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6年第5期

我在诗刊社的日子

作者：王　春

字体： 【大 中 小】

　　1973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不久，在“文化大革命”初被迫停刊的《诗刊》经毛泽东批准复刊，并指定李季同志为该刊主编。李季同志要求我去协助他组织一个让他信得过的班子。我和李季同志原不相识，在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他是五连指导员，我是十六连指导员，又是各自连队的支部书记，同属一个大队，常常参加大队党委召开的“斗批改”和落实干部政策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们常常不约而同地站在同一战线上向“左”的倾向作斗争，因而相识、相知。虽然我对诗，不论新诗旧诗一概不通，但他仍然坚持调我去协助他工作。在诗刊社我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只是党的支委会成员，但参加诗刊社的各项重要决策，并逐步成为思想政治工作、出版行政工作方面的实际负责人。在诗刊社三年多，经历了许多事情，现将我的记忆所及叙述如下。
　　一、《诗刊》的连号问题。《诗刊》创刊于1957年，至1964年底已出至80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各协会和所属的刊物统统倒了霉，《诗刊》也不例外，被迫停刊。现在又奉命复刊，《诗刊》是期刊，要编号的，复刊的《诗刊》编号就成了问题，是重新编号呢还是同停刊的期号相连呢?于是在领导成员(主要是李季、葛洛、孟伟哉和我)中进行讨论。共同的认识是停刊前的《诗刊》基本上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没有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于是决定总编号相连，复刊的《诗刊》是停刊的《诗刊》的延续。与《诗刊》同时复刊的还有《人民文学》，他们却是重新编号。这两个刊物由于复刊后的编号不同，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日本某通讯社评论说，《诗刊》不承认文革前执行的是文艺黑线，所以期号相连，而《人民文学》对自己否定得比较彻底，与文革前划清了界限(大意)。这篇评论《参考消息》(分上下午版、装订成册的大参考)作了转载，这无异于给《诗刊》记了一笔黑账，成为“四人帮”决心改造诗刊社领导班子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北京市有一位诗歌朗诵的积极分子给姚文元写了个报告，建议以诗歌朗诵会的形式来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姚文元批复同意(还有一些话，我记不得)。这不是以正式中央文件下达的，我是从葛洛同志处看到的，他叫我研究执行。对姚文元的指示诗刊社既不敢不执行又极不情愿。在那个年代歌颂什么呢?生产停顿了，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武斗不止，民不聊生，妻离子散，搞得天怒人怨的“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好歌颂的呢!不得已我们采取扯皮的方式与之周旋以拖时间。不久唐山大地震并且余震不断，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场所举办什么朗诵会。唐山地震给我们抵制姚文元批示找到了既合法又合理的借口，最后不了了之。
　　三、“四人帮”决心改造诗刊社领导班子。李季同志是有原则的人，不是他们的驯服工具，不撤换就难以贯彻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于是他们动手了。先是派军代表到医院(李季心脏病住院)“动员”李季同志主动辞职，李季同志坚决予以拒绝。出版口对我们在工作岗位上的几个人也采取了行动。一天，通知葛洛、孟伟哉和我到出版口三楼开会。认为诗刊社领导班子存在严重问题，然后宣读我们的罪状，读后命令我们回去向诗刊社全体同志传达，并动员群众揭发我们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然后写出检查报告，听候处理。第二天我负责向诗刊社的同志传达出版口负责人对我们的批评，并动员群众揭发我们的错误。揭发会开不下去，几经动员也没人揭发什么问题，相反，为我们辩护的发言倒不少。我们对出版口负责人的批评本来就有抵触，群众也没有揭发，无法写出检查报告。我们也知道不管我们写出什么样的检查都不可能过关，我们在诗刊社的日子不长了。这件事最后怎么结束的，已记不起来了，很有可能是因毛泽东病故，“四人帮”忙于夺取中央大权，哪还顾得上小小的诗刊社。当时李季同志生病，日常工作由葛洛同志主持，他觉得压力越来越大，时刻有大难临头的感觉，曾以组稿为名离京躲一躲风头，幸喜“四人帮”被粉碎，才得回京安心工作。
　　四、诗歌朗诵会。“四人帮”被粉碎了，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快到了，何不用朗诵会的方式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这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也是诗刊社全体同志的愿望。大家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朗诵会，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影响非常之大，有的单位要求包场，有外省市的宣传部门的同志要来取经。演出期间得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大力支持，给我们提供了全部交通工具。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我们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演出，地点选在能容纳万人的工人体育馆，连演三场。人民群众对演出如此地欢迎，但有的人好像挨了耳光而不高兴了。在体育馆演出的第二天，中午饭后我还未去演出场地，出版口那位领导又来了，进门来劈头就问：“你们举办诗歌朗诵会是经哪里批准的?”我答：“是你们出版口批准的，事先有报告，你应当看到”。“搞这么大的规模是经谁批准的?”“规模大小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无须经什么人批准!”“中央有文件对总理的纪念会只准小型的，这个文件你看到过吗?”“看到过。我们搞的是诗歌朗诵会，用这种形式歌颂总理，声讨‘四人帮’，不是纪念会。”“国务院XXX来了电话对你们这种搞法提出了批评，你们要停下来!”听到这里我十分恼火，大声说：“这办不到，票已经发出去了，我们不能欺骗群众。”他见我态度强硬，说服不了我，态度稍缓地说：“这次就这样了，以后不要再搞了，再搞也不要这么大规模了。”他走了，我也离开办公室。后来，我把这次谈话情况告诉了孟伟哉同志，他赞成我的态度。到李季家向他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后我说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干的，如果追查起来，你就推说有病在家休养，其他一概不知，一切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李季同志拱手致谢，他说我完全赞成你们的处置。
　　组织诗歌朗诵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先后参加演出的演员有一百多人次，既有本市的，也有外省市的文艺界的朋友们，如话剧界的周正、瞿弦和，歌唱家郭兰英、吴雁泽、王玉珍……等。他们不辞辛苦，又没有报酬(只有晚场才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夜宵)，有请必到，没有车送，常常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来去。他们热情感人，他们也以能参加这样的演出而感到荣幸。由于演出成功，邓大姐曾登台接见演出人员，王震同志专门在政协礼堂三楼接见演出人员和诗刊社的同志，作了热情的讲话，给以充分地肯定。
　　我们除作演出组织工作外也作演出人员的思想工作。歌唱家王昆“文化大革命”受冲击，失去了自由，不仅不能参加演出，连练声的自由也没有，现在演出很难发挥原有水平，我们有义务帮她复出，决定给她提供机会，于是在民族文化宫礼堂为她专门组织了一次试演，听众也就是诗刊社的几位同志。她唱得很投入，但毕竟十年没唱了，难以令人十分满意。尽管如此，每首歌唱完我们都热烈鼓掌给以鼓励以增强她的信心。后来可以参加演出了，但唱什么歌又成了问题，她与郭兰英同为歌唱家，会唱的歌自然很多，不过不是每首都可以在这样的场合演出，可以在这种场合演出的又与郭兰英雷同，为此诗刊社再与郭兰英同志商量看她能不能改唱别的，把白毛女等歌曲让给王昆同志唱，郭兰英同志十分爽快，她说凡我们两人都会唱的，由王昆同志挑，我再改唱别的。我们没有想到问题如此顺利的解决，郭兰英同志的高姿态、高风格，令我们十分感佩，王昆同志由此复出，这给她以后的事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我在诗刊社工作三年多，应该说这三年是我革命生涯中重要的一章，工作很有意义，和同志们相处很融洽，我自己也感到满意。到1978年底，中华书局业务恢复，我奉命调回中华书局。人离开了诗刊社，但我仍然感到和诗刊社的同志们在一起。我想念你们。愿诗刊社事业发达，同志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199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