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5年第18期

眼睛与写诗

作者:李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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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昏,夕阳如血。
  在胶东半岛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里,一个泥土堆起的露天戏台上,站立着一溜低头接受群众批判的“黑五类”,最左边是一个白净脸、留分头、罗锅腰的年轻人。那时我正在上小学,只知道村里的人都管他叫“罗锅仁子”。至于他的大号到底叫什么?至今我也不清楚。听村里的人讲,罗锅仁子家几代都是读书人,罗锅仁子是文革前考上大学的,毕业后在城里捧的是让全村人都羡慕的公家饭碗。然而他似乎并不懂得珍惜,偏偏迷上了诗歌。终于有一天,他因为一首叫《黎明时分》的短诗被打成右派,下放回村管制劳动。
  那天的批判会开得很激烈。发言的人不时地挥舞着双臂,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倒是那些被批判的人,好像习以为常了,尤其是罗锅仁子的一双眼睛不时地扫射着台下群情激昂的人们。有一回儿,他的目光正巧与我的目光撞在一起,一种莫明其妙的颤栗迅速攫住了我的全身。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充满了迷离、困惑和痛苦,猫一样透着幽蓝、深邃的光。我当时就有了一种冲动,想写一首诗,甚至想好了题目——《眼睛》。这就是我最早萌生写诗的念头。
  好多年过去了,罗锅仁子恐怕早就忘记了当年批判会场上那个衣衫褴褛、满脸鼻涕的小男孩了。可是,那个小男孩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双充满了忧郁悲伤的眼睛。即使长大以后,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也能时刻感觉到在背后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那双眼睛。
  《眼睛》作为一首诗发表是以后的事了。我的第一篇作品是一首朗诵诗,叫《家乡颂》,发表在县文化馆主办的刊物《群众文艺》上。那时我正在初中读书,放学的时候,老师把那本散发着油墨香的《群众文艺》递到我手上。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那本薄薄的、油印的《群众文艺》,成了我的宝贝。我用画报纸精心为它做了书皮,并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我的床头底下,闭一会儿眼睛,就忍不住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瞧瞧,再放回枕头底下,再抽出来,反复折腾了十几遍。
  从此,我笔耕不辍,几乎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耗在了写诗上。那时候确实不知天高地厚,总相信有一天能够在诗坛一炮炸响。因此,我壮志凌云,豪情万丈,写作格外勤奋。从初中写到大学,从农村写到工厂,从工厂写到机关。十几年来,各种体裁的作品也陆续见诸报端。每一次拿到样书或样报,虽然再没有了首次发表作品那份强烈的感受,但是每次依然是一样的欣慰,一样的陶醉,一样的爱不释手。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回头看看,没有几首作品是自己真正满意的。为此,我常常陷入一种困惑、失望、矛盾的境地,甚至好几次发誓再也 不写诗了。可过不了多久,那份寂寞的冲动,那双无法摆脱的眼睛,又一次把我引进那个曾给予我无数次欢乐与痛苦的天地。这些年,我的工作环境不断变化,我的业余爱好却丝毫没有改变。这时候,我知道我真正热爱的还是诗。我常对我爱人开玩笑说,我的人生有两个伴侣,一个是你,我的妻子;另一个是诗歌,我的情人。
  我欣赏“诗生活”这个词。没有生活的诗是苍白的,没有诗的生活也是苍白的。因此,高高兴兴地活着,快快乐乐地写诗,是我为自己提前撰写的墓志铭。
  人生苦短,岁月无情。尽管当年的豪情万丈,随着两鬓霜染早巳化作一江春水。期待着炸响文坛的壮举,业已成为不着边际的遥远梦幻。但我还是会为了那双眼睛写下去。我不在乎结果,我只在乎过程。写诗,只要能让我生活得更快乐更充实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