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6年第13期

读野曼的《中国新诗坛的喧哗与骚动》

作者：张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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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诗坛的喧哗与骚动》一书是野曼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论的汇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对于这二十多年的风起云诵的诗坛潮汐的“扫描”与“透视”。此书的出版不仅是野曼先生多年的工作与思考的一个总结，而且对于希望考察与撰写当代诗歌史及诗歌思潮史的人来说，也有很大的参照价值。
　　朦胧诗的艺术变革构成中国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史第一次轩然大波。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场变革可以反思之处甚多，其中，“新诗潮”不新是大家普遍的感觉，其对于旧有的艺术伦理的冲击恐怕也是远大于艺术上的美学变革意义。但是由于历史视野的狭隘与局限，当时人们更多地沉浸在“崛起”的激情中，对于这些方面都少有触及。野曼先生在当时就肯定了这种变革的必然性与意义，也指明了它变革的限度：“新诗潮的涌现，可以说是‘势所必至’的产物。它使新诗第一次失去了统一……一方面它带来了新诗观念及艺术表现手法的变革，有新的拓展；另一方面它又仍是继承了‘五四’时期的追求。而不完全是一种新的创造”。同时，对于这种变革的根本缺陷给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明摆着，中国大陆不少青年诗人和青年诗歌爱好者，对世界的和自己传统的诗歌，都知之不多，都处于极端贫血的状态，尤其是对于西方诗歌，他们多是从第二、三手间接地模仿和学习，因而出现了对西方盲目的、紊乱的追求，和对自己的传统盲目的、紊乱的否定”。其实这并不是野曼先生一个人的看法，与此极其类似的提法，像郑敏先生就在不同的场合讲过很多次。郑敏先生与野曼先生观点不同，侧重点有异，但对于新诗的殷殷厚爱则一，结论完全相同，而这样的问题在今天也仍然存在，它是今后的新诗发展所需要着力加以解决的难题之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全面开展对于诗歌的生存构成一种严峻的考验。原有的价值天平在滚滚商潮的冲击下失衡了，商业文化对于诗歌和严肃文学的挤压更使得后者趋向边缘化，很多诗人感受到了空前的失落感，“新诗衰亡论”盛行一时。野曼先生身处得改革开放之先声的广州，以诗人的敏锐，对于多数诗人拙于应对、却善于哀叹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局限与可能带来的新的生机，有着过人的洞察；而他对于新诗的热爱与信念也使他决不会轻易地认同新诗衰亡的论调。野曼先生雄辩地指出，市场经济有其残酷的一面，但也有其平等合理的一面，在市场的逻辑面前，诗坛原有的秩序被打破了，所有的诗人必须在市场面前重新定位。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本身也孕育着巨大的新生的可能性：正是市场经济，为文化与诗歌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可能空间，这当然并不等于文化与诗歌本身的繁荣，但却是由量变到质变走向繁荣的必要条件与必经过程，中国新诗正喧腾于一片辉煌而广阔的空间。野曼先生有一个深刻的观点，那就是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就徘徊于知识分子的层面上，一直处于一种“神秘的”、“半封闭的”状态中，而在野曼先生看来，新诗走向市场就是走向大众，由此我们可以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打破新诗文化质性上的缺陷，走向自身的健全与强大。
　　新诗对于自身的历史传统的眷顾与焦虑无论如何都应该看作是新诗向成熟境地迈进的标志与新一轮的成长的动力。在近期的关于新诗自身有无传统的争论中，野曼先生的加入使得一种对于新诗传统的比较独特与富于个人色彩的言说变成一场具有深远理论意义的学理探讨。当然，双方对于“传统”概念的理解与使用不尽相同，对于“传统”的期许也有差异，因此使双方在有无传统的问题上强求一致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比简单地作出一个“有”或“无”地回答更有值得欣慰的是，大家在对于新诗建立自身传统的必要性的认定与新诗本身的共同关切中?正聚到了同一个理论平台与对话场所中，在这各种不同的观念、话语的错综交织中，将形成推动新诗成长的巨大历史合力。
　　以上只是挂一漏万地讲述了一下对于野曼先生的几个主要观念的粗浅感受，这很可能包含着很大的“误读”成分。然而在这些观点与文字的背后，更能时时真切地感觉到一个无私的人格、一种炽热的精神在支撑着这些思想观念，在为着新诗而呕心沥血，这不仅是给予人们以理智上的启发，同时更令人感动；这不仅是野曼先生本人的思考动力，更是中国新诗歌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