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8年第23期

徜徉变幻 执著永恒

作者:包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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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诗性的动物,天地有大美,人间要好诗。
  现实主义诗人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使万象化成关丽;它撮合狂喜与恐怖,愉快与忧伤,永恒与变幻;它驯服了一切不可融合的东西,使它们在它轻柔的羁轭之下结成一体”(雪莱《为诗辩护》)。
  现代主义诗人说:“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
  世象,社会,世道人心,文化格局,文艺思潮,这些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大格局,也是每个诗人难于脱越的现实。这个大格局影响每个人的生活、事业和命运,也影响着每个诗人的情感、叙事和追寻。
  改革开放30年来,整个世界风云变幻,我们国家带着伤痛、顶着雷电、披着尘埃,日益和平崛起,演绎出一幕幕令世人赞叹,使国人自豪的壮剧,也拓展出多元激荡、兼容互动、多姿多彩的文化空间与艺术天地。这是个大有作为的时代,也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时代。
  我们的诗歌,在这30年风雨历程中,相侔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等文学潮流的演变,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的理念与手法。得到创新和发展。人们看到了很多新诗,也记住了舒婷、顾城等诗人的名字。
  新时期诗歌最重要的思想价值是以人为本,批判对人精神的扭曲与窒闷,呼唤人的全面解放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文明。最重要的艺术创新,乃是让人们在现实主义的主调之外,也欣赏到充溢现代性的奇蕴妙趣。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开始意识到由于某种误读,在诗歌创作、阅读和评论上曾存在的某些障碍,“历史已然说明,文艺方法论的发展,在80年代方法论的建构与90年代学界的消解性思想中,已经在思维上和价值上有了很大的不同,90年代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价值消解性,不再是那种整体的向前发展的神圣性话语,而是解构性论语充斥文坛。”(王岳川《文艺方法论与本体论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人们也留意到,伴之而来的最大缺失是排斥文学的人文理性。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人曾说历史走到了尽头,也有人断言人文精神成了最后的神话。但是,在历史的尽头,还有更新的社会生机,还有社会主义,“我们切莫忘记,任凭科学与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爱因斯坦语),在绝对正确的发展之上,永远游走的是神圣的诗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