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8年第12期

诗人随笔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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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皱巴巴的新军服。我用这种方式，离开了土地与家乡，告别了亲人和过去。
　　一辆闷罐车吞吐着白烟，不舍昼夜，一路向南飞奔。我不时扒在门缝往外看。远处的灯火、田野、村镇、山水变得新鲜而陌生。我知道是去江西。但江西在哪儿我不知道。江西有多远我也不知道。中国原来这么大，三天三夜，还没走到边。
　　在龙虎山下，我有幸当了一名通信员。最得意的，是能够骑摩托(那时候叫电驴子)。更得意的，是每天接触大量的报纸、杂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些文学刊物相继创刊或复刊。有些是限量发行。我们通信班有一个收发室，每人有一张办公桌，与只能趴在床铺上写信的战友相比，可谓得天独厚。
　　当通信员的另一大好处，是外出的机会多。每到一地，我都要到书店去搜寻。见到喜欢的书，即便借钱也要买下，走时还不忘嘱咐店员一句：下次来了名著，一定给我留着。那时，附近乡镇的供销社都有一两组柜台用来摆放书籍，那里的店员我都熟悉。
　　看书，成了我最大的嗜好。读自己喜爱的书，我体会到了一棵营养不良的青苗吸收阳光和雨露的欣喜。这时我才知道，世界原来这么大。在不知不觉中，我与文学结缘。一本本笔记本，一本本剪报，一本本日记，让我与文学一点点接近。
　　八十年代初。是改革的大潮，思想解放的大潮，也是文学的大潮。据说在大街上随便扔颗石子。掉下来准砸在一位文学青年的脑袋上。部队当然也不例外。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位文学发烧友，偷偷拉上营部打字室厚厚的窗帘，像当年的地下党油印《挺进报》那样，油印我们自办的第一份刊物——《晨曦》。稿子凑齐了，尚缺一个“发刊辞”。“主编”让我写首诗充数。我稍加思索，一首激情澎湃的小诗一挥而就。这大概是我写的第一首诗。那时我的文学理想是写小说。
　　那个年代。各类文学创作刊授班、函授班遍地开花。我第一次上的是文学青年函授班。我的辅导老师在一次回信中说：可以肯定，通过你的努力，将来定能成为一个有影响的诗作者。就冲这句话，我差点要前往一千多里外的温州去当面给他鞠躬。我疯了，没日没夜地写，见到什么都想写，有一天竟一连写了八首诗。
　　1985年，我第一次收到了福州军区《前线报》的用稿通知。那张巴掌大的普通信笺，被我像圣旨一样装进贴身的口袋。后来，我的诗歌相继在《空军报》等军内外报刊发表。我隐约感到，诗歌的大门已经向我敞开，我郑重地定下了人生目标：四十岁之前，出一本诗集。
　　1988年。我结婚了。第二年生了女儿。随之而来的，是全民经商热，举国下海潮。部队领导认为我有“经济”头脑，授意我办了一家小型服装厂。
　　诗歌梦。我心甘情愿地放下了。我的理由很充分：很多已成名的诗人都下海了，何况我这无名小卒：我可以喝西北风，但不能让我心爱的妻子和孩子也跟着我喝西北风：在我成家的当年，在我刚刚有能力尽儿子的孝道时，我的父亲便离我而去。为我留下了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在母亲身上，我不能再留下这样的遗憾；当兵多年，我的钱都用在了买书、订杂志、上诗歌刊授班上，结婚时花的几千块钱。是姐姐和哥哥们给凑的，我也是个男子汉，不能再花他们的钱。
　　我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厂长，一个商人。三年后转业到地方，完成了从军人到老百姓的过渡，老子、妻子、孩子，房子、票子……我像一叶浮萍，在湍急的水流里打转，一漂就是十多年。在路上遇到从前的战友或熟人，他们常常会问我：老姚还写吗?我坦然地笑笑，摇摇头：早就不写了。
　　2003年春天，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让我再次经历了一次人生的急转弯。救护车的警报不时响起，全城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从春到夏，我不愿和任何人交谈，不想做任何事。我像一个失魂落魄的人，跑到郊外的田野里与夕阳对话。坐在大树底下解读蝉鸣，在月亮下面独步徘徊，半夜从被窝里爬起来抽烟。经过无数次心灵的拷问，我终于想明白：人生不过是一个短暂的过程，既不辉煌，也不壮丽。平平淡淡才是真。踏踏实实地干好—件事、干成一件事已很不容易。人生无所谓成与败、得与失，最终都要站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这个上帝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无愧于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委屈自己，就是圆满的人生。我再也不能这样被动地飘下去了，在生命的后半段，我要驾驭自己、驾驭风。在一次进京返涿的公交车上，我脑海里冒出一些诗句来：“就这样／凝视着／凝视着／天幕下／那朵悠闲的云／云下／那只舒展的鹰／云／被风驾驭／鹰／驾驭风／那云／是我飘过的日子/那鹰/是我不甘的眼睛”
　　我掏出烟盒，撕开。将它写下来。此后，一发而不能收……
　　真正的诗。都是从心灵里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的。冥冥之中，有一只神秘的手在指使我，有一双深情的眼睛在注视着我，我丝毫不敢懈怠。我相信，这就是命。
　　我以一个普通人的眼光和情感。发现和感知周围的世界。是诗歌，让我找到了与自己心灵对话的方式，让我有了另外一个家。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不会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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