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13期
说“诗学”
作者:杨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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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按照我们一般的说法,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在狭义上说,诗学是研究诗的学问,研究人的诗性的智慧。从广义上说,它几乎涵盖了全部的文学理论。诗学是文艺学或者文学理论智慧的精髓和核心。也就是说,它探讨的是人对世界进行诗意的体验和把握的智慧方式,一种与叙事学相对应、以诗性为核心的方式。
唐朝以前,我们中国人对“诗学”这两个字的理解,指的是“《诗经》之学”,是经学的一部分。比如说从汉到唐,我们的国家都要设五经博士,其中有专门研究《诗经》的,所以是经学的一个部分。但是唐人把诗作大了,作成一国之艺。一国的士大夫都能写诗、都要写诗,不会写诗似乎就不配当士大夫。
在这种情况下,“诗学”的概念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的“诗学”带有了一种新的含义,那就是诗性之学,即研究人的诗性智慧的,或者是研究写诗方法的一门学问。当然,原来作为经学一部分的那个“诗学”含义也还在流传。它是双轨的,沿着两条轨道一起运行。诗学是研究诗的智慧的。它从经学变成一种士大夫之学,逐渐向平民化方向拓展。比如说晚唐,有人称李商隐“诗学宏博”。他没有写很多诗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但是诗作得很好。“诗学宏博”就是讲他的作诗能力和作诗智慧非常深厚、高明。还比如说郑谷,他有一首诗《中年》,庆幸自己年长诗学也长,所以把以前的诗作改了好几联,改了好几遍。这个“诗学”也是写诗的学问,而不是“《诗经》之学”,不是经学。到了元代,就有这么一个说法,“诗学盛于唐,理学盛于宋。”“诗学盛于唐”不是说唐人作诗的理论多么高明,如果从诗评诗话来说,宋人要比唐人更发达、精深。但是从写诗的能力和诗性智慧来说,唐朝是最发达的。用唐朝的“诗学”和宋朝的“理学”相比较,就能较明白地说明,“诗学”概念,指的是诗的智慧与作诗的能力。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诗学复兴的势头,多数人都是从不同的作品里面探索人类的诗性智慧和它的原理。比如说巴赫金,他有一部书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它绝对不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样谈小说理论,也不是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别人怎么样去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而是直接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从那里体验出一种对话诗学:而且在比较中认识到,托尔斯泰的作品是独白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对话性的。他是从作品本身去体验出诗学的智慧的。巴赫金直接面对拉伯雷的《巨人传》,从那里发现一种民俗化的“笑”,得出了他的“狂欢理论”,即狂欢的诗学。而我们研究李白,不是研究李白的作品本身,不是从诗学的方法直接面对李白,而是把主要精力用在搜集唐人是怎么讲李白的,宋人是怎么讲李白的,明清人是怎么讲李白的,我们的前人是怎么讲李白的,讲哪一首诗是怎么样评价的:然后呢,我同意这个,不同意那个。这样就是诗学研究,显得与诗的纯粹体验、与诗的本原性生命相当隔膜。真正的诗学研究应该直接面对李白,把李白作为一个原原本本的、活生生的生命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