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13期
王久辛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熊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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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始诗歌创作以来，诗人王久辛即具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仅仅只有个人的激情和经验的流露，还不能算是诗，……从根本上讲，抒情诗内容的普遍性具有社会的性质。”(阿多诺：《谈谈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作为引导大众进行价值取向和文化消费的精英阶层，王久辛认为诗人的创作目的不能局囿于自我精神的愉悦和表达，而应具有担当意识和朝向历史深处及民族未来的深邃眼光；诗人应当摆脱诗歌时尚的干扰和外来思潮的侵袭，以平和的心态沉潜入民族文化土壤中，才能高屋建瓴地创作出优秀的史诗般的作品。诗人的情感源于对原生态生活的体验和对经验知识的吸纳，其作品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透视，渗透出厚重的历史感和担当意识。以他的代表作《狂雪》为例，诗人在不堪回首的历史事实面前毅然选择了“责任”：“只要邪恶和贪婪存在一天／我就决不放弃对责任的追求”。王久辛站在历史和人性的高度上抒发了对“南京大屠杀”的愤慨和怜悯之情，但这种情绪却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仇视目光。凭着对历史的敏锐洞察和对人性的深刻解读，《狂雪》所承载的情思早已上升到了对人性阴暗面的控诉，王久辛书写悲惨的民族记忆是为了担当起疗养民族精神伤痛的责任，更是为了劝诫不同民族和国度的人民不再重蹈屠杀他民族的覆辙。“作为一位军旅诗人”，王久辛希望人们“一代又一代 代代相传着／关于和平或者关于太平盛世的心愿”。试想，如果没有对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担当意识，没有深邃的朝向未来的历史眼光，《狂雪》能给人的灵魂造成如此深层次的震撼吗?其在情感层面上的感染力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吗?
王久辛的诗歌作品在思想上具有预言般的前瞻性。商业社会模糊了人们对诗歌价值的判断并引发了读者审美观念的变化，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既需要百花齐放的探索性与时尚性诗歌作品，同时更需要追求美好人性与高尚道德，以深刻的思想引读者一同思索的前瞻性作品。王久辛的《致大海》、《蓝月上的黑石桥》等作品正好契合了时代对文学的诉求，它表达的情感直抵广大读者的心灵深处，并对民族的美好未来作出了寓言式的判断，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思想的前瞻性，必将启示诗歌精神的“重建”路向。比如诗人在《致大海》的序诗中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暗示他要达到“布道者”的言说目的，启示民族精神朝着健康明朗的方向发展。一个内心始终向往光明生活的诗人在情感上必然拒绝现实的邪恶利丑陋，而一个具备了“大我”情怀的知识分子“必须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该诗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对当前民族精神、道德、思想观念以及传统美德的喟叹，意欲通过诗歌“守住我们纯洁的精神故园”、“捍卫我们高尚的精神世界”，重铸强大的民族精神，如同波兰诗人一样用诗歌去唤起民众的觉醒，从而让自己的民族和人民永远保持独立和尊严。诗人在《蓝月上的黑石桥》中拷问战争时流露出对民族精神现状的担忧：
在今天我们是何等的轻松。
咒骂鲁迅。开发权力的各种功能。
艳羡金钱在人性中找到的第一把交椅。
几乎人类不齿的种种恶臭，
在现实中都找到了“美加净”的商标。
这种对现实社会毫无遮掩的忧虑必将使更多的人去关注和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目的是要感染并启示人们去建构民族精神。
王久辛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与其作品特有的丰厚文化内涵也不无关系。对历史传统和文化现状的怀疑甚至解构是造成当前新诗感染力匮乏的根源，很多诗人“既不相信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体系，也根本怀疑重建中国文化精神的可能，嘲弄一切绝对、普遍的真理”(祁述裕：《逃遁与入市：当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和命运》)认为否定和解构便是一种创新。事实上，一味地解构权威和传统势必造成诗歌情感内容的紊乱和平面化。王久辛知道在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时代，一个有文化责任感的诗人应该在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坚守诗歌的文学性立场，而传统的文化审美理念无疑为营造诗歌的文化内涵构筑了坚实的平台。诗人在其作品中用一种充满历史和文化厚度的语言替代了“个人化”的试验性话语，用一种充满民族文化精神的情感替代了“私人化”的欲望宣泄。比如在近作《致大海》中，诗人引用郭小川的诗句，引用屈原和鲁迅等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来表达他的社会关怀，在形象性的表达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理性思考。《致大海》之所以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也与王久辛对外国文化和艺术经验的内化分不开，他在思想上引用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暗示他要用诗歌唤醒他热爱的民族朝着“天堂”的美丽方向进发；在艺术上借鉴了惠特曼《船长啊，我的船长》一诗的创作技巧；在文化上采用了西方文化元典《圣经》中的典故等等。这样的作品会让读者的思绪在中西方文化、思想和文学的“森林”中不断地穿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由此而生。
王久辛的诗歌作品还具有很强的时空意识，读者会跟随他的语言不断地穿梭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在宏大的时空中去思索玩味历史、战争和人性的真相，这也是其作品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又一重要原因。比如在《狂雪》中有这样几行诗：“我和我的民族／面壁而坐／我们坐得忘记了时间”，读者从这三行诗中既能感受到民族历史的纵深感，又能感受到可知的生活现场，具体存在的“我”和抽象存在的“民族”被置入语言架构起来的唯有想象可以延伸的时空中，深邃的诗思和浩大的诗情便会使读者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