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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的乡愁

作者:向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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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历铭的诗,从“乡愁”始——《饮三月十二日的酒》写于1985年3月,是月12来自东北的诗人的生日,他独自在北京一“临街的酒馆”里饮酒——却“终”于不知所终:最近的一首写于2006年1月19日,题名《四季青桥》。这是北京的一座桥,四个方向似乎都不是诗人的所往,所以只能像那条“迷失的宠物狗”站在这座现代化的桥上“轻吠”,还要不时留心警察的罚单。某种意义上说,诗也还是从“乡愁”而终,而且是更广大的乡愁(当然诗人正当盛年,更长远的将来如何,我们无法预知)。
  我1984年进入吉林大学的时候,历铭已经毕业走了,只把他的诗名留在了吉大。少不更事的我当然不会知道这位师兄去了何方,正在干些什么。现在从他的诗来看,整个80年代诗人都游离于北京——上海——香港之间,从1991年起东渡日本再次求学,1997年回国,又开始了和上述路线大致相仿的循环。因此,“乡愁”便成为他的诗歌贯穿始终的主题。
  我们看1985年的那首生日诗:“三月十二日是母亲生我的日子/是乡愁的日子/饮酒/将酒倒进透明的杯盏里/这浓浓的酒味呵/是母亲用泪水酿成的/小小的酒杯里/盛满了母亲隔山隔水的忧愁”。诗人完全知道自己的乡愁来自何方,和母亲(相关联的当然是故土)的相互牵挂构成诗歌单一的主题。这种抒情纯正、朴实,可以打动所有人的心,是最具普通性的诗歌情感。
  之后,“乡愁”主题起码向四个方向扩展并深化:
  一、“现代性”的乡愁。诗人是学经济出身,也曾长时间在商海搏击过,但诗人对现代生活和世界的商品化似乎异常敏感,并怀有深深的忧虑。“证券公司暴利时代的结束,操盘手的背脊/针扎般的疼痛/盲人按摩院技师的双手已经麻木/无法抚平时代的伤口”,诗人从事过证券工作,深知中国证券市场的内幕,“盲人按摩院”是一个隐喻?“这个春天死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何其沉痛!但又不露声色,这是诗人全部诗歌的一种显著的风格。“偶然驶过的使馆车,乃至由首都钢铁公司方向/开来的20吨平板车/车轮一旦转动/便没有停泊之地/直至轮胎死在路途上,死在硝烟里”(《午夜看北京西三环中路》,1988),这是现代人的生命的象征吧,一旦上路,便只能不断地奔驰,在疲于奔命中草草地完结一生。
  二、“异国生活”的乡愁。诗人在日本生活了近七年,此一时段的生活,诗人是在对故国、故土和自己的亲人的怀念中渡过的。“漂泊的我正驾车在隧道里疾驰”,“赶着看海”的诗人感觉到“硕大的寂寞却捂住我的/眼睛”。《冬天看海》写于日本富士山。笔者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但它勾起了诗人的浓烈乡愁,是确定无疑的。诗人在异国他乡,思念自己的家人时,是这样说的:“我已为人父,不断地吹亮亲情的火焰”,“她已为人母,不断地为我的茶杯里添水”(《暮色中的冬雨》,1996)。这是中国人传统的夫妻感情的典型表现,容易让人想到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这样的成语,严格地说更是一种亲情,像一杯“茶水”一样平平淡淡,又像“冬雨”一样绵绵不绝,一时热如烈火、一时又冷如路人的西方人是无法体会的。
  三、“文化、美、爱情”的乡愁。这是历铭诗歌的最重要主题之一。“我看见陪坐小姐/灼唇凄艳/低开领的蝙蝠衫里/钻进许多男人的目光/她没有表情/目光却逃向窗外/又被层层叠叠的楼房/挡回来”。这首诗写于1986年,记述的是诗人在香港所见(大概是酒吧里),那时内陆刚刚开放,这种情境尚不普遍,所以给诗人的刺激一定很深。时至今日,大陆那些70后、80后、90后的青年,一定会觉得这样的诗歌简直是乡下农民的意识,“土”得掉渣。但是,在历铭那里却是一个重要主题,诗人反复写到这类现象对他的刺激,比如1988年的作品《堕落》、2004年的作品《后海》等。
  不论别人怎么认为,诗人却一如既往地怀着对古代文化、道德和美感的向往之情。所以诗人特别留恋曾经遭遇过的纯洁的爱情经历,也许平凡、也许短暂,但它像暗夜里的烛光,每当诗人感到生命的苦涩,便在回忆中燃亮一缕微光,给诗人些许的安慰和勇气:
  “全部的意义不在于瞬间的欢愉,而在于/从今往后的所有时间/在于一遍遍地由心底轻唤你的名字”(《全部》,1987)。
  诗人最不能忍受的是“我看见一颗心与另一颗心/在远离之后走得更远”(《冬妮娅》,1988)。这两句诗是哀叹伟大的保尔和冬妮娅的可怜的爱情。
  诗人如此温和而淡远的情感,在今天这样一个感官的时代是不是显得太迂腐、太可笑了呢?
  四、“生命、生态”的乡愁。这是一个大主题,诗人好像从来就格外关注。
  1987:“那只蝶,那只旷野上飞舞的花朵/在春天消失之前/死了。太阳和星星,以及通向山谷的道路/都因死亡/向我展示炎热漫长的夏的季节”(《蝴蝶》)。
  1988:“最后的草地在柏油路两侧狭窄得如两行泪水/哭谁?/它的翠绿曾使黑色土地耸动过不朽的记忆//沼泽已死,村庄已死,活着的树仅是都市的饰品”(《田野之死》)。
  2000:“雪是天空凝固的泪水/行走其上,吱呀吱呀的响声/分明在伤害谁的躯体/而我无法躲避”(《北京:千禧之雪》)。
  2001:“躲在岩石后面的绵羊/泪水结冰/无助的眼色透出渴求/刽子手前的血淋淋的匕首/已贴近就义者的心脏”(《愤怒的绵羊》)。
  2005:“珠穆朗玛峰的耻辱,是被人插上征服的旗帜”、“欲望号飞船在探索的旗号下/正飞往冥王星/浩瀚的宇宙里,射出人类的精子”(《珠穆朗玛峰》)。
  这些诗毋须解释。人类不仅在毁灭着自己的家园,而且已经将欲望的利爪伸向太空。多少年前,有人在月亮上狂妄地宣称,他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在诗人看来,人类的这个步子恐怕还是小些好。
  小结一下:诗人的“乡愁”,早期虽也有真正的“思乡”之本义,但后来却演变为一种广义的“乡愁”。“乡”已由一般的“家乡”变为“故国”和“故情”。前者尤其突出,诗人的四个方面的乡愁情绪都是围绕着这个轴心,即对“祖国”(也可推及“人类”)命运的深广忧思。
  但是,读者也看到,诗人表现各种乡愁的诗作大部分都是在回到故乡或站在祖国的土地上写下来的,是一种“在乡”而不是“离乡”的乡愁:诗人主要不是在远离故土、故国,而是每回到自己的故土、故国,看到它的现实,就会愁绪满怀。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乡”的乡愁和“离乡”的自由,看起来矛盾而不可思议。稍作分析其实也就明白,无非还是诗人对自己的祖国怀有一种自屈原以来就存在于所有中国诗人心中的深广的忧愤,所以对她现实中的种种缺憾便格外敏感和痛心。而国外,虽然存在着许多比祖国更美的所在,但毕竟也不可能那么完美,只是诗人并不注意这些。在那里,诗人只是一个过客,无暇也不必替人担忧,诗人的心情当然就松弛下来,可以尽情地享受。而回到祖国,一切却有了不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