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7期

诗人访谈录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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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解，男，1957年生，河北省青龙县人，197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现在河北省作家协会工作。主要作品有长诗《悲歌》，曾获《人民文学》年度奖
　　
　　采访者：陈　超
　　时 间：2006年8月15日
　　陈超：闲话少说，单刀直入，请你回答一下有关诗歌创作的几个问题。近几年。我在刊物上陆续读到你的一些短诗，诗中透出许多飘忽不定的成分，并与现实生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可否认为，这是你诗歌创作的转变?
　　大解：其实，我的诗中一直有一些飘忽不定的东西，只不过现在更强烈一些。我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我认为现实是最靠不住的。时间的流动性决定了现实的性质，永远处在历史和未来的湍急的夹缝里，没有稳定性。因此，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上的当下生活，必然是在短暂的流程之中。既然现实是不可靠的，我们所沉浸其中的当下生活就不可能可靠。与此相比，历史和记忆沉积在时间里，越来越深厚，却成了我们可以挖掘和重现的可靠资源。由于历史永远不在现场，我们所写的东西也就不可能绝对真实；而记忆带有许多主观性，去掉丢失和强加的东西，其真实性已经所剩无几，我们所写出的东西更不可能接近绝对真实。这就决定了我们写作的性质，永远在去伪和证伪之间，我们的诗中也就必然带有一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这是诗的性质决定的。有时候我写身边的琐事，也时常有一种游离的力量把我从现实中拉开，并与现实构成一种呼应。有时候，我倒是愿意与现实拉开一段距离，这样，不断流变的现实就会蜕变为远景，反过来映照我们的生存，使我们既有所凭依，又能从中看到更加深远的东西。
　　陈超：你认为当前诗歌对于生活的介入程度如何?
　　大解：我认为汉语诗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距离或等距离地贴近生活，甚至可以用“介入”这个词。自从诗歌走出文革时代阴影以后，诗歌向个人的回归甚至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由于过分强调个人属性，生活已经被分解为具体的每一个动作，其在场性和亲历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样发展的结果是，诗歌往往陷于琐碎动作的纠缠之中，难以展开和飞翔。虽然强化细节确实丰富了诗的质感，变得血肉鲜活，却也容易因情节过细而造成个人在自身中的深度沉沦。我不反对个人经验和视角向F、向内的写作，但我主张灵活性。把个人以外的人群纳入视野，你会发现个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个人与前人和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生活的关系，人与死亡的关系等等。我们站在自身的立场上，稍微抬起一下眼皮，就会看到无限的景物。因此，写作的姿态往往决定作品的走向，而对生活的理解方式也会因此而发生变化。
　　但诗和生活不是简单的对立与和解的关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种纠缠不清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有时候，我真是觉得生与死的界限都非常模糊。对于那些已经去世和尚未出生的人，我把他们称为真正的隐十，他们不在我们的生活之外，也不在其中。我所理解的生活应该包括他们。当我写到我们和他们时，我的诗就是恍惚的，我无法把我们和他们的真实处境写出来。生活总是隐藏起许多秘密，让我们永远也看不透它的实质和全部。而这正是诱惑力所在。
　　陈超：你的诗中，口语的使用率不高，但这并没有影响你诗歌的语言表现力。现在，口语在诗中已经普遍，你认为口语对汉语新诗的贡献如何?
　　大解：首先，我赞成口语写作，尽管我用的不太多。关于口语问题，我们必须从根上说起。汉语诗歌从《诗经》开始，一直在沿用书面语言。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的语言和言说一直处于分离的状态，没有达到统一。尤其是汉字的高度浓缩性质，其单字的意义含量极大，由这样具有高度浓缩性的书面语占所构成的诗歌，在体式上越来越收缩。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形式上越来越短小，框子也越来越紧，很难放开手脚。“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汉语诗歌获得了形式上的解放，但与口语还有一定的距离。到了当代，口语在诗中的普遍运用，才从真正意义上使书写和言说达到了统一。现在，我们可以怎么说话就怎么写诗，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我们的少数民族由于书面语言发育较晚，却因此而受益，没有受到这方面的约束。因此，藏族、蒙古族、克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才得以出现记述历史和传说的英雄史诗。
　　可以说，口语对于诗歌的贡献，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结果是，使叙事成为可能。可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对我们的诗歌传统是具有颠覆性的。因为我们前人的所有诗歌遗存几乎全部是抒情性的、片断的，其叙述性的缺席和软弱，使汉语诗歌没有在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记录方面担当起责任，也因此而把史诗排除在汉语之外，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性的遗憾。口语的出现，是新诗的第二次革命，其意义还将在今后的发展中不断地显现出来。
　　我个人写作也在使用口语，只是还不彻底，这是个习惯性问题，但我已经意识到口语的重要性。因为口语对日常事物的描述能力是强有力的、同步的，这也正是我所需要加强的地方。
　　陈超：你的《悲歌》中的叙事成分．是不是得益于口语对于叙事功能的加强?假如让你重写一遍《悲歌》，你将写成什么样?
　　大解：我的《悲歌》在整体上是叙事性的，但在局部上顺应了情感的流动，许多地方还带有抒情的色彩。可以说我是口语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口语对诗歌的冲击，我很难想象用旧体诗的形式会把一部长诗写成什么样子。你说让我重写一部《悲歌》，会是什么样，我想结构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可能在语言处理上会有一些变化，细节再细一些，再丰满一些。
　　陈超：《悲歌》第二版中增加的《悲歌笔记》部分，所谈的大多是些哲学问题，这些是在写作《悲歌》之前的想法，还是后来的发现?
　　大解：绝对是后来的发现。《悲歌》写作之初，我只是按照合理的原则搭建了结构，并没有想那么多。但在出版之后，我发现了结构中所蕴涵和生成的东西，所以我在《悲歌笔记》中所谈的都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在小说和戏剧中，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是司空见惯的，而在汉语诗歌中却很少使用。这主要是我们的诗歌性质决定的。我们的汉语中，少有结构完整的长诗，而短诗根本用不着结构。所以，解析一首短诗，可说的话是有限的。长诗就不同了，结构中所蕴涵的东西无穷无尽。我只是试着写出了我自己的一些看法，虽然很粗浅，但我觉得还是有话要说。我要说的是，结构在诗中的重要性。
　　陈超：现在，你也算是中年人了．你认为中年写作与青年时期的写作有哪些明显的变化?
　　大解：虽然我不服气，但在年龄上说我已经是中年人了。年龄在写作中还是有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近些年的诗中，情绪化的东西少了，经验性的东西多了，尤其是对生命和身体的体验、对存在的深度探究多了一些，更关注人性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我的青年时期写作中，这些成分不多，现在的写作可能带有中年性质吧。
　　陈超：听说你在1973年就参与过地方杂志的创办，我觉得这段经历很有意思．可否说说这段历史?
　　大解：1973年，我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当时我们同一个公社的六个青年农民，创办了一个名叫《幼苗》的杂志，我是参与者之一，主创人是詹福瑞(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和王进勤(现为秦皇岛市某局局长)。他俩是一个村的，创作的时间也早，当时就小有成就。其他四人分属四个村。《幼苗》第一期共印四册，是刻印版，每人出资两角钱。后来印数增加到几十册。《幼苗》一共出过四期，詹福瑞上大学后停刊。
　　现在想起来，那段经历非常难得，当时我16岁。17岁那年，我父亲单位里一个叫向彩林的女士，听说我写诗，主动借给我一些书，是歌德的《浮士德》(郭沫若译)、《普希金文集》、《莎士比亚戏剧集》、《海涅诗选》、《泰戈尔诗选》，在当时的偏僻山村，能读到这些书是个奇迹。在此之前，我只读过《千家诗》。可以说，这些书对我影响极大，构成了我最初的文学营养，也影响了我的生活轨迹。后来我上大学后，一直没有放弃过文学创作，致使我这个学习水利的人，改从文学编辑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不然，我现在将是一个水利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