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6年第5期

抒情的“复活”

作者：陈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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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蕾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发表诗歌，那时她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人，诗中不乏海涅、普希金的余韵。80年代中期，伊蕾诗风大变，以《独身女人的卧室》、《流浪的恒星》、《叛逆的手》等长诗震动诗歌界，一时间成为“女性主义诗歌”最重要的代表之一。1992年，伊蕾从诗坛“消失”，远赴莫斯科，从事美术收藏及策展活动。虽然她已很少发表作品，但朋友们知道她一直没有放下诗歌。记得那时她从俄罗斯寄来的信件，大量的内容是谈诗的。她说，经历了“自白派”似的后现代写作，现在特别渴慕回到温暖的本真的抒情，回到我们最初的对诗歌的亲昵和依恋。而与俄罗斯诗人的接触，更使她重新阅读了“白银时代”诗人杰出的抒情诗篇。这样，伊蕾好像转了一个圈，像那桩有关“见山见水”之三个阶段的禅宗公案一样，她现在“见诗依然是诗”。她还多次对我谈到俄罗斯或欧洲古老的建筑、街道，“那就像古老又弥新的高贵的诗歌，而我们的大都市太‘日日新’了，新得没有诗意。”
　　这次《诗刊》选发的作品，就是伊蕾90年代以来的抒情诗。虽然较之80年代她的诗风有一些变化，主要是“老派”的抒情浓度的加大，但在我看来，它们还像是从一个根上长出的姿容不同的枝条，是有着明显的“家族相似性”的，所以我仍想就诗人整体创作来谈。在伊蕾的诗中，生命、爱情的虚无，和生命、爱情的神圣，是对抗共生地整一性到来的。在这里，后一项不是核心的、正极的、本源的，前一项也不是。作为她诗歌经验之圈的本质东西，是这两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整一存在，犹如火焰和灰烬不能分离。诗歌，既在生存之内(情感经验)又在生存之外(形上体验)，带着语言的爆发力和柔情，穿越时间的屏障到达神奇和自由。如此说来，伊蕾的诗是那种可以类聚化的超逸空潆的“小资迷梦”诗歌吗?不是，她的个别性在于，她把自我与生存对称在一个平行线上，我是“整个世界除以二／剩下的一个单数／一个自由运动的独立的单子／一个具有创造力的精神实体”(《独身女人的卧室》)。在这种自觉的创作态度支配下，她得以抽身其外地审视生存，或者她得以有一段助跑的路程而狠狠撞碎在虚无的墙上。这就不再是将阴晦的生存拥在怀里以恶抗恶，其亲在的结构也不仅是烦与畏，而是有着比它们更纯粹更高贵的诗的闪光。我认为，只有看到这一点，才可能将伊蕾成熟期诗作与另外的女性诗人区别开来，从而对她做出恰当而有力的评价。
　　伊蕾主要不是依恃着混沌的感觉写作的人。感觉，只是诗歌最基本的元素，诗中的感觉如果是有意味的，它必须源于诗人对自己情感奥秘的洞悉，否则，它就只是即兴的速写而不会是坚实的云石雕像。表达感觉是不错的，但感觉并不必然达致“诗的表现”。在出现了瓦雷里之后，诗人毫无必要再将自己降格为幻觉的机器了。伊蕾后来日益意识到这一点，她的诗作为一种深邃的抒情之作，并不排除智性的成分。与思辨的抽象不同，伊蕾诗歌中的抽象不是那种一正一反式的判断，不是那种直线到达终点的认识。而是在一种“在各个方向突然出现／又瞬间消隐”(《独身女人的卧室》)的彼此吸附和矛盾的力量中，达到的更具有包容力的话语“磁场”。在这里，诗的语境是完整的，情感是本真的，但却成功地容留了单纯中的纠葛和澄明中的凄凉。这就使她的诗在占有现代经验的范围上，超出了所谓“纯情的诗人”。
　　伊蕾的诗歌常常涉及“时间”的观念，但她不是研讨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永恒与瞬间、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因此，在她的诗中，很少有繁复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感慨。她关心的不是抽象的时间，而是个体体验着的时间，个体的“向死而生”的方式。显然，伊蕾不想作什么拯救众生的先知、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承担者，更不想做什么女强人。她骨子里是个了无牵挂的流浪者，慵懒的独身女人。她企图在疯狂的爱情和快乐中倏然飞翔。但是，这种放纵的欲念时时受到生存的围困，这才使她的诗常常体现出一种狠歹歹的怨愤，一种冲破栅栏的无法无天的叛逃。这正是伊蕾不同于某些一厢情愿的“深刻”、“悲剧感”的诗人之处。在后者那里，“深刻”、“悲剧”表现为有意的制造，为“深刻”而“深刻”，为“悲剧”而“悲剧”；而在伊蕾那里，表现为发诸生命本源的寻求快乐、逍遥的天性，受到阻遏之后的自然反弹。这就使她的诗亲近生命而远离观念，亲近原欲而远离道德。读她的诗，你会感到她时时在说，最有价值的逻辑就是生命欲望的逻辑，我多么希望不必再痛苦啦!“我放弃了一切苟且的计划／生命放任自流／暴雨使生物钟短暂停止／哦，暂停的快乐深奥无边／请停留一下／我宁愿倒地而死”!无论是在她80年代中期的代表作中，还是稍后的《黝黑的水》、《猪之舞》、《情舞》、《爱的自语》中，以及这里的《最后的乐章》、《葡萄园》、《辉煌的金鸟在叫》中，我们都可以感到在诗人恣情任性的坦率宣泄中，既有生命欲望的情味猛烈地向我们压迫过来，又有对它们在瞬间被击得溃散的吟述。能写出这样既流畅又不乏纠结的“自我意识”，伊蕾付出了生活和情感的双重代价。我可以说，她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诗人，“怎么活就怎么写”的诗人。伊蕾诗歌中一贯的罗曼蒂克和被囚感、叛逃欲，乃是源于她生命履历的基本事实，而不是外在观念的移植。
　　她的诗，揭示出两种彼此对抗的力量怎样粉碎了一个享乐主义者的梦想。它们在澄明的光焰深处，透射着苦涩的语言钻石。但伊蕾从不想让痛苦的波涛把诗的纯粹给毁了，她写得高贵、自信而纯正。无疑，伊蕾的许多诗都贯穿着现实经验层面的对异化现实的否定和批判，但正是有了上面所说的对只活一次的个体生命时间的“向死而生”的认识，才使得这些否定和批判更为急迫和动人。正是在这些诗中，我们不但将伊蕾的诗歌意识与本质主义的哲学区别开来，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将她与另外的先锋诗人区别开来了。衡量一个诗人经验之圈的价值，主要的原则正是在他(她)展示个体生命深层实在的独特性上，看他(她)是否能为那些与个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基本问题注入异质的冲动。
　　在流行艺术中，时尚是支配诗人操作的主要动因。我们很容易为某种诗潮归类，这也许表明了理论的幼稚和哗众取宠；但另一个原因是，这些流行诗自身缺乏个性，诗人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和艺术信念，难免左右从风低昂随流。伊蕾的诗显然不是这种东西。她的诗从形式上有时还给人以某种古老的感觉，她不故意制造语言的迷幔，不信任稍纵即逝的梦境漂流，而是反复地审视、准确地安排每一个语辞和结构。在这些诗里，诗人毫不掩饰她对完整、严饬、准确的抒情诗歌的尊敬，表现出一种真实而稳健的“白银时代”诗似的抒情精神。即使像《妈妈——》这类极为沉痛的作品，我们同样看到了在真实的情感表达中，诗人精审、缜密的细节提炼和双重的视野。诗人不仅要“复活抒情”，更重要的是，她同时要控制想象力达到语境的透明，要避免情感被混乱的语境“蒸发”掉。如果说伊蕾是不信任灵感的诗人，恐怕不太对；但我知道，灵感在她那里不过是将生命体验化为语言的瞬间冲动，这种冲动出现后，剩下的就全靠诗人认真的掂量，反复的思忖、比较和安排了。这种形式和意识的契合无间，使伊蕾的抒情诗具备了鲜明“个人性”。
　　诗人说：“当我燃尽了心脏／当我用锋利的语言自戕／复活的日子是在第三个晚上”。我感到这三句诗恰好能对应于诗人创作历程的三个阶段。显然，“复活”抒情的新阶段对诗人还是个开始，伊蕾诗歌能否二度喷发，且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