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6年第8期

纪事:1979年

作者:傅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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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2月,《诗刊》社通知重庆市文联,要我参加打倒“四人帮”后《诗刊》的第一次组团去大海。估计我难以成行,雷霆特地再写一信,希望市文联尽力帮助我。一个尚未入门的业余作者,突然被推上云端,胆怯、心虚、不踏实压过了兴奋。
  我得回到1978年11月的一天,农场广播叫我赶快去场部,搭农业局小车进城,参加市文联一个会。进城后才知道是《诗刊》主编严辰和夫人逯斐来了。满满一屋的人,听严辰讲诗讲《诗刊》以及打倒“四人帮”后北京的诗歌盛况。会后叫我继续小坐。严辰满面慈颜,问我带诗来没有,他想看看。
  我什么都没有带,我是从果林钻进车门的,我的解放鞋糊满泥点。张继楼急忙跑回家,翻我一个夏天给他的信,从中取出夹在信里的诗。
  “现在这些诗在雷霆那里,去听听他的意见吧。”1979年1月,北京,诗刊社,在一间平房第二次见到严辰,说话依然不多,而他的神态、微笑,缓缓的语速以及整个面庞散发出的长辈的关切,让我感到温暖,并永远印在心里。
  那时我到农场已18年,不生病住院就没下过山。怎么一脚窜到北京?我家老罗的弟弟在北京工作,每年可享受一次探亲假的火车票报销,我们就反着走。母亲,老罗,都来过了,家里人说该轮到我来看看伟大首都北京,
  严辰领我到雷霆办公室,又一间平房,进门处,我坐在桌子左侧,聆听北京老师的教诲。有一句“工人阶级的生命”,不通,雷霆加上“兄弟”二字,意思就准确了。不远处坐着一位,雷霆介绍说叫寇宗鄂。
  市文联将旅费500元给我,简直就是一笔巨款,是我月薪23元的20倍,我登上南下列车,一路硬座到广州。同时我还知道上海一位老诗人,因单位不给旅费,气急而病逝。
  五天后我们登上去海南岛的船,我看见了海,心胸从未如此开阔。诗人们面对波涛吟诵着普希金、雪莱、艾青、朱子奇和自己的诗,我都不知哪句是哪个的。我无法掩饰我的浅薄、无知。我从小学一步跨进大学,20几位诗人一路摘下浪花,以各自不同的姿态对我进行启蒙教育,
  此行从南海到东海到黄海,历时近两月。返回时在西安街上看见1979年4月号《诗刊》,严辰带走的雷霆桌上的我的诗《血和血统》发表了。同期我还看见了舒婷,名字和诗篇,都一样灿烂夺目。
  我回到了和以往一样的劳动生活。不一样的是,明知自己什么条件都不具备,却必须面对期待和鼓励。两个月后,肝病肾病复发,我再次住院。
  1979年底,市文联下决心弄一个“指标”,把我“农转非”。26年后,我看到了同是那个时候诗刊社的一份简报,简报是为我写的,为改变我的处境,诗刊社为我一个人发了简报,简报经诗刊社多人传阅,然后寄给了四川省省长,重庆市文联。我全然不知。或者说我知道《诗刊》关心我但不知道具体。我读简报读得老泪纵横。
  而写简报的寇宗鄂,正是当年坐在雷霆后面的那个人。26年间我们曾多次见面,1984年去大兴安岭一个月,去年去南疆十天,他都守口如瓶,今年9月我生了一场病,差点就失去我的知情权,我的愧疚权。
  我在果园劳动19年,习惯肩挑背磨,习惯看收获的果子在盘山路上一车一车运走。1979年,却突然反过来了,我遇上了好的时代,好的人,我得到了好的结果,也知道过程的曲折、艰辛。但是,诗刊社为什么决定破例让我去大海,那可是团长叫艾青、团员叫各地著名诗人的访问团啊,重庆市文联怎样向财政局申请去大海的500元专款专用,怎样通过——道道难关把我调到北碚区文化馆,那可是比登天还难的登天啊。其中定有许多动人的情节,“组织原则”不说,具体办事的人不说,一个“谢”字,我也不能说,说出来真的是太轻。
  天待我太厚,我一直以为我知道有多厚,其实我是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有一种灵魂债务,其实是一生无法奉还的。
  傅天琳,女,1946年生,四川资中人,曾在一个果园劳动19年。1980年调入重庆市北碚区文化馆,1982年调入重庆出版社工作至今。已出版诗集、散文集10余种。其中《绿色的音符》获全国首届优秀诗集奖,《傅天琳诗选》获全国女性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