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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宋家的第三个女儿出生于上海。父亲宋嘉村给这个最小的女儿取名为“美龄”。
辛慕轩著《传奇与真相》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话：
“众所周知，蒋夫人是宋家三姐妹中的幼妹，这三姐妹不但各有非凡的特色，而且分别嫁给中国现代史上三位影响深远的人物。宋庆龄嫁给肇建民国、领袖群伦的孙中山先生，宋蔼龄嫁给代表江浙财团的财阀巨子孔祥熙，宋美龄则在蒋公率师北伐、首次下野的时期，成为这位军政要人的妻子。”
这被称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女性”的父亲，便是出身贫寒、遭际坎坷神奇，靠印刷生意和做买办而发了财的宋嘉树。
宋家祖籍广东省文昌县（即今海南省文昌县），宋嘉树字耀如，1866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窘迫的小商贩家庭。海南孤悬一岛，经济落后，岛上居民素有出洋谋生的传统。宋嘉树9岁那年，父母为生活所迫，将他送给当时在美国波士顿开茶店的舅父收养。这样，9岁的宋嘉树开始了他的小店学徒生涯。学徒期满后，宋嘉树因不满于舅父家的生活环境，遂不告而别，跑到一艘名为“斯凯勒·考尔法克斯”号的轮船上，当闻迅追赶而至的舅父发现他时，他已经上了船，并且这艘船已然启航了。
船长查理·琼斯是位善良的基督徒，他收留了宋嘉树，并让他在船上做伙计，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过几次航行，宋嘉树的机敏和勤快赢得了琼斯船长的喜爱，有一次，当轮船停泊在威尔明顿港口时，琼期便把宋嘉树带到一座教堂里接受了洗礼，并改名为“查理·琼斯·宋”。
宋查理勤奋、温和，很快就成为一个颇受当地人欢迎的“外国人”，同时他也引起了北卡罗来纳州达姆市一位名叫朱利安·卡尔的将军的注意。卡尔认为宋查理是个可造之才，于是将他送到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学习。一年以后，宋查理又转入田纳西州的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1886年，20岁的宋查理被派回中国，在上海的一所教堂里任牧师。在这里，他备受一些美国教友的歧视和冷落，他被讥笑为“一个失去了国籍的中国佬”。
这种歧视反而帮助了宋查理--因为传教布道时屡屡被排挤，未查理索性去搞些经营活动，他先是为教会印刷圣经，并由此发了财，创办了华美印书馆。做印刷生意的同时，他又兼做进口机械产品的代理商。成为上海滩上人市较早的买办商人。这样，到了本世纪，宋查理已经成了富商，拥有了五六十万两白银的资产。
1887年，也就是蒋介石坠地的那一年，宋查理与倪桂珍举行了婚礼，此后，随着他的生意日渐昌隆，宋家的下一代也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人间。宋查理在埋头发财的同时，精心培育自己的6个子女--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特别是美国文化的教育。1918年5月，当宋查理撒手人寰的时候，他的财富与声望已成为儿女们事业发达的坚强基础。宋家大女儿来蔼龄在给孙中山当秘书期间结识了山西太谷的大财阀孔祥熙。孔祥熙也是一位基督徒，他曾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大学留学，并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孔家原为山西的名门望族，是孔子的直系后裔。孔祥熙的父亲曾在北京从事经营活动，积累了财富之后，又回到老家太谷开设银行，由于经营有方，孔家的财富迅速扩大，放贷业务远及华北。广东，甚至到了日本，成为当时中国最显赫也最富有的家庭，并成为财团领袖。
宋蔼龄与孔祥熙结识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位讲求实际的有为青年。宋蔼龄从父亲宋嘉树的成功经历中悟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金钱是不行的。她明白，正是金钱的作用，才使自己的父亲成为上海滩商界和政界的名流。出于对金钱与权势的渴慕，也出于对孔祥熙的好感，宋蔼龄与孔祥熙结识不久便订了婚。他们当时都不会料到，孔宋两家的亲事会直接造就“四大家族”中重要的两支，会对中国的政局、社会的动荡与安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宋庆龄在姐姐蔼龄与孔祥熙结婚后，主动提出由自己接替姐姐的位置，做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孙中山与宋嘉树是朋友也是同志，宋嘉树曾以自己的财产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两人结识于1894年，因为同是广东省籍的老乡，同是基督教徒，又都在国外受过教育，所以很快就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孙中山在上海时，经常是住在宋家的，所以宋氏三姐妹很尊重很喜欢这位温文尔雅的叔叔并积极参与孙中山的革命工作。对于孙中山来说，宋庆龄不仅仅是一位女秘书，而是一位最可信任的同志和助手。因为宋庆龄同她的姐姐和妹妹一样，也曾接受过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教育，而且。从民族性和民族感情的角度上讲，宋庆龄是宋氏三姐妹中最突出的一个。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宋嘉树给正在美国求学的女儿们寄去了一面象征民族联合的五色旗，并告诉他们国内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她们也分享民族胜利的喜悦。接到这面旗子后，宋庆龄的激烈反应使同学们大感吃惊。当时，她兴奋得满脸通红，伸手扯下悬挂在女生宿舍墙上的旧国旗，踩在脚下，大声喊着“打倒满清政府！高举共和旗帜！”
宋庆龄自幼受到父母激进思想的影响，对祖国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她的这种激烈的举动，并不是一时兴奋所由，而是一种深厚浓郁的情感的喷发。对于辛亥革命成功的伟大意义，宋庆龄很早就有所认识。1912年4月，辛亥革命成功尚不足半年的时候，她就在美国《威斯里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署名文章。她说：
“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来，中国革命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场革命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它还标志着一个皇朝的覆灭，这个皇朝的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使这个一度繁荣昌盛的国家，沦为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满清政府被推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五个月以前，我们连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一个共和国。对一些人来说，即使许诺尽早成立一个立宪政府，他们也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但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无论是一个政治家或是一个劳动者，在他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反清精神。
一切苦难，如饥荒、水灾和各方面的倒行逆施，其根源都是由于清朝暴政及其贪官污吏。压迫是这场惊人革命的起因，它看来是一场灾难，实际是造福于人的一大幸事……这场革命，在中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为了每个人的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权利，许多人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博爱仍然有待争取。……一个拥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定居在地球上最大版图的民族，他们的文明如此光辉灿烂，不可能不对提高人类美德产生影响。”
宋庆龄充满激情地预言：“人口众多、热爱和平的中国，将作为和平的化身，站在世界的前列。”
一位具有如此先进和成熟思想的青年知识女性，对于孙中山先生来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理想的助手。
有一天，宋庆龄突然对她的父母说：“我要和孙中山结婚”。父母大吃一惊，以为这个一向温顺贤静的二小姐在说疯话。因为孙中山的年龄与宋嘉树相仿，早已有妻室并有了三个孩子的，年龄的差异姑且勿论，从孙中山的角度来看，他根本没有理由停妻另娶，这既不合乎中国的传统礼教，也更有悖于基督的信条。然而，父母的激烈反对已经丝毫不能动摇宋庆龄的决心了。她深信，自己与孙中山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是没有任何杂念的两情相悦。她需要孙中山，孙中山也需要她。
宋嘉树无法说服女儿，只好采取了“管制”措施，把宋庆龄软禁在卧室里，防止她私自前往日本与孙中山会面--当时孙中山正流亡日本。
但宋庆龄在幽禁中仍然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表示将要赶去与他成婚。她把信交给一个女佣人，偷偷寄了出去。孙中山接信后，立即复信，表示自己现在正需要她前去。
宋庆龄立即悄悄打点行装，乘着夜色正浓，从窗户爬出连夜赶往横滨。抵达横滨的第二天，宋庆龄便与孙中山举行了婚礼。
宋庆龄的私奔，大大激怒了宋嘉树，他指责孙中山背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发誓要同他的党断绝一切来往，并宣布与宋庆龄断绝父女关系。
从此以后，宋庆龄和家庭的关系虽然与从前大不一样了，但她还是经常去看望父母。宋嘉树激愤之下说了那些绝情话，实际上并未真的实施，他与孙中山仍是政治上的同志，只不过因为突然成为老朋友和同辈人的岳父，感情上觉得别扭而已。
宋庆龄同孙中山结为夫妇后，生活一直动荡不定。她追随在孙中山左右，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辅佐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成为孙中山生活上的忠诚伴侣和政治上的得力助手。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将他奉为“国父”，宋庆龄也被一些人尊为“国母”。但宋庆龄并没有因为人们对她的逢迎而改变其政治主张。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她曾多次公开指责蒋的行为是背叛了孙中山。当她移居苏联和德国两年之后，曾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遗体安葬仪式。但是，在回国之前，她在德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宣布她本人与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她在声明中指出：
“必须十分明确，我参加葬礼决不是，也决不能被解释为我要缓和或改变我的决定：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因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和活动是反革命的。
在失去孙中山以后，宋庆龄始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成为一名坚强的民主斗士和妇女领袖，并因此受到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作为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宋美龄的性格与她的两个姐姐完全不同。如果说宋蔼龄“醉心权势、狡诈灵活”、宋庆龄雍容大度、意志坚强的话，那么，宋美龄则是温文尔雅，机智精明了。
宋家是个艺术气氛很浓的现代家庭，一方面深受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影响，一方面又保持着中国传统书香门第的遗风。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先祖徐光启是明代宰相，也是著名的大科学家、大学者。徐家在上海根基深厚，上海有名的“徐家汇”，当年即是“徐家中心”的意思。倪佳珍毕业于女子高等学堂，会弹钢琴、懂乐理，喜唱歌，宋美龄自幼受到家庭中浓郁的艺术氛围熏陶，活泼灵俐，聪明可爱，5岁时就吵嚷着要跟大姐去学校读书。父母拗不过她，遂同意让她到麦克泰尔女校作为寄宿生试读一下。5岁的美龄离开父母，住进了宿舍，因为年龄太小，又是头一次离开父母，所以，美龄躺在宿舍的床上睡不着觉，窗外树影晃晃，宿舍里一片漆黑，把美龄吓得高声喊叫，弄得别的学生也无法入睡。这一时期，美龄非常容易冲动，每次情绪过分激动或受到恐吓时，她的全身就会出现蜂窝状的红点。所以，家里人上至父母、下至兄弟姐妹使女佣人，都不敢惹她生气。
1907年夏天，宋美龄跟随二姐庆龄搭乘“满洲里”号邮轮到美国威斯里扬女子学院读书。最初几年，因为她年龄小，故尔以“旁听生”的身份学习。15岁时转为该校正式学生，开始了大学生活。经过4年的正规学习，宋美龄以优等的成绩毕业于威斯里扬女子学院。从她们岁时到美国，到大学毕业时，已经由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个风姿绰约的大姑娘了。她在美国读书期间，受到了全体教师和同学们的喜爱。据威斯里扬女子学院的一份关于宋美龄的备忘录记载：
“大家都喜欢她，把她看作我们的当然成员，完全忘记了她是一个外国人。当然，她受到人们那么多的称赞，不是因为她像两位姐姐一样漂亮，而是因为她热情、真诚，有一种内在的力量。
她显然喜欢交际，而且相当出风头，但她总保持那么一点距离观望着我们，时而怀疑挑剔，时而乐意赞同，觉得自己多少有点外国人的味道。
在美求学期间，正是宋美龄性格成型的关键时期。随着她年龄的增长和性格的成熟，她已经从生活方式到思维习惯“全盘西化”了，正如宋美龄自己所说：“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
宋美龄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时，已是19岁了。虽然她在美国已同刘纪文订了婚，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分散她的精力，她下决心首先掌握流利的汉语和中文书写能力，并向一位私塾先生学习古文。
1918年5月3日，宋嘉树病逝。宋美龄和她的两个姐姐都陪伴在母亲身边，直到丧事办完，两个姐姐分别回到自己的丈夫身边，只留下美龄与母亲朝夕相守。对于父亲的去世，美龄这个唯一“没出阁”的女儿感到格外的悲伤。居丧期间，她曾拒绝了上海好几所学校请她前去任教的邀请。为了排遣悲伤情怀，她把精力投入到学习上，闲暇时则去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渐渐地，她从悲哀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开始涉足上海的社会交际圈，并以她的美貌、学识和教养，很快成为上流社会社交圈内众多男士们追求的目标，在各种各样的聚会中，宋美龄结识了不少风流惆位或老成持重的世家子弟、巨商富贾之流，这些人频频向她发动攻势，公开求婚，但宋美龄不为所动，总是坦率地表示自己不准备结婚。
实际上，宋美龄只是不愿轻易许身于一个只有钱财却无作为的阔佬而已。诚然，她与刘纪文的爱情是真挚的，但在她内心深处，她的理想的伴侣却似乎还不是刘纪文。隐隐地，她觉得自己的婚姻大事应当与中国的命运有某种天然的联系。这种“第六感觉”终于在蒋介石指挥北伐军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的时候被她抓住和应验了。
她觉得，嫁给蒋介石是她命运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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