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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的一份“简报”
作者：宗 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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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查找资料，发现一份1979年12月5日的《诗刊》简报。简报只刊登了一篇由我署名的千字开外的短文。纸已发黄，是用老式油墨打字机打印的，题目为《重庆业余诗歌作者、青年女工傅天琳同志处境困难》。首页右上角有时任编辑部主任杨金亭的钢笔字迹，批转编辑们传阅。已阅过的几位同志分别在自己的姓氏上划了圈或勾。看见它，使我想起了与这份简报相关的往事。
那还是1979年的秋天，领导派我去四川祝贺《星星》诗刊复刊。之后又去了重庆看望那里的诗人。文联召开的小型座谈会结束，诗人杨山把傅天琳叫到他的家里与我见面。1978年，主编严辰到重庆，也是经杨山和张继楼的介绍，认识了傅天琳和她的诗。回到北京，严辰便兴奋地告诉大家在重庆发现了一棵好苗子。1979年春天即邀请她参加了诗刊社组织的、由艾青领队的诗人访问团赴广州、海南、上海、青岛等地参观访问。那时，傅天琳随一批著名诗人到各地访问学习，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维的空间，在诗人的帮助下锤练了诗的技巧。既是难得的机遇，也站到了一个很高的平台上。不仅对她今后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对她的一生也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转折。
雷霆也参加了那次活动，因此她与雷霆很熟。我和雷在同一办公室，自然也见过她。每次她来看雷霆，总是坐在门边的椅子上，文静腼腆的样子，我还有印象。听她谈了当时面临的困难处境，看见她无奈又无助的神情，十分同情。却不知该如何安慰和帮助她才好。几句空洞的安慰毕竟不能代替实质性的帮助。我也是业余作者出身，因而非常理解她的苦楚。回到北京，我立即向领导汇报了傅天琳的情况。经几位领导研究，决定由我起草一份简报。题目及内容是经邵燕祥修改、定稿的。随后以“简报”的方式寄给了中央有关领导及四川、重庆的主要负责同志。下面是这份“简报”材料的内容摘要。
“青年业余诗歌作者傅天琳同志，系重庆市缙云山园艺场女工。原是电力技工学校学生，一九六一年十六岁时因学校下马，自愿到农场工作至今。”
“傅天琳酷爱诗歌，刻苦勤奋地学习写诗。在重庆文艺界一些同志的指导下，近年来经常在本省、市报刊上发表作品，初露头角。今年二月，曾应邀参加了《诗刊》编辑部组织的诗人学习参观团，写了不少诗歌，在《人民日报》等多种报刊发表。今年《诗刊》四月号发表的《血和血统》及《红岩》丛刊第一期上的组诗《从果园到大海》，无论内容或技巧都是引人注目的。”
“她最近患了肝炎、肾炎和胆囊炎三种疾病，但又必须参加农场重体力劳动，和强劳力一样挑粪上山，抡镐刨土等。因体力难以支持，好几次昏倒在山坡上。今年七月，肝炎等旧病复发，住院一个多月。出院后，仍干重体力活，又一次昏倒。场部医生多次建议免重体力劳动。但农场除管理果树、养猪外，就是送牛奶，需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床。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实在无法胜任。面临繁重的劳动，她任劳任怨，然而，学习和创作都被迫停顿了。”
“更难堪的是精神上的负担。《四川文学》今年八月号发表了杨大矛以傅天琳为原型创作的小说《黑血》以后，在农场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把小说误解为真人真事，把小说中的左书记说成是农场某书记。人们议论纷纭，说傅天琳在作家面前告状，说了书记的坏话等等。她有口难辩，有苦难言；群众和领导的误解使她思想压力很大。另外，傅天琳常到文联开会，今春又外出参观访问两个月，影响了农场的收入，占了大家的工分值，也引起部分工人的不满。因而，她在农场的处境十分困难。”
“重庆市北碚文化馆一九七八年就打算把她调去工作。但由于她是农业工人，根据有关规定，必须有劳动工资指标才能调动。文化馆没有这类指标，所以至今未能解决。重庆市文联曾派人到劳动局了解，据称：如有特殊专长或工作需要是可以调动的。但必须经有关领导批示，才可以作为特殊情况处理。因没有领导批示，虽几经奔波，仍无结果。”
“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辞》中说：‘必须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而且要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发现人才是不容易的，而爱护人才，广开才路，造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则更有赖于各级领导的切实的行动。傅天琳的处境只是一例。希望有关领导方面由此引起对这一类问题的注意。至于傅天琳的工作问题，建议重庆市有关部门和领导予以关切。”
不知道这份“简报”是否起了作用?也不知道是哪一位领导批示，又是如何批示的？只是不久便听说傅天琳已调入北碚文化馆工作了。事情已经过去26年了。傅天琳早已成为著名的诗人了。回想当年的几位社领导、老一辈诗人，多已先后辞世。知道此事且健在的仅剩下一两位了。但他们成就卓著，对文艺事业忠心耿耿；为人谦和、宽容大度，工作民主；对后学者充满爱心，热诚扶持青年的精神和作风，对《诗刊》编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发现和培养新人，成为传承至今的优良传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青春诗会”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最好的注脚。
昨天，当我找到这份“简报”并准备写这篇回忆文章时，想到应该征求一下天琳的意见。她退休后，住在北京的女儿家。恰巧，她来附近的朋友家里，有机会与她当面谈起。她读完这份已成历史的“简报”后落泪了。一边用手背拭着泪水，一边感慨地问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以前我们一起去东北，去年一块儿去南疆，几次见面也没听你说过。”“咳!这有什么好说的呢。”我把话题转移到朋友家里的收藏品上。回忆起那些复杂又令她伤感的往事，我们都是与诗、与《诗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以悲剧开始，以正剧结尾，毕竟是幸运的。
2005．12．5．于寄葭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