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6年第15期
诗结
作者：老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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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真正能阻止我，我愿意停下脚步的地方是购书中心和街边的书摊。我在院校读的是理科，可我的眼睛对“诗”这个汉字极为敏感，这个其貌不扬的字一闯入我的眼帘，我空洞无神的眼睛顿时就会明亮起来。大约是2000年，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我常常顶着直往脖子里灌的寒风，一个人在沙河十九路军坟场一带散步，不想寻找什么，我已学会了放弃；也没有什么需要遗忘，痛苦和快乐都是我温暖的记忆。我散步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我喜欢北风剔骨的感觉。有一天，我从农业厅旁边的金沙村餐馆出发，沿着斜坡一直往广州动物园的方向逛，在沙河顶的一个地摊前，我立住了，我发现寒冷的大地上躺着一个“诗”字。我将叠压在它上面的书扒开，露出一本1976年版的《诗刊》。我如获至宝，毫不犹豫地将它买了下来。我仔细端详着这本开本比较特殊，比32开略长一些，封面上印着蓝色与红色组成的花瓣的《诗刊》。它与现在极度张扬个性的封面和版式设计相比，略微有些传统，但不失精美。内页已经泛黄，大多数诗歌都有着那个年代深深的印记，但有一些诗作，已经散发出早春的气息。在我厚厚的一摞《诗刊》中，这一本年代最为久远。
我第一次去《诗刊》编辑部是1998年。这一年，单位出学费，推荐我去鲁迅文学院文学专业学习。在北京三个多月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老师们一次又一次用他们对文学与生活的独特见解刷新我的眼睛，让我知道了千百年来世界文学的流变过程，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大师们的话，像一根又一根火柴，一次又一次将我的文学之梦擦亮。
行将毕业，眼看同学们就要天各一方，我和白连春决定去一趟诗刊社。这一天很冷，早早的，我俩在鲁院旁边喝了一碗粥，穿过薄雪覆盖着的八里庄，坐在四面漏风的“面的”里，一路瑟瑟发抖来到了农展馆。
没想到一间几乎没有装修，摆着四五张旧木桌子的大房子，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圣殿《诗刊》编辑部了。靠近门口的桌子边坐着周所同老师，左手边是李小雨老师和梅绍静老师。邹静之老师坐在窗口附近。《诗刊》每个编辑的桌子旁边都放着一个处理稿件的大麻袋，鼓鼓的让人心里有些发虚。我读过每个编辑的作品看过他们编的稿件，可是他们不认识我。白连春参加过《诗刊》主办的青春诗会，他将我带到窗户边，我有些紧张地立在麻袋旁边，将我在鲁院学习期间创作的一些诗歌稿件递给邹静之老师。
静之老师接过稿件认真地看了起来。在他看稿的时候，《诗刊》编辑部进来了一位电话修理工，是一位中年妇女，她用眼睛瞟了一眼静之老师手中的诗稿，大概她不知道我就是作者，她用嘲笑的口吻念出了诗稿中的一句诗：“要看清玫瑰是一朵玫瑰多么难。”她的意思是提醒静之老师这诗句是不是写错了，玫瑰就是玫瑰，要看清玫瑰是一朵玫瑰这不是病句吗?静之老师浅笑着，没有回应，只是用欣赏的语气低吟了一句：“要看清玫瑰是一朵玫瑰多么难。”静之老师总是这样，包括2000年，他与叶延滨、周所同、宗鄂作为第十六届青春诗会的指导老师，在修改我们的诗歌的时候，也是这么经典地笑着，宁静而温暖。
静之老师看得非常认真，并不时低语，这句好，这几句需要这样修改。翻到诗稿中间，看到我圈改了不少地方，静之老师皱起了眉头：“鲁迅投稿也要誊写清楚呀!”批评归批评，他还是在我的诗稿中挑出了六七首诗，后来有题为《雨季》的四首诗发在《诗刊》1999年11月号的一个叫作“诗垦地”栏目的头条。这是我第一次在《诗刊》发表组诗。诗在《诗刊》发出来之后，我陆续接到了不少让我美滋滋的电话。
真正感受到《诗刊》影响力之巨大是在2001年。这一年2月，我在广东的《作品》杂志发表了组诗《给女儿》，7月份的《诗刊》在“聚焦：组诗推介榜”栏目与《诗选刊》7期同时选用了这一组诗。组诗被转发之后不久的一个下午，太阳发了疯似地，好像要把一切不满都发泄在我们身上。我冒着高温去维修手机。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打过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是一个打工者，因为女儿不好好读书他打过她，他说他在《诗刊》读到“我一直害怕女儿看见我的手／从不敢去摸她的脸，／……／妻子告诉我，放学回家女儿一进门就哭了，／说数学只得了89分，爸爸会打她，／整个晚上她很乖”这些句子的时候非常难受，哭了。这个电话非常奇特，我把手机交给摩托罗拉维修站的师傅，他打开后盖，刚准备拆下电池，这时候手机响了，维修师傅把手机递给我。我的手机接收正常，只是黑屏看不到来电号码。我的耳朵里响起一个陌生而激动的声音，开始我不大相信他的话，不相信有人真的喜欢这组诗，我接过类似电话，也收到过这样的来信，先是对你的诗大谈一顿感慨，落脚点是他准备编一本书，需要你掏钱购买。
他似乎听出我在电话里敷衍他，他的声音颤抖得更加厉害。我知道我不应该以恶意来推测他。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我的手机号码的，我经常在想，甚至可以说是渴望能再次听到接到他的电话。
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就开始订阅《诗刊》。记得《诗刊》上常有一些诗我读不懂，那时候我非常执著，我把《诗刊》放在床头，反反复复地读，一次不懂两次，一天不懂两天，连上厕所都捧着一本《诗刊》。
有一次午休起来，光着膀子上洗手间，那是一个公用厕所，离我们的宿舍大约两百步远。我走过去，一帮女孩子躲在花圃后面笑。她们笑什么呢?一下子我变得不自信起来，两条腿开始不会走路。我以为是我走路的姿势难看，两年前，我的叔叔就批评过我走路的模样，慢慢我发现的确是这样，我走路的姿势就是两只脚一个劲把身体往前扛。后来才知道她们笑的不是我走路，而是我的背上粘贴着一页《诗刊》，像是在给《诗刊》作广告。
在阳光下老是想着下雨的一些事情。如果问我今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愿意永远是诗歌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