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8年第23期
中国新诗九十年笔谈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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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但也可以说是最丰富最开阔的时代。
三十年改革开放，使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诗歌传播是一个庄严的时代课题。当前的诗歌传播可以说是多方位的。主流媒体、民刊、网络诗歌，以及各种类型的诗歌活动，构成了诗歌传播的四大主要力量。这一切，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没有物质基础的依附，是不可想象的。围绕上述几种不同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力量，形成了不同的诗歌群体。不同诗歌群体在艺术立场、诗歌主张方面有分歧，但是可以共存。
诗歌的政治价值大于它的文本价值的时候，就不是一种好的状态。如“文革”时期的诗歌，政治价值大于甚至淹没了它的文本价值。
今天诗人们写地震这样的灾难，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写法。今年的地震诗歌，抗冰雪诗歌。就不能说它们只具有文献意义，许多诗很深刻、很感人，注重艺术表达。估计会有一些作品在艺术价值和文本意义上留下来。这也体现了时代发展与诗歌的进步。
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像诗歌这样的独特的精神产品，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能否产业化?诗歌产业化是否一定会带来低俗化?
不可否认。诗歌的经典时代已经结束，今天很难再出现艾青那样的大师级人物(即使今天的诗人付出了比艾青更大的努力)。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诗歌的默默的存在。在多重价值、多重形态的时代，诗歌除了自身的文本价值，还具有对抗不合理现实的批判维度，这永远是诗歌的光荣与高贵之所在。
张大为(天津市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这三十年来的诗歌文化意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第一阶段。1989年是一个关键的点。这一段的文化意识，主要体现在文化焦虑上。朦胧诗中的文化焦虑最明显。也对现存的文化秩序进行了质疑和批判。我曾经把朦胧诗的文化主体性称为心理学主体。朦胧诗从民间到国外的轨迹，在现实的文化秩序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种文化焦虑的最后是进而对诗歌本身的质疑。这在第三代诗歌中达到一个极致。
第二阶段是在1989年之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在这时的诗歌批评当中，最热的术语是边缘化。人们以各种表述方式，反反复复地描述这种边缘化的悲情的状态。朦胧诗人迫于各种各样的压力。是被动的放逐。九十年代诗歌不仅放弃了中心，也放弃了文化主体性，成为一个被生产的客体，呈现出被无穷客体化的失重状态。这是对文化主体性的放弃。
第三阶段，进入了新世纪，是诗歌主体意识的重建。关于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的大争论，当时给大家以有点无谓之争的印象。不过今天看来。这好像可以标志着诗歌内部的自我离间效果。当一个主体把自己当做客体来考量的时候，这时表现了一种更坚实的主体性。人们常说介入性的写作，如果你是一个客体，就谈不上介入。诗歌伦理，打工诗歌，底层写作。都体现了诗歌重新介入和重新书写文化秩序的主体意识。从这一点上看，从世纪之交，到今天，是诗歌的文化主体意识的重建阶段。
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教授)：综观这三十年中国诗歌的发展，我认为还应该充分肯定它是不断进步的，似乎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概括：诗人辈出、作品纷呈，成就巨大、问题重重。
我大致赞同张大为对这三十年诗歌基本线索、阶段和特征的描述，但我觉得稍显简单了。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前后之所以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我以为就不能仅仅用主体的原因进行解释，应着眼于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这一角度予以考察。在九十年代以前，诗歌与时代始终保持着某种紧张的张力关系。诗歌参与了那个年代的社会文化活动，如“朦胧诗”对历史进行批判的英雄姿态、“第三代诗”对社会乃至语言做出的反叛姿态等，都表明诗歌以强悍的力量(虽然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背后是一种整体历史观)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时期的诗歌写作，是当时文化对抗的产物并参与了那种文化对抗，因而与彼时的各种文化活动、现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是，在经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震荡之后。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诗歌自身内部出现了分裂，而且它与社会文化的整一关系遭到了破坏。诗歌成了破碎时代的一个镜象。虽然此际诗歌写作的技术和语言越来越娴熟(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也应该得到相应的肯定性评价)，却得不到公众的认可，诗人的正面形象也难以树立起来，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当固有的文化对抗消失后，诗歌陷入了一种没有压力、而压力又无处不在的“无物之阵”中，一时找不到将自身撑起来的支点。以往诗歌中的种种异端、先锋、实验性极强的写作，已经最大限度地获得了认可，诗歌似乎失去了重新创造的动力。有人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诗歌处于边缘了、不被承认了，于是对它横加指责，说诗歌没有直面现实生活、没有承担社会的重大事件，云云。这其实只看到了诗歌在当下的某些表象，而未能分析出现这种情形的错综复杂的原因。
我以为，在诗歌无法回到一种文化张力的背景下，诗人们应该自己寻求创造的动力。这并非要求诗歌重新归于对抗，而是呼唤诗歌应该始终葆有一种批评的能力、清醒的意识和自省的精神。只有经过反省的诗歌才是有价值的。
刘希全(诗人、《光明日报》出版发行部主任、高级记者)：中国诗歌三十年来发展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思想的解放和“人”的归来。在这里，我想说一下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前不久，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又看到了这篇文章的原始资料，上面一次次的改动，观点上的一次次充实，让人十分感慨。思想解放表现在各个领域，比如，在经济发展方面，1992年的关于姓“社”和姓“资”的讨论，以及1997年的姓“公”姓“私”的讨论，都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文化、艺术等领域，也是如此，许多封闭的、堵塞的、落后的思想观念被突破、被摈除。
在思想解放中，我们看到了人的主体性的复苏。从前的那种“我是一粒沙子”。“我是一颗螺丝钉”等所谓的诗歌，那种政治图解诗，由于其中没有真正的“人”，而被人们摈弃。在思想解放中，诗人们以具有独立价值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自我，重新审视现实和生活，重新审视自身和世界，写出了大量的感人的诗篇。
第二点是多元化。首先是多元化的思维。诗人们放开了视野，并积极从国内外的优秀文化中，汲取多方面的营养，思维不再是单一的，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判断，而是多元思维、多向思维，并且把思维的触角延伸得很深很远。诗人们对什么是真正的诗，对什么是汉语诗歌写作。对诗歌语言本身等都有了崭新的，与从前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认识。从前认为是诗的，现在可能认为不是诗，而过去认为不是诗的，现在则可能认为是真正的诗。甚至，对“诗人”的定义，现在人们的看法也与过去不同。这说明，我们的审美心理、我们的审美结构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