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6年第17期
中国的诗歌梦想
作者：谢 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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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是和中国人的百年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十九世纪中叶以还，中国国势衰危，充满了时代的忧患。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发生了许多事件，其中有两次世界规模的战争，以及无可胜数的国内战争和社会动乱。中国历次的文化革命以及诗歌革命，都和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军事的大事件有关。也可以说，中国诗歌改革或革命的巨大背景，就是这些大事件。
诗歌和文学的变革，是作为挽救危亡和改变国运应运而生的。那时的改革之士，一心想的是，诗歌应当“有用”于社会，而不是其他，例如诗歌的“好听”、“好看”、“有趣”等。要是说，中国的文学革命或白话诗运动，为“革命”而忘记“文学”，为“白话”而忘记“诗”，这几乎就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品性。百余年来困扰新诗发展的许多问题，大体都能从这里找到根源。
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站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一代又一代创造新诗的人，内心都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是勇往直前，凡是阻碍那前进的，统统予以推倒。一方面是频频回首，想念那昔日的辉煌，心中怀着无限的眷恋，总是一种若有所失的样子。这就是新诗建设者们内心深处在传统与革新问题上的深刻矛盾。
在另一方面，是极力摆脱旧诗词的影响，寻求以接近口语的方式，表现新事物和表达现代人自由的思想。一方面又不断受到那些古典诗词华美形式和精致格律的诱惑，而在内心深处总怀着一个遥远的、但又是难以实现的重铸辉煌的梦。这就是新诗实践中在诗歌形式上近于绝望的内在冲突。
在诗歌内容方面，新诗的建设者们毫无疑问地认同了社会承担的庄严使命。他们希望新诗能够接近底层民众的生活，传达他们的情感和愿望，表达中国社会的深重灾难以及他们的追求和理想。摒弃自我表现的狭窄立场，自觉地(有时则是被动地)站在公众的、群体的立场。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继承了祖先的遗传，内心深处迷恋着语言艺术魔幻般的魅力，他们向往那种语言游戏产生的快感。
他们为非凡的想象力所产生的艺术奇观所倾倒。他们内心有一种“妖魔”的冲动，那就是希望诗歌能够回到自古以来那种充分展示自我智慧与才华的境界。诗人内心的自我表现的欲望，是一个并不安分的幽灵。但当他们想到这一切时，他们的内心又是痛苦的，他们觉得有愧于严酷的时代和多灾多难的社会。他们有“原罪感”，他们为此不断地受到内心的谴责。
中国有着丰富的诗歌传统。几千年来的古典诗歌创造了中华文化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一种与完美的形态以及它的异常丰富性构成的诗歌，已成为一种心灵的遗传。但是这一传统在新诗运动面前受到了质疑和挑战。为了社会的进步，中国新诗的建设者们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抉择。放弃、批判、否定、拒绝，几乎就是唯一的选择。
中国新诗转而西方寻求经验，这就是“别求新声于异邦”。梁实秋和朱自清都说过新诗的影响其实就是西方的影响。第一代、第二代中国诗人没有不受到外国诗歌的影响的，他们不是英美的留学生，就是日本的留学生。他们在那里得到了创造中国新诗的启示。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毕竟是同样地接受了“遗传”的中国人。他们处境尴尬。他们想否定传统，但他们又迷恋传统。
中国新诗在它的发展中，就这样不断地受折磨以及自我折磨。首先是他们承担了“破坏”的罪名，但他们又是真心实意地为新诗的建设而付出，他们是建设者。中国诗人心灵上蒙受的苦难也许更多，有来自时代的，来自社会的，更多的时候是来自政治的。还有另一种苦难，那是更为深沉、也更为隐秘的，即对于传统的向往和臣服。这种折磨来自内心，那就是因审美的、愉悦的、快感的失落而受到的折磨。浓重的失落感弥漫在他们中间，直至现在，至少是直至我们这一代人。
就这样，追求着巨大的目标，新诗走过了或走近了一百年的光阴。一百年的梦想，是矛盾重重的，是困难重重的，又是极端痛苦的。我们的前辈以他们前无古人的丰功伟业，把一个划时代的“中国新诗”放在了我们面前。与此同时，他们也把这个充满难以调和的诸多难题，放在了我们面前。这使得我们在艺术与政治、个人与集体、普及与提高、传统与现代、古典与西方、格律与自由等等，一系列的对立的矛盾面前，充满了期待，又充满了困惑。
社会和读者也怀着同样的梦想。他们希望重现中国诗歌的辉煌。希望我们这些后人做出堪与古人比美的现代经典，而他们的标准则是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李清照……。而现今，却是诗歌受到了愈来愈甚的冷淡，一种不断弥散的不满是当下的事实。读者的冷淡与不满，与诗人的自信乃至自恋，形成了大的反差，而且正与日俱增地扩大这种反差。这不能不令人忧虑。
就我个人来说，我过去、现在，都坚定地站在新诗建设的立场，我始终为新诗的自由、创造、变革而辩护。但我不想隐瞒我的矛盾心情，我身上同样继承着中国文人的传统习性。我对古典诗歌也是从来不变的倾心。在理智上我接受新诗，在兴趣和趣味上，我又不能拒绝传统的诱惑。我想，受过中国古典诗歌教育的，大体都有这样矛盾的心态。
这就是中国诗歌的光荣与梦想。世界已经从冷战中走出来，走向多极化的格局。在一个价值取向多元的时代，我们当然会以一种更为宽容的姿态，迎接一切新的变革。中国新诗也不例外。所以，我摈弃甚至厌恶新诗统一化或一体化的诉求，甚至也拒绝重建格律诗的意图。但是我又不能排除内心深处浓重的失落感。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新诗的爱好者的永远的苦痛。我们如何从这种矛盾重重的困境中走出?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新的开拓者和新诗建设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