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6年第21期
祝福《诗刊》
作者:吕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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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我对国内最有感情的刊物,这就是《诗刊》,我曾经在好几篇文章里都谈到这一点。如果谁对《诗刊》说三道四,我总觉得不自在。《诗刊》快过五十大寿了,我感谢她,祝福她。
《诗刊》1957年1月25日创刊时,我是成都七中的一个中学生,也是诗歌发烧友。《诗刊》大气、大度、大名鼎鼎,从诞生起就对我有莫大的魅力,她成了我月月必定见面的好朋友。我在大学是学外语的,课余写诗,没日没夜地写。上世纪70年代末我的兴趣转向理论,开始学习写诗评,最开始投稿的刊物就是《诗刊》。编辑部给我的帮助真是难忘。我写的许多稿件水平都不行,但遇到的却是热情的帮助。处理我的稿件的常常是丁国成。有时我写的诗话,也不过三五百字,老丁写的修改意见有时却有一千多字。我曾向参加过《诗刊》活动的好友傅天琳打听,丁国成长的什么样,哪里人等等。后来我就成长为了《诗刊》的作者。十年后,我才和老丁在北京见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在北京开臧克家研讨会。我的旁边坐着一个女诗人,我们热情交谈。这时《诗刊》主编杨子敏宣布:“下面请吕进同志发言。”那位女诗人惊喜地打量了我一眼。回到座位,才知道这是封敏,当年她是《诗刊》编辑,到重庆看望过我这位小作者。十几年不见,都没有反应过来。
《诗刊》是中国诗坛的象征,也是中国诗坛的旗帜。五十年来,我认为她至少有三大功劳。
其一,培养了一批批的诗人和诗评家,带出了一支诗歌队伍。河北诗人刘章就很典型。穷乡僻壤的刘章,在《诗刊》的扶持下,一步一步地前进,最后成了诗人,也成了《诗刊》编委。《诗刊》对于自己这支队伍很有感情。打倒“四人帮”之后,《诗刊》四处寻找劫后余生的朋友。当编辑部主任吴家瑾找到诗评家叶橹的时候,由于长年不写字,叶橹当时连握笔的手都在抖。
其二,促进了中国新诗的多样化发展。《诗刊》的位置确定了她的使命,所以引导诗的发展方向、推动主流诗歌的繁荣,自然是《诗刊》的职责。但是《诗刊》非常注意诗歌的多风格和多流派的并存。80年代我到北京参加《诗刊》的一个会,诗人方敬托我带去新作《高楼赋》,这首诗是方敬探寻新路之作。我交给《诗刊》主编邹荻帆后的次日,荻帆高兴地告诉我:“《高楼赋》写得好,方敬的诗还这样年轻呀!我们会尽快发出来的。”原来,他接到诗稿当晚就读了,并且为老诗人的青春活力感到兴奋。
其三,组织了大量的诗歌活动。在五十年中,《诗刊》几次推出毛泽东诗词,召开有中央负责干部出席的诗歌座谈会,《诗刊》主编与毛泽东论诗,使得全国诗意盎然。《诗刊》组织的活动丰富多彩。我记得,80年代还曾和中央电视台合作,每月推出一次诗歌欣赏专栏:先由诗评家与主持人对谈,然后朗诵一首名作。我当时分工写吉狄马加的一首诗的评论。可惜后来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外景,我这篇评论没有用出。最具影响的是“青春诗会”。一届届的“青春诗会”,群芳争妍,群雄聚会,使中国新诗焕发着亮丽的青春。
《诗刊》知天命了,这对中国新诗是一个春天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