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5年第13期

作为意象修辞与思想方式的诗歌象征

作者：孙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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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诗歌象征意象的所指内涵、基本意向或经验图式，存在着不同的内在特质及其表现形式。有些诗歌只是选择自然界的某些客观事物去表达特定的思想感情，就如艾略特所说，一组客观事物，一种情境，一系列事件，这些都应该是那种特定感情的基本程式。而诗人们要做的，便是在大自然这座“象征的森林”里去寻找这类特定情感的“客观对应物”。或者如马拉美所言依据内在的程式，除了去寻找“某个客观事物的意象以表露某种情绪”之外，还可采用一种“选定某个客观事物，再从中提炼某种‘情绪状态’的艺术”。不过，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和过程，“客观关联物”以及与之相连的情感思想，都不是通过“简单直露的方式揭示出来，而应该仅仅被暗示出来”，“象征正是通过完美地运用这一神秘的过程构成的”。从对上述诗歌的象征意象读解中，可以体味出这些诗歌均是通过寻找某种特定感情的客观对应物或者在选定某个事物之后逐步地一点点地译解、暗示出某种情绪状态构成的。
　　正如查德维克所说：“这是一种表达思想情感的艺术，它既不直接描述这些思想情感，也不通过与具体形象的公开比较来说明它们，而是通过暗示它们是什么、通过未加解释的象征，在读者头脑中把它们再度创造出来。”这种象征方式因为与人的内在体验相关，是“人类经验层次上的个人形式”，所以可称作“人性象征”。另有一种“超验的象征主义”，它“不是象征某种特定的思想感情，而是象征更广阔、更普遍的理想世界，对这个世界来说，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一种不完满的代表而已”。对于朦胧诗人来说，现实不过是一场令人惊悸的破碎的噩梦，一个荒原般的世界给他们带来的只能是幻灭与苍凉。他们普遍地渴望一种超越的生活，信奉或者期待一个在别处的理想王国，因而“相信未来”、向往现实背后的彼岸世界，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最后的存在理由和人生信念。这与象征主义者普遍地崇尚“彼岸的辉煌”是相吻合一致的。正是因为具有这样一种情感倾向，所以他们的诗中也常常出现宗教意象。
　　舒婷在长诗《最后的挽歌》中，就曾引用《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的话语作为题注：“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而在她的诗语中，也不时出现宗教语言或意象，比如那些写给母亲的诗中，就有“为了一根刺我曾向你哭喊，／如今戴着荆冠，我不敢，／一声也不敢呻吟。”(《啊，母亲》)“呵，无论风往哪边吹／都不能带去我的歌声吗?妈妈／愿所有被你宽恕过的／再次因你的宽恕审判自己”(《读给妈妈听的诗》)。那种负罪感、自审与忏悔意识以及天堂观念，显然在字里行间延伸散播着，从而成为一种思想情感指向。当然，诗人们毕竟生存在一个有限的并不完满的现实世界之上，他们也知道，作为现世存在的生命体，终究无法获得宗教意义上的天堂世界。事实上，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正在于向着一个理想的世界不息地进取、索求，而这一切，在诗人看来是能够通过诗歌抵达的。
　　因此，诗人们背负着“理想”，渴望通过“象征主义”而穿越现实，从而抵达一个理想世界。这个世界，要么是内在的情感现实或心灵对应物，要么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它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超自然的世界。就像一滴既能包容一切，又能净化一切的微小雨水。从总体上看，新潮诗歌是趋向于超越现实和有限世界的超验象征主义；可现实毕竟是诗人的内心关联物和渴望穿越之地，诗人的情感、经验包括血液、脉搏甚至疼痛，都是他们难以彻底超越的，这也是人性的象征一再出现于诗歌中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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