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6年第13期
忆《诗刊》的两件事
作者：敏 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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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会堂的盛会
1961年，时在杭州的毛泽东主席，和克家同志有过几次通信，其中谈到新诗，主席说他有些想法，等回京后，约克家同志去谈。主席回北京后，一直抽不出时间，于是就有了朱总司令、陈毅副总理、郭老参加，在人大会堂福建厅召开的诗歌座谈会。
座谈会的时间是1962年4月19日，当时说周总理也要参加这个会的，后因有外事活动，没能来。
除当时不在北京的郭小川和贺敬之(小川去了新疆，贺敬之好像也去了新疆)，北京的主要诗人都参加了。
座谈会开得很热烈，一直到长安街的华灯亮起，才在依依不舍的气氛中结束。
座谈会上，朱总司令、陈老总、郭老都有很长的讲话。诗人中，柯仲平、肖三、冰心、常任侠、饶孟侃也做了发言。
为了记人大会堂这次盛会，编辑部决定发一篇《诗座谈记盛》。闻山被指定为执笔人。闻山既搞评论，又写散文，适于写这类文章，但这篇不长的“记盛”，闻山写得很苦，改了不少遍。比闻山更苦的，还有为“记盛”提供发言记录的吴家瑾和我。会议之前，葛洛就指定我和吴家瑾做会议记录，叮嘱我们一定要“记得详细”，但会场上能记下的，顶多三分之二，且很多地方不详细、不准确。为了弥补，座谈会结束之后，我们借来会议的录音磁带，把速度放到最慢，一句话一句话，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对，弄了快两天，才把详细、准确的发言记录整理了出来。
《诗座谈记盛》的校样排出来后，送给了陈老总审阅。陈老总看得很细，改动了一些，并写了这样一段结尾：“我们的座谈会并没有结束，诗歌座谈刚开始，我们希望《诗刊》的读者以及爱好诗歌的同志们也来发表意见，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子，也便成了路。”与送审校样一起送回的，还有陈老总的一封短信，除其他内容外，还有这样的话：“那两个做记录的同志真厉害，把我的每句话，每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都记下来了。”陈老总当然不会知道，这中间，还有那么一段“隐情”。
胡乔木与诗歌朗诵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北京的诗歌朗诵红火过一些日子，当时朗诵之兴，最初源自胡乔木。
在给《诗刊》那封著名的信中，毛泽东公开支持新诗，说应以“新诗为主”，但在另外的场合，又有给二百块大洋也不看新诗之说，故新诗的前途，仍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胡乔木对新诗一直很关心，那时在养病，想对诗歌的情况作些调查研究，就委托诗刊社为他组织一些朗诵。朗诵的有“五四”以来有代表性的新诗，有翻译的外国诗，还有中国古典诗词的吟诵。演出的地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礼堂，胡乔木穿一件深灰夹呢大衣，每次到得都很准时。参加的人，除胡乔木外，主要是在京的诗人和作家。记得有一次，何其芳忘了带票，门卫不让进，急得满面通红，一遍一遍地说：“我是何其芳”、“我是何其芳”，门卫还是不让进，还是我作为诗刊社的工作人员，去作了说明，门卫才让他进去了。
这种朗诵、吟诵活动，搞了两次。最后一次，胡乔木还简短地讲了讲话，对参加朗诵、吟诵的学者、艺术家表示感谢，对组织这一活动的《诗刊》编辑部，也表示了谢意。
通过以上的活动，积累了一些朗诵节目，《诗刊》编辑部就产生了搞公开演出的想法。
最初是试探性的，谁知在音乐厅演出的第一场，海报一出，售票窗外就排起长队，票很快就卖光了。由于受到欢迎，朗诵就不定期地举行。每次既有保留节目，又有新的节目。还动员诗人上台与观众见面，朗诵自己的作品。那时郭小川已调人民日报社，但还住在和平里作家协会的宿舍，晚上我和宛清去他家串门，好说歹说，硬是把他动员上了台，朗诵他刚写的的《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小川才华横溢，但不擅长朗诵，《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他只是照着稿念下来的。诗人中朗诵最好的是贺敬之、李瑛、蔡其矫。贺敬之的朗诵我没有听过。李瑛的则听过多次。蔡其矫已去福州，一次他来北京，我们“抓住”他，上台朗诵了他刚写的《郑成功》的片断。那次是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场地大，又太敞，效果不算太好。
编辑部为这些朗诵活动，付出了不少精力。首先要选适合于朗诵的诗，选好后，又要去找适合于朗诵这些诗的演员。甚至朗诵的场地，接送诗人和演员的车，都要编辑部安排。艺术家们热情地支持了这些活动，如北京人艺的苏民、朱琳、董行信、周正，还有青艺、电影制片厂的许多艺术家。通过这些活动，还产生了一些朗诵的名篇，如陈毅《冬夜杂咏》中的《大雪压青松》，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郭小川的《乡村大道》，刘征的《海燕戒》、《老虎贴告示》。
朗诵的票都在剧场公开发售，《诗刊》编辑部只留一小部分，赠负责同志和在京的诗人、作家。负责同志中王震最热心。有一次，他要秘书打电话来，说票不够，希望再给他找两张。票找到后，按电话的约定，我在北京音乐厅门口等，一辆黑色的吉普车按时到达，门开了，秘书走来把票取走了。
六十年代初，即六二、六三，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北京的诗歌朗诵活动很经常、很红火。朗诵又分两类，一类从诗歌和朗诵艺术考虑，这类最多，也最经常，另一类是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如支援古巴，支援越南。第二类少些，但难度更大，因为相对而言，可选的诗少，而动员诗人自己上台的却要多。参加这类朗诵的诗人中，编辑部印象最好的，是袁水拍。首先，邀请他时，他答应得最爽快。再之，他从不要编辑部安排车，到时候，自己骑一辆自行车就来了，朗诵会结束，自己骑上自行车就走了。
诗歌朗诵搞得最红火的那些日月，不仅在北京公开卖票，还曾组织过去工厂和农村的朗诵。参加这一活动的艺术家中，我记住了“文革”后当了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就朗诵而论，他当时不是最好的，能记住他，是一次去郊区朗诵回来，在大巴上，他和青艺的两个演员大声地谈《李秀成之死》，英大着嗓门嚷：“嗨，哥们儿，要演就赶快，不然黄花菜就凉了!”英说的“黄花菜凉了”，指的是戚本禹批判李秀成的文章已经见报。这之后，大地上空的乌云越来越浓，“文革”的风暴越来越近，诗歌朗诵这朵花，和许多曾有勃勃生机的事物一样，也开始枯萎，并终于在“史无前例”中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