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6年第9期

向《诗刊》投稿

作者：木　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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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在一片诗人“归来”的声浪中，我向《诗刊》投稿。
　　我写诗起步较早，在“愤怒出诗人”的20世纪40年代，我赶上了现代文学的最后一班列车出发了，到1949年10月全国解放为止，我已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首诗，其中一些诗作后来陆续选人了《中国四十年代诗选》、《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诗集》、《中国现代经典诗库》、《现代诗人处女作》等选集。解放后我继续写诗，可惜好运不长，1955年在我即将出国留学之前，“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在全国铺开了，在一次座谈会上，为胡风说了几句好话，竟被抓了个“现行”，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浑身漆黑的“胡风分子”。二十多年来，我手中握的不再是笔，而是镰刀、锄头和铧犁，我耕耘的是土地而不是诗。忽然天亮了，绑在我身上的套索“胡风分子”、“受胡风思想影响较深的人“都被解脱了。
　　我周围的气氛改变了。一位青年来拜访我，我说：“不要找我，我早已不写诗了!”这位青年临走时说：“我绝不相信你今后不写诗了。”一位刊物的编辑来向我约稿，我说：“我早已不写诗了。”他说：“你今后会写的。”我说：“今后我也不写了!”临走时他说：“再过几年，只怕你要拿着作品来找我了。”
　　就在这种气氛下，我生出了一种感觉，一种冲动，我试着要写诗了，就像一个瘫痪了多年的病人一样，开始试探着练习走路了。
　　1979年，当我着手准备恢复诗歌创作之时，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规划：用三年的时间，用投稿的方式，进攻三个刊物——《诗刊》、《人民文学》、《上海文学》。
　　首先是要攻克《诗刊》。《诗刊》是全国最高规格的诗歌刊物，《诗刊》发表过大量的优秀诗篇，是我最向往的刊物，我能登上去吗?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第一批诗稿寄去了。没有回音。
　　第二批诗稿寄去了。没有回音。
　　第三批诗稿寄去了。终于有了回音，是一封手写的退稿信。“诗作收阅，经过我们研究，大家觉得你的诗歌质朴，语言流畅，但诗的选材不够新颖，生活挖掘得不够，诗意比较浅薄了一些。粗浅意见，仅供参考。谢谢你的热情支持。敬礼!作品组(1979)9．25。”
　　于是我继续投稿，继续收到了署名作品组的退稿信。我一共收到多少退稿信记不得了，大约有七八次吧。1980年2月4日，《诗刊》决定刊用我的抒情小诗《溪边》、《寻觅》两首，只是落款不再是作品组，而是李小雨。此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都刊发了我的诗作，我的愿望终于提前完成了。
　　1980年7月，李小雨来信说：“《溪边》、《寻觅》二首已发《诗刊》第8期，”我便带上这封信直奔北京看望副主编邹荻帆去了。
　　我早就认识邹荻帆。解放前他曾经是成都有名的“青年诗人”，我那时是个“童子军”，常常跟着我的父亲去见他，我老是缠在他的身边不走。不知道他现在还认不认识我。一见面，我一提起孙跃冬，便产生了连珠效应，他记起来了：“对呀，孙跃冬，还有许伽、葛珍，还有个谁，小小的，和罗洛一起编学生报的，怎么就是你呀!”听说我也被打成了“胡风分子”，他大吃一惊：“你那时还小得很呵!”正因为我太小，所以我才被宣布为“在我们党内隐藏得最深的胡风分子。”千言万语谈了个没完没了。
　　“你应当重新提笔写诗。你写了没有?”
　　“写了!”
　　“交给《诗刊》，《诗刊》支持一切归来的诗人。只要你的诗有一定水平，《诗刊》会发的。”
　　“我寄给《诗刊》了!”
　　“发了没有?”
　　“……”我用颤抖的手捧出了李小雨给我的信函：“就在下一期的《诗刊》!”
　　我大笑。邹荻帆也笑了。
　　回顾当年，没有李小雨的扶持，我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当然不仅仅是李小雨，后来直接处理过我诗稿的编辑还有吴家瑾、朱先树、王燕生、雷霆、梅绍静、周所同……他们对我的诗稿都是提过中肯的，哪怕是尖锐的批评，他们都是我的老师。《诗刊》培育了大批新人，也应该包括我这个重生的“新人”在内。
　　根据我的经历，可以浓缩为一句话：我是从《诗刊》敞开的大门走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