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6年第20期

过去的一切虽然遥远……

作者:江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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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到中年,往往喜欢回忆,好多事情渐渐被淡忘了,但有些事情忘不了,依然非常清晰。譬如最初在《诗刊》发表作品。
  那是1993年,当时《诗刊》有一个重要栏目“诗海觅珠”,不定期推出青年诗人组诗,栏目从设置开始,就备受青年人瞩目。3月号《诗刊》,这个重要栏目刊发了我的《山雨欲来》组诗,共五首。占用两个多页码,诗后附有责任编辑梅绍静一段点评文字。与我一起被推出的新人,还有袁志坚与剑飞。更让我记忆深刻的,这正是我第一次用江一郎这个名字在国内刊物发表作品,特别令我惊喜与难忘。
  我想起了梅绍静这位可敬的老师,在她编发我这组诗之前,我与她有过十余次通信,那些信件我至今保存完好,重新翻读,一样说不出的感激。而我这组诗的写作也与她的鼓励与帮助分不开。记得那时,我曾给她寄过不少诗作,大多属于跟风写作,显得盲目、迷惘。梅老师却不厌其烦地回信,让我再写再寄,回信虽然片言只语,但暖人。
  1992年夏天,整整一个夏天,我呆在家里拼命地写,写了近百首诗歌。当时,我的写作状态近乎发疯,每天都写,有时一天写好几首,感觉不写浑身难受,好像时光被虚度了。如今想想,这样的写作其实是有问题的。更多的所谓作品,不过是些分行文字,谈不上价值。秋凉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叫梅溪的山村,在那里住了三天,写了十几首风格质朴的乡土诗,回来后,挑了八首寄给梅老师。两个星期后收到回信,留用三首,并让我再寄一些新作。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一份巨大的幸福。当天我就将新写的七首诗寄走,很快又被梅老师留下两首。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冬去春来,等到春天来到我的身边,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诗刊》也到了我的手中。梅老师在推荐语中,介绍我的诗歌“传达一种清新的活气儿”,为此我高兴了好长一段日子。
  回顾自己的诗歌写作,可以说,如果当初没有梅绍静老师对我的鼓励与培养,或许我的写作坚持不到今天。后来,我继续给梅老师寄稿,其中一次却意外收到《诗刊》另一个编辑周所同的回信,是退稿。然而在这封简短的退稿件中,周老师却写上这样一句话:“你的诗还不错,比较老到,我认为你可以成功的!”这句话可能是周老师随手写下的,哄哄我罢了,他肯定不会再记得,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句哄我的话让我无比感动,并逼迫自己努力做得更好一些。
  在这篇短文中,我之所以提到周所同,是因为在《诗刊》,这样的好编辑还有很多,他们这种认真、尽责,善待诗人的姿态值得我们敬重。多年来,《诗刊》众多编辑都给过我鼓励与帮助,至今年6月,我用江一郎及另一个名字在《诗刊》发表的诗歌刚满100首,是个吉利的整数,还有一些随笔。数字不能说明我取得什么成绩,却见证了我在《诗刊》的扶持下是怎样慢慢成长的。
  最早的五首诗在《诗刊》发表后,其中一首后来被一个四川作者改写并获奖,那也是一件可笑荒唐的事。2000年10月,国内另一份有影响的诗歌刊物出版了全国新诗大奖赛专号,当我在80页读到一首短诗《一枚土豆》时,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此诗太过熟悉,原来那位作者竟改写了我发在《诗刊》上的《红薯》。他在诗中将我的“红薯”一律换成他的“土豆”,诗中的背景、人事,几乎没有大的变动,甚至照搬了十几行我原诗中的句子。第一次发表在《诗刊》上的作品,七年后出现这样的喜剧,不能不令人啼笑皆非。此为闲话。
  过去的一切虽然遥远,却不敢忘记。生命中每一个帮过我的人我都记得,并深深地感激。梅绍静老师在《诗刊》工作期间,编发过我几十首诗歌,包括2002年的“每月诗星”,却一直未曾见面。无缘当面致谢,只能在此再说一声谢谢,祝她好人一生平安,快乐。
  
  江一郎,1962年12月26日生于浙江温岭。诗歌作品散见各文学刊物,部分作品被收入50余种诗歌选本。2000年参加诗刊社第16届“青春诗会”。2003年获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2004年获人民文学杂志社诗大赛一等奖。著有诗集《风中的灯笼》和三人合集《白银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