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11期
新诗与旧诗
作者：周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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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偶尔的顾盼。正如人们欣赏希腊神话的美，却并不是要用希腊时代的作品来满足今天的审美需要一样。今天的人们更需要的，是对当前的生活的审美评价及其审美表达。
旧诗和新诗的社会基础其实是很不相同的。在中国古代，写诗的人和读诗的人主要都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少数所谓读书人。他们大多衣食无忧，不少大诗人有钱有势或在宦海沉浮。从屈原开始，到魏晋的曹氏父子、陶渊明、谢灵运，唐代的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以至宋以后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辛弃疾、元好问等，都是做大官的居多。晋代的陶渊明据说比较贫穷一些，他的同代人颜延之在《陶徽士诔》中说是“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似乎也没有贫穷到没有饭吃的地步。这样的社会基础决定了古代旧诗的闲适基调，也决定了旧诗只能是少数人写给少数人的作品。用今天的话说，旧诗的社会基础其实是那时的统治阶级而不是劳动人民，是为少数人的而不是为大多数人的。这一点恐怕无法否认。过去在大讲阶级斗争的时代曾把这样的社会基础强调到极端，以至完全否定统治阶级集团中的成员的作品也可能包含人民性，自然是不合理的。但完全忽视这样的社会基础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相比较而言，新诗的社会基础则是社会的大多数人，同时更有一种积极的现实态度。这与社会的进步、教育的普及和民主的扩大是一致的。因此，新诗是民主的，也是大众的。这是新诗的社会基础所决定了的。所以，虽然新诗的发展一直都存在诸多问题，但人们始终无法回到旧诗。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新诗的文化背景与旧诗也不尽相同。概而言之，旧诗的文化背景是传统农业文明，而新诗的文化背景则是现代城市文明。旧诗中的理想是自然和田园、朴素的和谐，然后还有诗人在其中悠闲自得，因此旧诗是宁静和谐的世界。新诗中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郭沫若《笔立山头展望》)。显然，新诗是世俗的和矛盾的世界。剧烈的社会动荡在诗人心灵中的投影以及在市场带来的大开放大融合中产生的异质文明的激烈冲突，往往是新诗人所无法回避的内容，即使也是写个人的沉思，主体觉醒之后的内在矛盾也在所难免，典型的如戴望舒的《乐园鸟》：“是从乐园里来的呢，／还是到乐园里去的?／华羽的乐园鸟，／在茫茫的青空中／也觉得你的路途寂寞吗?”若干年前，一位现代诗歌的鼓吹者曾把“古典+民歌”称作是小生产歌吟者汪洋大海中的典型标志，致使这位评论家受到严厉批评。但平心而论，旧诗的文化背景的确是农耕时代的小生产者。也正因为如此，旧诗可以创造空灵的境界。这是世俗的矛盾的新诗所无法或难以达到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历史不能倒转，后来的人和诗歌都无法再回到过去的空灵的悠闲的世界。假如我们仍然把空灵和悠闲当作好诗的标志，我们便会无比怀想逝去的过去和过去的诗。但是为什么要把诗的理想固定在过去呢?
新诗的语言基础与旧诗的区别更是两者最为显著的不同所在。旧诗的语言基础是文言，新诗的语言基础是白话。这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事实来之不易，既来之后则影响深远。但我想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以来中国诗人用白话取代文言进行诗歌创作的过程，尽管的确可能在世纪之初有过一番如胡适在他的《逼上梁山》中所说的戏剧性的激烈表现，但白话取代文言乃是一个经历了长时期酝酿的自然过程，甚至也可以这样说，没有《马氏文通》也会产生现代汉语，同样，没有胡适也会产生新诗。从文言到白话、从旧诗到新诗主要不是一种共时性的选择，而是历史的进步，包括语言和文学的演进。如果不是这样来看问题，新诗旧诗的争辩就会进入一种简单的历史循环论之中。当然，旧诗的语言基础是文言，新诗的语言基础是白话，这也是一个复杂的命题。胡适当年在论证白话语言应当作为新诗的工具的时候实际上讲了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讲由文言旧诗到白话新诗是历史进化的产物，二是讲中国古代历来就有白话做诗的传统，胡适为此还专门写了半部《白话文学史》。这反映了旧诗语言基础的复杂性。废名在《新诗应该是自由诗》里也提出，像“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些句子里头“没有典故，没有僻字，没有代字，我们怎么能说它不是白话，只是它的文法同散文不一样而已。”同样，新诗中的语言也存在相似的复杂性。胡适《尝试集》中的许多所谓新诗其实也都是旧诗的格调和写法。胡适后来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也认为它们是一年一年放大的鞋样，还带着旧时缠脚的血腥气。这表明，从文言到白话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当代诗人不仅承担了这个时代的情感表达的艺术天职，而且还负有完善和更新语言的文化使命。
三
因此，无论旧诗多么完美，它都无法完成这样的文化使命。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现代人更需要现代的诗歌。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说现代新诗是更适应现代人的诗。与此同时，中国的旧诗以及外国的诗歌等仍将占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地位。那既是人们精神生活丰富性的需要，也是诗歌艺术生态自身多样性的需要。
因此，新诗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主流地位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对文言旧诗的认识则需要重新加以审视。重新审视当代文学语境中的文言诗歌对于深入理解新诗与旧诗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当代文学深入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旧诗与新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矛盾运动一直充满了某种不可思议的戏剧性。“五四”新文学最终是以白话新诗推翻文言旧诗来确证自己的胜利的，但文言旧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甚至一度还相当活跃。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言诗歌创作处在一种微妙的境地。一方面，新的时代新的人物要求新的语言和新的风格去加以表现，特别是对工农兵创作的强调更是进一步要求消除文人创作的所谓书卷气和与旧的语言风格相关的审美倾向，人民大众的新鲜活泼的口语成为当代文学创作语言上的新的选择；另一方面，在一种新的文学意识形态的作用之下，当代文学实际上对“五四”以来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包括新的启蒙主义传统和白话文学传统等)又有所偏离，再加上表达上的某些限制和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文言诗歌创作在当代又获得了某种新的发展空间。不仅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首诗作《新华颂》引人注目地采用了文言句式，而且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经过慎重思考后，也终于决定公开发表他的旧体诗词，并同时发表了新诗迄无成功的论断。有关新诗格律的讨论则似乎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许多过去的新诗诗人(包括何其芳、卞之琳、冯至、臧克家等)对新诗的失望，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文言创作的语境和氛围。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群众性的大跃进民歌运动才合乎逻辑地从民间角度提供了一种新的文言诗句的样本。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