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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诗刊》当编辑二三事

作者:朱先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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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78年初调到《诗刊》社工作的。
  我到《诗刊》社时,李季是主编,葛洛是副主编,办公地址就在虎坊路的一排平房里。报到前,葛洛同志曾把我叫到他家里,给我介绍了《诗刊》情况,神圣的诗的殿堂和我仰慕的一些诗人们,与我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了。
  那时《诗刊》编辑部分作品和评论两个组,我在评论组,杨子敏同志为组长。领导、编辑之间关系和谐亲切,虽然也有不同意见甚至争吵,但都是因为工作。领导和群众也很平等。
  人们对物质利益并不太在意,也不讲究。记得第一届“青春诗会”,学员们就住在《诗刊》社腾出的办公室,听艾青等讲课,就在院子里的车库中,吃饭就到旁边的北京京剧院食堂,与编辑们一起和剧院员工排队凭饭票吃饭。而第一届“青春诗会”的影响却是轰动诗坛的,后来许多人都成了诗坛有影响的诗人。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社会和诗歌艺术的发展转型期,诗人们思想解放,艺术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各种艺术观念的碰撞也是激烈的,面对新崛起的一些青年诗人的创作、认识上产生分歧就是必然的了。当时《诗刊》的编辑方针就是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对编辑的要求则是“可以偏爱,不能偏废”。《诗刊》以及各地报刊,都发表了许多青年诗人的锐颖作品。这些作品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与过去的诗作不同,在诗坛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有人热烈赞成,有人坚决反对。1980年2月编辑部收到老诗人章明同志寄来的批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我们认为艺术问题,只能通过讨论的方式来解决。于是,在召开第一届“青春诗会”的时候,《诗刊》8月号在“问题讨论”栏目中发表了章明的文章,并于9月在北京举办了“诗歌理论座谈会”,请了20多位北京及全国各地来的持不同观点的诗评家和诗人参加会议,由我和吴家瑾同志住会主持。中国作协和《诗刊》社领导也非常重视,到会参加讨论并作了具体指导。会议通过自由讨论、展开学术争鸣,对诗歌创作和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一次热烈而冷静的交锋,各种观点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七个日日夜夜,可以说是不眠不休,争论虽然激烈,但气氛却十分友好。这次会议把之前对诗歌的各种不同意见和争论,集中起来了,这就是上世纪诗坛著名的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这次会议因为是在北京定福庄的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招待所召开的,也称为“定福庄会议”。10月号《诗刊》发表第一届“青春诗会”作品专辑,12月号又发表了理论座谈会专辑,我作为责任编辑,从这期起,陆续编发了不同观点的理论文章,持续了一年多。后因种种原因,学术是非也很难定论,才结束了讨论。就这样从《令人气闷的“朦胧”》到“朦胧诗”的定名以及大讨论,影响整个诗坛,甚至波及整个文坛,在当代诗歌史和文学史上也称是一个重大事件。
  1982年初我写过一篇长文《实事求是地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在《新文学论丛》发表后(《诗刊》10月号全文转载),引起了持不同观点的诗人和读者的关注,我收到来信,都表示满意,但也表示有不满足,用当时的青年诗人江河的话来说,我的“态度”是好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我以为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诗刊》复刊后,李季主张《诗刊》要办三个版:刊物版、朗诵版、街头版。其中《诗刊》的朗诵活动,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是具有广泛影响的,许多著名的朗诵艺术家和影视演员都参加过《诗刊》社的朗诵活动。在工人体育馆一次朗诵会,有一万多人参加,座无虚席,每朗诵到高潮,听众情绪热烈掌声不断,受到了诗的热情激励和鼓舞。可以说那时诗的感召力的确深入到了一般群众,甚至文化不高的人群中。在办刊物时,在坚持高质量高水平的前提下,也不能忘了更广大读者的需要。我在评论组编评论稿时,当时就想到怎样能满足一般爱诗和初学写诗者的需要,提出开辟一个专栏:“假如你想作个诗人”。编辑部同意后,由我约请一些诗评家和诗人写文章。后来我把这个专栏的文章集中起来,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一次就发行了六万多册。诗歌作者和爱好者是大量的,他们读《诗刊》,也想写诗在刊物发表,但在《诗刊》发作品,对多数人来说,还只是一个愿望,刊物版面有限,总是只能选择部分作品发表,于是1984年下半年《诗刊》社决定办诗歌刊授,发现和培养青年诗歌作者,团结广大的诗歌习作者和爱好者,并决定由我来具体负责刊授工作。《诗刊》社创办刊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以及全国各地的一些报刊、电台、电视台都发了消息和报导。文艺界,特别是诗歌界的老一辈诗人以及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等领导也十分关心和支持。第一期学员报名的就有2万5千多人,北京的诗人、报刊编辑、大学老师都给我们当辅导老师,最后终因找不到足够的老师,只好停止招生。学员除了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外,还有美国、日本、瑞典、法国、伊拉克等国家。我们在辅导老师直接和学员联系辅导的同时,还办了辅导刊物《未名诗人》发表学员作品。并在《诗刊》上设学员作品专栏,从而起到了广泛团结诗歌作者和读者的作用,也为扩大诗和《诗刊》社的影响起了积极作用,对于刊授,我们不能因种种原因,甚至偏见,而轻视或排斥它。《诗刊》社的刊授到现在已经坚持20年了,作为一种诗歌传播方式,还是很有成效的。我认为,这是诗歌界的一件大事,完全可以在诗歌的历史上书写一笔。
  我在《诗刊》社做了20多年的编辑工作,我唯愿《诗刊》和我们的诗歌事业,在未来的日子里,一路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