其背景有工人的血泪、乡村的破产，也有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投影。第三，在诗的形式上，不但叙事增多，而且篇幅拉长，从十几行发展到百余行，后来更写三、五千行的长诗，说起来看似求长，实为取大取真，因为叙事诗较便于再现生活，长篇叙事诗更是容量大，场景大，气势也大。第四，在语言选择上，诗人喜欢以土白人诗，做到深入浅出——《罪恶的黑手》确实很重视口语化的形象描写，比如在形容教堂的施工场景时，抒情主人公这样说：
有的在几千尺之上投下只黑影，
冒着可怕的一低头的晕眩，
石灰的白雾迷了人形，
泥巴给人涂一身黑点。
铁锤下的火花像彗星向人扫射，
风挟着木屑直往鼻眼里钻。
在方言白话里提炼诗的语言，字里行间似有民间说唱艺术的影响，叙事形象鲜明，语句节奏明快，在描写中锤炼动词颇见功力，通俗易懂又晓畅传神，符合叙事诗文体特色。臧克家从此逐渐脱离了闻一多的影响，形成一种偏重表现悲剧性体验的抒情个性。
抗日战争时期，长篇叙事诗成为臧克家创作的“重头戏”，然后是四十年代的政治讽刺诗，其中有丰富的现实内容，也有理性批判的强大力量。有爱也有憎，臧克家的思想日趋成熟，他形成了自己的“星星主义”：人民群众，就是暗夜里明亮的星群；只要大家汇聚起来，就能造出个灿烂的明天。所以谁有一分热，就该发一分光。在抗日战争前后到解放战争时期，臧克家诗艺的重心，经历了一个从抒情诗到长篇叙事诗、再到政治讽刺诗的文体发展转换过程。文体的交替适应着诗人悲剧性体验内容的变化，也伴随着诗人人格的成长。在《刺向黑暗的“黑心”》一文中，提出政治讽刺诗的艺术追求：“讽刺不是耍聪明，也不是说漂亮话。看得真，感得切，恨得透，坚决，尖锐，厉害，这样情形下产生的诗，才有力。力，从诗人传给诗，从诗传给群众。”在《你们》这首诗里，臧克家向反动统治者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创作态度，即以诗为剑：“我要用我的诗句鞭打你们，／就是你们死了，我也要鞭打你们的尸身!／我要把我的诗句当刀子／去剖开你们的胸膛……”因为写政治讽刺诗，1948年臧克家被迫逃亡香港。从校园诗人到战地诗人，从战地诗人到抗议诗人，构成诗人臧克家独特的创作道路。这条道路受到悲剧性体验的牵引，促成了文体选择的演变。像一株饱经风霜的老树，生活的甘苦充实了臧克家的心灵，也丰富了诗人的美感。借助想象的翅膀，他能通观过去、现在、未来；但是他更加相信自己的双足，宁肯一步一步地丈量人生的大地。惟其如此，诗人脚下始终拥有坚实的大地，而且亲身经历过的一切，也最能唤醒他的灵感。
臧克家，始终是生活美坚定执著的歌手。
栏目主持人：阎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