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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的创立与刊物品格的建构（节选）

作者：连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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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社会斗争。……因此，当方针提出之后，首先是诗歌出现了蓬勃的现象。长久被灰尘封闭笔尖的诗人、甚至‘五四’时代的诗人，也都开始了歌唱，不同风格、各种内容的诗歌，逐渐出现，报纸期刊大量发表诗歌及印行专号，这些都正力求与我们正在乘风破浪地前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相适应，这也正是诗的时代”⁽¹²⁾。在这种大环境下，《诗刊》应运而生了。按编委吕剑的说法就是：“如果没有1956年的气候，就不会有《诗刊》，《诗刊》的创刊曾经被看作是一个吉兆，是文艺界摆脱束缚，走向舒畅的信号。”⁽¹³⁾
　　第三，将《诗刊》置于刊物群体中，看中央级刊物与地方级刊物对《诗刊》诞生的影响。
　　与《诗刊》一样隶属于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刊物还包括《人民文学》、《文艺报》、《新观察》、《文艺学习》、《译文》。
　　第四，在一切外部环境都具备的情况下，编辑内部群体的合作和努力最终促成了《诗刊》的诞生。
　　1956年11月21日到12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有47个编辑部的代表参加的文学期刊工作会议。会上曾提出几项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张，认为刊物应有独创性，有自己的特点。编辑们趋近于一种类乎“同人”或“流派”刊物的设想，“每个刊物应该能够团结一批作家在自己的周围，以这些作家(他们在艺术见解、欣赏趣味上大体是一致的)作为比较固定的中心，来支持刊物、影响刊物”。可以说，《诗刊》的编委即带有某种“同人”现象。首先观察《诗刊》第一任主编、副主编以及编委的名单：臧克家、徐迟、严辰、沙鸥、吕剑、袁水拍、田间、艾青。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均是具有革命战斗经验、丰富的编辑经验的“老诗人”。如果按照诗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划分，这几位编委是“作为新诗革命传统的代表，获得高度评价”。他们作为当代诗歌话语权的拥有者，大多来自于解放区或延安，他们是新的社会制度的参与者，熟悉规则和要求，因此，他们的文学“创造性”相当旺盛，能够很好地适应新的实践条件。他们除了把向主席约稿作为打响《诗刊》的第一炮外，还向诗界前辈及老中青诗人征求意见。臧克家、徐迟、沙鸥以走访的形式征求了在北京的重要作家、诗人对《诗刊》的意见，这些人包括穆木天、黄药眠、何其芳、冯至、汪静之、冯雪峰、萧三等；向老舍、王统照、冰心、陈梦家等约稿。关于创刊号的封面、装帧也请艾青设计。在给毛泽东的约稿信上就表示：“《诗刊》是25开本，每期一百页，不切边；诗是单行排的，每页26行。在编排形式上，我们相信是不会俗气的；在校订装帧等方面，我们会恰当的求其讲究。”
　　种种迹象表明，《诗刊》的创立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以此还可以看出《诗刊》在创立之初就表现出的文化和政治的两种功能。
　　
　　①⑦臧克家：《臧克家回忆录》，221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②⑧周良沛：《又是飞雪兆丰年——忆徐迟于<诗刊>创刊前后》，见《难忘徐迟》，22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③谢克强：《同志仍需努力——著名诗人徐迟同志访谈录》，载《诗刊》1997年第1期。
　　④中央档案馆提供手书原件，证实是臧克家笔体。载《诗刊》1997年第12期。
　　⑤见《人民文学》1956年12月号封底刊登的征订信息。
　　⑥臧克家：《<诗刊>诞生三件事》，载《诗刊》1982年第4期，《老<诗刊>琐忆》，载《诗刊》1994年第5期。徐迟：《庆祝<诗刊>二十五周年》，载《诗刊》1982年第1期。沙鸥：《宝马雕车香满路》，载《诗刊》1994年第5期。白婉清：《<诗刊>忆旧思今》，载《诗刊》1997年第1期。吕剑：《未完的回忆》，载《诗刊》1987年第1期。刘钦贤：《永远活在我心中的伟人》，载《淮风》2004年3月号。
　　⑨1929—1936年间，出现的诗歌刊物大致有：徐志摩、陈梦家编的《诗刊》，穆木天编的《新诗歌》旬刊，田间编的《每月诗歌》，戴望舒等编的《现代诗风》等，及其天津、南京、青岛、福州等地出版的诗歌刊物。参见吴腾：《五四以来的诗刊掠影》，载《诗刊》1957年第2期。
　　⑩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13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1)《文艺报》记者：《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到1967年的工作纲要》，1956年4月15日《文艺报》。
　　(12)邹荻帆：《读<诗刊>》，载1957年4月21日《文艺报》。
　　(13)吕剑：《未完的回忆》，载《诗刊》1987年第1期。
　　(摘自《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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