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6年第15期
诗歌传播引论
作者：杨 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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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传播现象历史悠久一样，诗歌的传播也是与诗的起源同步的、自远古即已有之的现象，但对它的热切关注与系统研究却是一个比较新的热门话题。这与传播学在当代的崛起并成为显学是密切相关的。正如众多有识之士已经感受到的那样，近些年来新诗发展中涌出、凸显了一系列令人困惑和焦虑的问题，而在这诸多问题中，有不少就属于诗歌传播问题；或者说，新诗发展中彰显的一些问题换个角度看实际上就是传播问题。一位写了几十年现代诗的著名诗人发出了“我们的新诗遇到了什么问题?”的疑问和惊叹，而诗歌研究者也发出了“面向新诗的问题”的吁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新诗第二次大的革新以来，诗歌界先后出现了“懂与不懂”、诗歌流派何以多如牛毛、民间刊物为何大量涌现并远远超过官办刊物等重要问题或现象，这些问题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诗歌传播问题。1986年的现代诗流派大展，是几十个诗歌流派的一次集体亮相。这种流派大轰炸，从文艺学角度看是革新和反叛，从市场学角度看是一种炒作，而从传播学角度看则是过分张扬传播意识和急功近利地追求传播效果的体现。还有，前些年席慕容、汪国真诗歌的一度热销体现了传播学的什么原理?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写作”趋向有着怎样的传播学意味?诗人自杀、“盘峰论剑”等诗歌事件又在客观上对诗歌传播起到了什么作用?近来网络诗歌的兴起是仅仅增添了一种诗歌传播的媒介，还是同时具有别的意义?诗歌读者的流失和诗人的失重、以致诗歌的传者多于受者的现象又显示了什么样的症结?本文只是提出这些问题，未必能给出满意的答案。但关注诗歌传播问题不仅是诗人而且也应该是诗歌研究者的重要职责，这也是促成笔者涉及这一话题的动因之一。
诗之为诗，以传播为前提，也以传播为旨归。诗歌起于传播，也终于传播；成于传播，而败于不传播；盛于传播，而毁于不传播。传播是诗的生命，也是诗的文化属性。传播是诗的动力，也是诗的存在形态和展开形态。
诗歌传播就是诗歌讯息由传者向受者的流动。在充满理想和向往的时代，前辈诗人的情绪和精神要乐观得多。在思考诗歌传播问题时，我脑海里时常涌出大诗人艾青的诗句：“一个盼望出发／一个盼望到达。”(艾青《盼望》)可以说，诗歌就是出发，诗歌就是到达。诗歌传播就是出发和到达的完整过程。出发是为了到达，到达孕育着新的出发。出发的诗歌携带着特殊的审美冲击力，到达的诗歌才韵味无穷。诗歌到达后可以转化为出发，向诗歌信号发出者反馈信息。诗歌传播就是这样一种传者和受者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可以循环往复的情感交流过程。
诗歌是心灵的呼唤，也是心灵的倾听；诗歌是内心的呢喃，也是内心的回应。诗人说：“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郭沫若《<女神>序诗》)这是迫切的交流感和强烈的传播欲的真实表露。诗人在为自己的诗歌寻找读者，而他也相信自己一腔热情写下的作品能够打动读者的心灵。
遗憾的是，我们的新诗发展到今天，坚守的局面已变得格外艰难。这恐怕也是前辈诗人无法预料到的事情。正是在诗歌发展局势显得如此艰难、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才愈加显示出诗歌传播活动的重要性。那么，诗歌传播的价值究竟何在?我想，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我对诗歌传播价值的认识：它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高层次、高品位的精神活动。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追求、有各式各样的情趣、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可以爱好下棋、可以喜欢踢球、可以钟情音乐、可以迷恋绘画……都有其合理性，都有存在的理由。但如果能够喜欢诗，以实际行动参与到诗歌传播活动之中，则不能不说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因为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之中，诗歌可以说是一种最少具有大众参与性能的形式；相反，它是极具思想深度和形式难度的一门艺术。一个国家，可以少一些官员，但不能没有代表民族形象的诗人；可以没有华丽的宫殿，但不能没有铸造民族魂灵的诗篇。而推出杰出诗人，发现优秀诗篇，正是诗歌传播的功能所在。
具体说，诗歌传播的功能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转化功能。即通过诗歌传播，将诗歌作品的潜在价值转化为可以感受得到的现实价值。接受美学认为，不经读者阅读的文本只是废纸而已。同理，没有诗歌传播活动，诗歌作品的以审美价值为核心的多方面价值就得不到实现。由于诗歌文体的特殊性，不少杰出诗歌作品价值的显现往往不像小说那样直接，而要经过较长的时间。而在这一点上，诗歌传播重任在肩，功不可没。
其二，即时交流功能。即通过一定媒介，使诗歌讯息的交流、共享和互动尽快得以实现。这里的诗歌讯息以诗歌作品为主，但又不限于诗歌作品。
其三，引导功能。诗歌传播对受众的诗歌消费和诗歌接受行为是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的。这方面，大众传媒的诗歌传播表现得更加明显。权威刊物和高档次出版社推出的诗歌作品，相对来说就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即使网络诗歌，也引导着一股诗歌传播的时尚和潮流。
其四，确认功能。这意思是说，诗歌传播者的才华、能力、社会身份和社会价值，是通过诗歌传播活动得到确认和佐证的。向受众提供了高质量诗歌产品的诗人、编辑、媒介机构，会赢得受众的尊崇和默默致敬。
笔者又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方法”热的时候，心理学成为一门显学应用到文艺研究上，涌现了金开诚、鲁枢元、童庆炳等在文艺心理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促成了文艺心理学这样的交叉学科的快速形成；而到了九十年代，又出现了吴思敬《心理诗学》这样的突破性成果，进一步将文艺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拓展到了诗歌理论研究领域。这些开创性研究已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并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另外，这也触动我进一步思考，以往关注文艺心理学或心理诗学，是研究领域的“向内转”——深入挖掘创作主体的心理机制；而现在关注“传播诗学”则是一种“向外转”——关心诗歌在人类生活中的命运、价值和意义。在这样的关注背后，是否有着深刻的时代缘由?
从事诗歌传播研究，除了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并也因此会有一定的理论建设意义外，对于诗歌创作和诗歌阅读来说也会具有一些参考意义。比如，从诗歌接受的实际情况看，普通受众的阅读行为，既是一种自发的和偶然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不断接受来自现实的各方面因素影响的行为。因此，开展诗歌传播研究，从传播学的角度评鉴诗的好坏优劣，无疑又从新的角度为受众选择诗歌悬出了一条可供参照的标尺，这样对诗歌受众的阅读欣赏活动可能会提供些微帮助。同时，这一角度和思路的研究，会彰显一些过去被遮蔽的问题，因此对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诗歌的本质、功能、特点，或许也会给出一点新的启示。
笔者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诗歌传播研究，并期待着作为新型交叉学科的诗歌传播学在诗国的土地上早日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