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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传统之我见等
作者：张桃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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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种特别的“穿越”姿势。显然，历史语境的变迁，是制约新诗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如果说新诗在诞生之初就因救亡与启蒙而负载了过于沉重的文化使命，在20世纪上半叶受到的是“民族解放”等重大历史命题的逼促的话，那么在进入下半叶之后其压力则主要来自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商业化、大众化浪潮的巨大冲击，使新诗面临前所未有的新的考验。在不同时期，新诗都程度不一地被呼吁充当“号角”，却仍能够对现实保持有距离的“介入”态度：要么“对于人间的不幸与苦痛我的骄傲却只有低下头来变成了愤怒和同情的眼泪”(何其芳语)，要么是“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几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和人类的希望”(徐志摩语)，体现了新诗为调协诗艺与历史、个人与时代所作的努力。
《诗刊》创刊前后 吕 剑
答子张问
问：创办《诗刊》是怎样提出来的?由什么部门决定(或同意)创办的?
答：一九五六年国内形势比较好，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徐迟最早提出创办《诗刊》。那个时期，臧、徐、吕三人接触较多，此事经三人商量后，提请作协考虑，作协同意创办，并报经中宣部批准。该年秋冬，即由臧克家、徐迟、吕剑进行筹备。一九五七年一月创刊。这时，郭老为祝贺《诗刊》创刊，特设家宴招待全体编委(严辰此时远在黑龙江，未到)。郭老说：“这样的聚会，可以—个月来一次。”徐迟马上说：“半年一次也就可以了。”后来还举行了一次茶会，在京新老诗人以及关怀新诗的朋友们都到了，真乃济济一堂。徐迟草拟请帖时，特用了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名句“畅叙幽情”。
问：《诗刊》的第一届八个编委名单(田间、艾青、吕剑、沙鸥、袁水拍、徐迟、臧克家、严辰)是中国作协提供的吗?八个编委在创刊时一起开过会、讨论过办刊思路吗?
答：八个编委是由臧、徐、吕考虑、约定的，经作协同意。八个编委，除臧、徐、吕三人外，其他几人一个也没有到过编辑部。大约到了一九五七年六月，臧克家方才提出，这里工作的编委一个党员也没有，七月，这才将沙鸥调来，此时正赶上“反右”。编委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讨论过办刊的思路。(请参看六问之答一吕剑注)
问：《诗刊》创刊前您在《人民文学》任编辑部主任和诗歌组组长，是谁提议您去《诗刊》任编委的?
答：这时，我的编辑部“主任”一职早已因编辑组(发稿组，是严文井来后设立的)兼职业务太重卸任，仍任诗歌组长。是徐迟提出要我从《人民文学》转到《诗刊》的，因为这两个刊物都是作协的，一说即成。
问：除担任“编委”外，您在《诗刊》社具体负责什么工作?任何职务?《人民文学》的职务还保留着吗?
答：我到《诗刊》后，与徐迟负责具体、日常编辑业务，不再担任《人民文学》的任何职务。臧克家基本上两天来一次看看。
问：当时编委中担任常务工作的是谁?哪些诗人是挂名的编委?《诗刊》有没有党组织?谁是负责人?
答：编委中担任常务工作的是徐迟和吕剑，还有臧克家，其他诗人都没有到《诗刊》来。《诗刊》没有党组织。艾青和我于“反右”当年十。一月被免去编委职务后，艾青暂时家居，后“发配”至北大荒(转新疆)。我则暂时仍做编辑工作，一九五八年四月“发配”至塞上(河北涿鹿农村劳动)。唐祈则“发配”至江西(转甘肃)。
问：您认为《诗刊》创刊后最有意义的工作是什么?最不愉快的事是什么?
答：《诗刊》开头，打开了诗创作局面，邀请各派诗人参与，连徐志摩等都予介绍，打破了不少条条框框。同时，还注意到老、中、青并重，且要打捞“沉船”(沉寂了多年的老诗人)。这时，陆续调来了几位编辑。如唐祈，就是他提出、我从《人民文学》指名调来的。此外，还有白婉清、丁力、尹一之、刘钦贤、楼秋芳等。刘、楼二人当时做事务工作。全体人员合作得很好。但“反右”一开始就不行了。臧克家写了题为《让我们用火辣的诗句来发言吧》一文号召“反右”，当然影响不小。沙鸥于“反右”前为文大捧艾青，“反右”一来也“紧跟”，义大批艾青。“反右”中《诗刊》批判了大批诗人，包括《诗刊》的艾青、吕剑、唐祈等，真是一大批名单。
(这是我在《诗刊》工作一年多时间里记得的情况，后来有何变化，我就不了解了。而且有些事情也记不得了，只好如此写来。有些故事请参看我写的《与徐迟忆(诗刊)》一文。)
(吕剑《答钱仲慈》和《与徐迟忆(诗刊)》均载吕剑所著《诗与诗人》一书，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子张注)
与钱仲慈的通信答子张
一、《诗刊》筹备期间，为了把刊物办好，臧、徐、吕三人作了多方面的访问。我陪臧克家访问了冰心、冯雪峰。徐迟曾与艾青多次交谈。我还陪徐迟访问了张光宇，清其设计封面。又一同去看了许觉民，与其谈了印刷出版问题。徐迟还负责访问了冯至，冯至提醒，“最好先发表毛主席的诗词!”但徐迟回来，并没有说这是冯至的建议，因此我在回答钱仲慈的信中，遂说成了“徐迟同志倡议”。(冯至最初的建议，是后来才知道的。)
二、给毛主席的信由徐迟起草，由臧克家审阅后，“命我以毛笔小楷誊清”，这里是我记错了。不是我誊清的，是臧克家“以毛笔小楷亲自誊清”的。
三、当时《诗刊》编委只有臧克家、徐迟、吕剑三人在场，其他编委均不在，给毛主席的信，只好“一一列名于后”。——除徐、臧、吕三人外，其他几位，都是我代签的名。
四、我在给钱仲慈的信中说，“就在毛主席答复《诗刊》编委会之后，毛主席又要人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约臧克家、袁水拍到中南海去谈话。”但臧克家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六日《诗刊》一次座谈会上却说，“毛主席给《诗刊》的这封信，是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发出的，头两大，毛主席召见了我，长谈两小时，……”实际上不是这样。毛主席召见臧克家，是他给《诗刊》来信之后，不足“头两天”。而毛主席召见的也不是臧克家一人，而是臧、袁二人。而且是中央办公室先和《人民日报》的袁水拍打的招呼。
五、“毛主席提到《文汇报》要想发表他的诗”等等，这些事未必准确，我也不清楚。
六、钱的信中说，臧克家还曾“建议毛主席修改哪一个字”，这是指的“腊象”二字。我看初稿(系抄件)时，认为“腊象”可能是笔误，应为“蜡象”，即蜡烛的蜡，不应是“腊月”的“腊”。我立即把此意见向徐、臧提出，他们均同意，乃与中央办公室联系，征求了毛主席的意见，订为“蜡象”。——因此，这是编辑部的意见。
此外还有可谈的，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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