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7年第14期

当诗歌与时代建立了关系

作者：江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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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的声音”“直面时代”，向来都不是一句空话。向来都是诗歌完成其使命的重要道路。朦胧诗以来，中国诗歌的所有精力似乎都放到了对“存在理由”的追问、命名上而忽略了对“存在方式”的呈现，尤其是几乎对有别于具体思维特质的主体之外的那些只有时空特质的客体的视而不见，置宏大历史场景于不顾，让诗歌更显得自缩苍白，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导致了历史和场景在诗歌中的长期埋没；空洞的思潮、玄秘的冥想、琐碎的情绪和生活片断带着巨大的欺骗性和盲目性把近年来的诗歌终于推进了“艺术之中的诗歌”。甚至是“诗歌之中的诗歌”这个狭小的笼子。诗歌的“小”，被几代人预谋式地上演到了淋漓尽致，并最终在放弃背景的惨痛代价之下淹没在了个人、心灵和知识的叮咚之水里。“时代”，作为一个美好的托词和愿望，几乎成了一个虚设甚至是被抛弃的诗歌祭台。
　　这一种诗歌现象几乎到了二十一世纪的这几年才稍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并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被频繁论及，而一些真正被时代的当下行为所教化的诗人也自觉地进入了矫枉和吸纳的发言。邰筐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正是直接以锋利的笔触，以囊括一切的胸怀切入了时代的正在“到来”的那一半工商业文明之下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宏大历史场景，而爆发出了强大的诗歌威力，成为一个无愧于时代的诗人，一个以足够的诗歌力量回报时代的人。在一篇有关谈及邰筐诗歌的时代合理性的随笔中，我曾这样说起并目视到了邰筐的诗歌的相对于另一些“诗歌”的巨大时代价值：“一个优秀的诗人是必需为读者、论者和同行提供强烈的个人可归纳性的。要么他在写什么上被归纳，要么在怎么写上被归纳，要么在思想启蒙上被归纳。在另一方面，诗歌在根本上无非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异曲同工，应该是对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形式的双重探求和印证”。邰筐的《凌晨三点的歌谣》《在国贸大厦顶上眺望日落》《给上帝的信》《安得广厦千万间》以及《城市安全指南》《一座摩天大厦有什么构成》《一个穷人的羞愧》等篇章，正是放弃了感情、意识、观念上的枯燥徘徊，作为及早觉醒起来的又一代诗人中的挺进者，智慧地进入了诗歌所最应针对时代和历史境地，并把诗歌从一种常识性的诗歌中、从观念和情绪中解放出来了，甚至是从过往即成的诗歌语言中陡然放松了下来，场景的壮大、内容的需要催促着语言冲破了传统诗意的最低要求焕发出了无限的新生诗意。在归纳上，也许不久以后，诗人邰筐就会被归结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诗歌传达的重要代言人之一，在诗歌的表现取向上，他对历史场景的衷心眷爱，也会成为诗歌表现的重要开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