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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之初，曾在溪口隐居静读。蒋介石如此安排，实是用心良若：一则可以避免经国与后母宋美龄之间因合不来而产生矛盾，二则可让他在生母毛氏身边多住些时日，以慰毛氏孤寂凄凉之苦。除此之外，老蒋还有更深的用意，那便是通过“修身养性”的读书生活使经国从12年共产主义教育和马列主义思想熏陶中“清醒”过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以图后进致用，继承蒋家王朝的“万年基业”。静读修养之余，蒋经国还负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向蒋介石写一份详细的《旅俄报告》，期以对12年的留苏生活来一个重新认识，彻底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据说，蒋经国这份旅俄报告书数易其稿，曾被老蒋连连打回，不能通过。关于这一点，可以蒋经国在其父去世后所写的《守父灵一日记》中得到验证，他记述说：“父亲对此报告，批阅四次之多，曾嘱妥为保存。”看来蒋经国几经删改之后写成的《旅俄报告》最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因为蒋介石曾于1937年6月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中作如下批示：“你报告二部皆已阅毕，感激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苦痛，应知以后时时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览，应将原文寄还宝藏家中，可作宝贵材料也。”
蒋经国谨遵父命“洗心革面”但他毕竟在苏联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生活了12年之久，耳儒目染、潜移默化中所受到的“熏染”，绝不可能因为一份《旅俄报告》就彻底消除干净。反从他这份《旅俄报告》“被蒋介石打回来几次”这一点来看，已足可见蒋经国所受“熏染”之深。至于他最后终于写成了这份报告，终于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则多半是在作“官样文章”，其以博得乃父的欢心与放心。12年的“毒化”，一份报告消解不得，几个月的“读书静养”也难以奏效。毛宁邵的回忆就说明了这一点：
1937年3月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经上海到南京，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之后，便回到他多年离开的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老家。那时，蒋经国就任在溪口镇的文昌阁小洋房里。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秀丽，而且很安静，背靠山，面朝水，花香鸟语。蒋经国住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当时教他念书的先生，是特地从外地请来的，名叫徐近邻，是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学生，为人诚恳敦厚做事认真负责，待人也很热忱，他的老婆是德国人。蒋经国每天必读的书全是中国古文，像《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等等，还习练写大、小楷毛笔字。
在溪口那些日子，蒋经国身边有八名全副武装的卫士保护，还有三个便衣卫士。这三个便衣卫士直到后来还一直跟着他，可以说是他最信任的心腹，一个叫曹激，一个叫聂兆元，一个叫徐文贵，都是由南京侍从室待卫长派来的。由于蒋经国回来，小小的溪口镇一时增添了热闹。
年轻时的蒋经国性情活泼好动。蒋家门前是一条水面很宽。很浅的小溪，他平时做完功课后经常到那里去玩，有时光着脚下溪捉鱼，有时在水较深的地方游游泳。他家的后面有一座山，蒋经国有时也去爬爬山。虽然不是居住在大城市，但他的生活还是很丰富多采的。蒋经国对母亲很孝顺，母亲的话唯命是听。有一次蒋方良提出去普陀山游玩，因为要过海，毛夫人很耽心，生怕“凶星天降”，坚决不让蒋经国去，结果只让别人陪蒋方良一个人去了。蒋介石望子成龙心切，当蒋经国在溪口住下不久，就派邵力子到溪口来看他，主要是了解蒋经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邵力子临走时还把蒋经国自习的大小楷毛笔字带了一些回南京去了。上海有名的大亨、三北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也到溪口来看过蒋经国。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纷纷来看他，弄得蒋经国既要学习，又要应酬这些达官贵人，送往迎来，实在是忙个不亦乐乎。
蒋经国在溪口大约住了半年，抗战的风声就越来越紧了，特别是在上海沦陷以后，杭州也开始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溪口也就不那么平静了，于是蒋介石就要蒋经国赶快离开溪口到后方去。那时江西还比较安全，加上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又力邀蒋经国到江西去，以讨好蒋介石，于是蒋介石便决定让蒋经国去了江西。
9月重阳过后，蒋经国在竺培风（蒋介石妹妹之子）武装警卫以及南京侍从室第一组组长袁广陛等的保护下，浩浩荡荡地向江西进发。同行的有蒋方良和他的儿子爱伦。还带了两个保姆和专门烧饭做菜的厨师张小品。到南昌后，蒋经国开始住在赣江边下沙窝的“励志社”，里面是个大院子，有礼堂，有小洋楼，是个很清静的地方。因为“励志社”不便安置住家，蒋经国不久就搬到当时的财政厅长文群的屋子里住。大概过了三四个月又搬到了二纬路的寓所。
1938年初，熊式辉安排蒋经国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不久又派蒋经国兼新兵督练处处长。蒋经国很少在办公室，他喜欢一个人出去，行动很难使人捉摸，从不通知任何人，因此，往往使保卫人员感到头疼。有一天深夜，蒋经国的卫兵和司机们都认为他早该睡熟了，便结伴到外面散步，等他们回来时，大门已经关上了。这些人不敢大声叫门，也不敢接门上的电铃，在门外急得团团转，后来商量派一个人爬进墙去开门，想不到大门一打开，蒋经国也站在了大门外，原来他又出去了。
毛宁邵作为蒋经国的司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8年，据他的回忆，蒋经国在赣期间，推行新政，作风朴实，而且尚知“深人群众”，不摆官架子。这些，都与当时国民党官僚政客的作风大不相同，也就证明了当时的蒋经国并没有真正、完全地“洗心革面”。
据毛宁邵回忆说：
有一年的元宵（节），蒋经国突然提出要到景德镇去看看。到了景德镇，不料被那里的伤兵知道了，伤兵都来向蒋经国借钱抽烟，说打日本鬼子挂了彩，在后方连抽烟的钱都没有，都说找到蒋经国就有办法了。当时，恰好我在门口，不然的话，那些伤兵真不好对付。我对伤兵们说，蒋副处长开会去了，明天来。晚上我和蒋经国商量，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走了，连景德镇的专员都不知道我们到哪儿去了。还有一件吃馆子的事，给我印象很深，那是五六月间，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一天，蒋经国和待从人员在街上闲逛，正好走到豫章路的“六扒馆”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去品尝一下南昌的口味，于是便朝馆子里走。刚进店门就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辱骂声和摔碗甩筷的叮当声。原来是一个军官盛气凌人，因服务员上饭稍慢了点，就大发雷霆，把端上来的一碗饭向服务员迎面打过去，旁边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劝阻。蒋经国本来就喜欢管闲事，见此场面，起身走过去指责那军官的粗野行为。大概因为蒋经国穿的是便服，那军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还说什么“少管闲事”之类的话。站在身旁的侍卫本想发作，被蒋经国拦阻了。那军官还是神气十足。最后，蒋经国只好出示自已的名片。那军官一见名片，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那股耀武扬威的凶相，顿时被征服了，变成一副狼狈的样子。蒋经国当时批评了那个军官几句，把他的姓名和部队番号记了下来，饭也没吃就走了。后来一次在九江，蒋经国告诉我说：“我把六扒馆的情况告诉熊式辉以后，那个军官被关了六个月的班房。”像这样的事是不少的。因此，蒋经国还赢得了“私行察访、体恤民情”的美名。还有一次，我们到大庆视察回南昌，途经吉水县的三曲滩渡口，正碰上伤兵们闹事，拦截来往车辆。当我开车离渡口，突然一个伤兵站在跳板上强行要搭车，我们没有理会，伤兵一铁棍打过来，正好打在车顶上，坐在车上的蒋经国也给吓了一跳。随从侍卫想开枪，却被蒋经国制止了。
蒋经国一到赣州，真是马不停蹄，不是去赤殊岭，便是到五云桥，要么就穿街走巷。那时赣州的交通不方便，无论是渡章河，还是过贡水，都必须人走浮桥车过渡船，很不方便。蒋经国有时开摩托车去，有时骑自行车去，有时干脆走路，在短期内就熟悉了赣州的一些情况。
当时，蒋经国年近30，血气方刚，加上从苏联回国才两年，“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尚未染上旧官僚习气；同时有其父蒋介石为后盾，因而能雷厉风行地烧起“三把火”。
首先，他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嚣张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其次，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再次，他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并且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通过这些措施，政令基本得以通行，社会风气趋向好转，蒋经国本人也渐渐赢得了声誉。
蒋经国在赣州确实有过雄心壮志，想把赣州治理成一个“理想王国”。他有许多新的主张，其实施办法也令人耳目一新，完全异于国民党行政官员的一套老办法。他当时很年轻，精力也十分旺盛，因此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显得作风特殊、思想活跃，也特别喜欢接近和结交各个阶层的年轻人。老报人徐铸成曾评论蒋经国，说他“初出茅庐，似乎很有些励精图治、礼贤下士的样子，重用一些他的留苏同学和精锐青年，还不时接见市民，‘勤求民隐’。一时有‘新赣南’之称。”这一时期，徐铸成同蒋经国有过一段交往，他曾撰文追述：
1942年初，我逃离刚沦陷的香港，转任桂林《大公报》总编辑。那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忽然接到一位陌生人的电话，说他路过桂林，准备来拜访。通名之下，才知道就是“蒋公子”。因为报馆在离城三四里的山脚下，不通车，只有一条从坟堆里踏出的小径可通，我是走惯了的，我觉得还是我进城去看他较为方便。
那时，他不过三十多岁，矮矮胖胖，看来很健康，愉快而和蔼。照例寒暄以后，他取出一卷文稿，是纪念他的亡友王后安的，问是否可以在《大公报》刊载。我看文词很真挚生动，事迹也颇感人，就答应了。王曾任赣南区的南康县长，与原上饶县长王继春都是蒋所倚重的干才，都因劳累而病死在任上。
蒋还很诚恳地邀我去赣南参观，说：“我年轻，没有经验，希望朋友们去看看，多加指教。”我以工作抽不开身，婉言辞谢了。
第二年初夏，我和一位姓邓的朋友，结伴作东南之行，目的在迎接从上海逃出的一批大公报社职员的眷属，包括我的、妻儿。因为是私事，相约不惊扰沿途的友好。
赣州是必经之路，晚上到了那里，就寻个干净的旅馆安顿，然后到街头吃了晚饭并稍稍观光市容，即回旅馆休息。因为连日“鞍马劳顿”，第二天“日上三竿”时才醒来。起身后，即招呼“茶房”倒洗脸水。他说：“蒋专员来看你，已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了。”我惶惑的说：“为什么不早喊醒我？”他说：“蒋专员说你一定很劳累，让你多睡些，不要吵醒你。”我听了惶恐而感激地马上出迎，说明此行只是路过，不敢打扰。他含笑说：“不行，我们这里的规矩，不住满一星期是决不放行的。”经过“讨价还价”，决定“屈留”三天。
这三天中，他陪我看城郊的水利设施，游览八景台等名胜，并参观他为培养青年干部而设立的“虎同营”新村。他一路和过往的行人点头打招呼，市面的情况和清洁、秩序，看来也远比桂林、韶关等城市为好。我也曾旁观他定期的接见市民，被接见的，也看不出有什么拘束的样子。
三天走马看花的印象是：一、他年轻，似乎很想有所作为，有所表现；二、看来他很讨厌那些党棍和老官僚们，想培养一批年轻的干部，予以重用；三、他很有爱国心，尊崇民族英雄，他所办的报纸和其他事业，不少以“正气”命名，以纪念文天祥，提倡民族正气。最后，他像是很能礼贤下士。
他天天陪我吃饭，我注意他的酒量很大。我那时也不到四十，年轻豪饮，但一经较量，就败阵了。我问他如何有这样的“海量”？他凄然回答：“那是在西伯利亚那几年逼出来的。士兵每天要发一升伏特加，性烈如酒精；不灌下这些，如何能熬过那彻骨的严寒！”
后来，我到苏南接取那批眷属后，再过赣州，蒋又盛情款待。
由于我不通世故，习于疏懒，回桂以后，连一封表示感谢的信都没有写过。第二年桂林沦陷，逃到重庆，有一天去复兴关办公，我不好意思去看他，把一张名片托朋友代为致意。想不到过了两天，他亲自驾吉普车到李子坝的大公报馆来看我，依然盛意殷殷。
蒋经国这一时期的“待人以诚”，不像是故意摆个样子给人看的。他的“礼贤下士”也完全是出自真心。据在赣州与蒋经国同事过的人们回忆，一致认为他十分“平易”，从来不摆官架子和耍“太子”威风。常常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一个赛马场上的骑士。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的官衔，说是那样称呼就让他什么也不会做了。因此，当时的青年人都呼他为“小蒋”，以示亲近而又有几分崇敬的意思。
在执任保安处副处长和督练处处长期间油于蒋经国刚从苏联回国，对于在苏联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的有关政治和军事知识，仍然在头脑中产生影响。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与当地的官吏则有着明显的不同。据史料记载，蒋经国在当时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对于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有过如下的论述：
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而军事政治工作的对象则是非党员。对于党的两个机关的政治工作，有必要相互发生关系，而执行的政治路线也必须一致。
共产党是军队中的唯一指导者，军、师团、旅团、团队中均有共产党的代表，而这个代表的权力，和军官是同等的；军部的命令，如果没有党代表的签名，就无法生效。此外，在部队中还有政治指导员制度，他们的任务和党代表是大同小异的。在国内发生战争时，党代表除了负责宣传训练工作之外，还负有检查军官命令是否正确及监视的任务。
蒋经国利用在苏联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决心把赣南治理好。他经常和士兵、下属共食共寝，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这种作风，在当时真是前所未有的，使许多人瞠目结舌。
赣州官场上，多半是贪官污吏。他们和土豪劣绅同流合污，使得民主制度疲惫，鸦片、赌徒、私娼横行猖撅。这里的前几任县长，没有一个人能够铲除私弊，而只有包庇作恶，饱肥私囊，成为土豪劣绅的代理人。面对这一切，蒋经国果断地下了禁止鸦片。禁止赌博、取缔私娼等恶业的命令。对于明知故犯的高官及其亲属，他主张不予宽容；对抗拒法令、为首作恶者，处以极刑。这一雷厉风行的措施，使地痞、流氓、赌棍、私娼以及形形色色的顽劣势力销声匿迹，横行赣县的一个叫刘甲方的劣绅和一个叫余某某的军阀，也伏首帖耳，服法听命。
当时蒋经国，虽为一县之尊，后来又升任专员，却不奢侈挥霍。平时，他不使用公用的三轮车，经常身穿简朴的衬衫，脚着粗陋的草鞋到农村去巡视。有记载说，在1939年到1940年的一年中，他步行约1500多公里的路程，走遍赣南的十三个县，对于全地区桥梁的铺设和水利设施，都了如指掌。
1940年夏季，蒋经国提出“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之后，又改为“五年计划”，准备在赣县郊外的中华新村设立现在建筑的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和中学，再设立贫民食堂，以收容孤儿、弃婴，取缔私娼、烟馆、赌博场，帮助犯罪者重新做人，还反对浪费的恶习，鼓励集体婚礼。又准备开设新赣南合作社和交易公店，以统治米、食油、盐等日用品，并把原来四十余种赋税简化为一种，以减轻人民负担，减少官差从中盘剥的机会。
赣南过去的征兵制度，是以没有能力或不愿进行贿赂的贫民子弟为对象；新计划法令规定，即使是要人之子，也无法避开兵役的责任。
对于文教政策，相继出版发行《正令日报》和期刊《中国青年》，江西三民主义青年团还刊印了一份《青年日报》。
与此同时，对管区内5万余名三青团员进行指导教育以使他们大部份成为东南战区的骨干分子。
新计划严格区分公与私，规定公职人员私用长途电话费，自己掏腰包支付；每星期一下午，打开公署的大门，听取民众的申诉。
蒋经国这般作为，使得政府高级官员望而生畏，不得不刮目相看；一时被人们称之为“全面政治建设的模范”。只因1943年12月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蒋经国离开江西到重庆赴任，没有看到“五年计划”的成果，但他的设计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目的是要在赣南这块试验区内搞出一个国民党行政规范的样板来。他经常将所谓“新赣南”同当时享誉中外的革命根据地陕甘宁地区相比，并向外界宣传说：“共产党有陕北，国民党有赣南，谁成功，谁失败，以后看。”的确，原本是“烂摊子”的赣南，经蒋经国的治理整顿后，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蒋青天”的称号也成为一时之誉，经国民党传媒的大力渲染，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许多外国记者也纷至沓来。
1943年12月，蒋经国被蒋介石调到重庆任职，虽然名义上仍兼任赣州专员，但实际上从此离开了赣南。赣南的6年，可以说是蒋经国日后发迹的起点。赣南的6年也是蒋经国的辉煌时期。于公，他赢得了好的政声，为他由地方至中央、由赣南走向全国赢得了政治资本；于私，他开办了江西青干班，为自己培植亲信和嫡系干部，由此他还结下了一段风流姻缘。
1940年6月，蒋经国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取得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迅速上升。7月，被任命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8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这实质上是江西支团的首脑“第一把手”。但当时的三青团首领康泽却不买这位“太子”的帐洗使个杀手铜，在江西三青团支部安置了不少“复兴社”的亲信，目的是架空蒋经国，使其成为空头主任。蒋经国当然不甘示弱，决定从培养自己的干部着手，扶植自己的力量。于是，他在赣州赤殊岭举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任。在“青干班”的生活和训练中，蒋经国强调要“同心同德、患难与共”。要求不分男女，都以“兄弟”相称，号召“效忠团长”（蒋介石）、“主任”（蒋经国）。以后故有“赤殊岭精神”一说。“青干班”第一期是在1940年1月1日开训的，3月结业，为期三个月。赣州“青干班”共办了万期，训练学员500余人。这批干部后来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
1942年，蒋经国秉承蒋介石“旨意”作了一次短暂的“西北之旅”。蒋介石也曾一度设想让蒋经国涉足新疆，掌握新疆大权。蒋经国本人也觉得新疆这块地方靠的苏联，他对苏联情况最熟，何况在赣南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加上在赣南的政绩还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首肯。现在要换一块更大、更重要的“用武之地”让他大显身手，那更能在父亲面前显示出自己的“才干”。因此，他从内心里是感到高兴的、跃跃欲试的，有好一阵子他的脑子里经常浮现出清朝“钦差大臣”左宗棠的影子，越想越觉得去收拾和整理盛世才留下的新疆这副残局，非他莫属了。
然而，蒋经国出任新疆主席的美梦却最终难圆。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就是在蒋介石的左右亲信中，仍然有人嫉妒蒋经国，认为他年轻、资历浅，不堪担任“封疆大吏”的重任，让他去新疆独挡一面未兔太锋芒毕露了；其二，就是在蒋介石的左右亲信中，仍然有人怀疑蒋经国，认为他从苏联回国后，在赣南的所作所为正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如果再让他把这一模式带到新疆去推广，“岂不比盛世才还盛世才”？这样，蒋经国治理新疆的“雄心大志”终于成了黄梁一梦。
“新疆王之梦”既已成泡影，蒋经国不得不重新设计他的前程。蒋经国深知政治斗争之险恶，深刻地领悟到，没有党派组织做强有力的后盾月B么再高明的“行政官”也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于是，蒋经国决定还是寻其父蒋介石的“旧梦”--走黄埔军校起家的道路。蒋经国首先选定的学校是国民党CC系控制的中央政治学校。他认为控制了这所学校，就能逐步控制全国的县长、县党部书记这一级干部、一改“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岂料，一向控制国民党党校的陈果夫、陈立夫哪能容忍蒋经国涉足“陈家党”。这样，蒋经国染指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一职的企图又泡了汤。蒋经国只得另谋出路，把希望寄托在三青团上了。
1943年，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蒋经国当选为中央干事。会议期间，蒋经国提议，将原“三青团中央干部训练班”升格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作为三青团训练干部的“团校”，以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一决雌雄。蒋经国这个提案很快获得通过。
19M年元月，蒋介石改派蒋经国出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前往重庆。赣南时代，因而结束。这是蒋介石精心培植蒋经国取康泽而代之，以真正控制三青团的一个绝招。
蒋经国的从政生涯起于江西，抓党组团，同是发动于江西。这次走马上任，率领一批来自赣州的嫡系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陪都”重庆“复兴关”，进驻“青干校”。很快就把持了“青干校”的实权，将康泽排挤出局。
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1946年初，蒋经国将原“青干班”一至五期毕业的学员作为“青干校”的第一期学员，换发毕业证书，改组“青干班同学会”为“青干校校友会”由蒋经国统一领导。原“青干班”已毕业的一至五期学员，实际上已掌握着三青团各支、区、分团的大权，现在这批骨干已为蒋经国所控制，大大强化了他在三青团内的地位和影响。此外，在“青干校”内还附设了一个“高级干部训练班”，专门招收一些具有专长的高级知识分子，为蒋经国培养幕僚以及亲信骨干。1946年9月，在庐山举行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最后“圈选”的72名中央干事中，蒋经国仅次于干事会书记长陈诚，位居第二。不久，又进行了中央团部的人事调整，蒋经国以中央常务干事兼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之职，直接把持三青团组织训练、干部培养等大权。所以，当时在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里，喊得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中央干部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干部的干部”。
在牢牢掌握三青团实权之后，蒋经国又把目光转向国民党的军队。后来，等到蒋经国把青年军的政工系统全部抓到手的时候，他在重庆的“事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为他日后继承“父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时，以他为首的“新太子派”业已形成，他的组织力量和干部力量足可以同CC系、黄埔系等几个大的派别并驾齐驱了。
但是，蒋经国以在赣南“推行新政”起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却也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政敌。一些人攻击他，说他是“左派共产党的代理”。而当时，蒋经国的思想确实还在一定程度上受着“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抗战时期，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行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很少。而蒋经国居然能得到它，不但得到，而且看得非常仔细。甚至吩咐当时在他领导下的抗敌委员会所办的《动员旬刊》将延安方面的一些政治文章加以文字改动后转载，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抗日的作用。
薛汕在回忆蒋经国时曾说：
这个时候，来自各地非议蒋经国的言论，不见报刊，却流传于人们的口头上。大约是两个倾向：一说他是共产党，说者多是国民党人；又一说他不是共产党人，是假进步以欺骗人，说者多是有点过激的进步青年。他该怎么办呢？真是左右为难。他大约找四大秘书商量了，结果由高理文代笔，写了一篇《是非辩》，登在《新赣南》上。我认为，辩与不辩，为无补于事，没有多大必要，只反映蒋经国的境况而已。
一天，蒋经国问我：“雷宁同志，这篇文章在外面有什么反应？”我说：“没有听到什么，你主要的是说给国民党人听其实，只要你干什么，不这样就那样，总要有意见的。”他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好再说，因为他如果不彻头彻尾依照国民党顽固派所想的做，只要在某一点上与共产党所提出来的有共同点，指责也就绝不会少。
“推行新政”之举，固然反映了蒋经国初涉政治舞台、踌躇满志的欲以“政绩卓著”来证明自己权力的欲望，多少有些“想出风头”意味。但是，就工作实绩而论，他也的确颇有建树，这一点是后世史家所共认的。当时的蒋经国，年轻、有朝气，政治上比较开明，思想上也比较左倾，对于百姓的疾苦也比较关心，的确做了一些“体恤下情”的好事。为了推行新政，他甚至不惜微服私访，化妆成小商贩去抓赌禁娼。再如禁烟，蒋经国更是不遗余力，顶着巨大的压力强行查禁，表现了一个青年政治家的胆识与魄力。
30年代至40年的赣州，由于远离首府、地近广东沿海，所以烟馆林立，贩卖鸦片的人很多，抽大烟的人更多。蒋经国先是下令禁烟，接着下令动手抓人，以至抓的人太多，监狱里都人满为患了。对这些吸毒贩毒的人，关又关不下，放又放不得。于是，蒋经国又开办了“强民工厂”强迫这些吸毒贩毒的人做工。1940年，张治中将军由广东韶关到江西，蒋经国还专门陪他参观“强民工厂”，受到张治中的赞扬。
蒋经国的“平民思想”和家乡观念也很郁厚。从苏联归国后，也许是长达12年的乡恋积郁过久过深的缘故，他在溪口“静读”期间，就曾有过不少关心桑样的善举，也曾多次到家乡的武岭学校向师生们宣传抗日，动员家乡人民奋起抗战。就在这时，蒋介石接受了他的请求，把他安排到江西工作。
母子再度分离是痛苦的。经国再三劝慰：等他在江西安置下来，立即接姆妈同去任所。毛福梅则表示，除了短期随去小住几天之外，不愿意终生离开丰镐房。她坚信她的虔诚祈祷会给儿子消灾避祸。为使经国有帮手，她动员了姐姐毛英梅的两个儿子宋继尧、宋继修，二哥毛懋卿等，随经国去江西任职。大哥毛怡卿的孙子毛彭初，在军校读书，蒋经国也向军校把他调来做帮手。
蒋经国到江西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升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州县长，成了一个执掌实权的“父母官”。这时，蒋经国又把溪口武岭学校的张凯、邓士萍、徐恒赢（都曾任武岭学校的教务主任）、胡乐天、黄寄慈（都是武岭学校的教员）等人调至赣州，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当时溪口虽然尚无战火，但战争的灾难已波及到了，粮食匾乏，米价暴涨，溪口民众叫苦连天，大家请求毛太君设法救荒。毛福梅想到儿子，遂派帐房先生唐瑞福去赣南找经国商量。
经国见到母亲的特使，备了丰盛的酒菜为瑞福哥接风。唐家与蒋家原无亲眷关系，只因为当年蒋介石出生时，蒋母王采玉奶水不足，刚好唐瑞福的祖母也养了个孩子，蒋介石吃的头口奶就是唐老太太的，所以毛氏一向把这位老太太当婆婆看待，这层关系蒋经国是知道的，所以他称唐瑞福为兄，相见特别亲热。
唐瑞福说明来意，经国略一沉思，随即爽朗地说：“这里大米有的是，但运输困难。不过瑞福哥，你放心在这里住，玩几天再回去，我会设法将米运过去的。”
唐瑞福有事挂心，急于回家，只住了两天，就赶回了溪口。回到溪口，只见满街都是背着米袋的人，原来从江西运来的米已先运到了。大家正在抢购呢。唐瑞福自己家里也缺粮，赶紧去买，但已卖完了，不免有点懊丧。毛氏安慰他说：
“这次经儿运来八百石米，被地方上插手，好处都让手长的人捞了去，有许多缺粮户向我告状。你再辛苦一趟，让经儿再运批米来，我们丰镐房自己掌秤，别让老实人吃亏了。”
第二次，经国又从江西送了1200石大米到溪口。这一来，溪口缺粮少钱的人暂时都渡过了难关，受惠人千恩万谢，都夸毛氏养了个好儿子。
报效桑梓的思想，并没有因为从政既久而淡化。张国祁先生曾撰文披露过有关细节：
在蒋经国的家乡--浙江奉化县溪口镇，家家户户忙着腌腊肉、磨年糕、办年货，洋溢着一片丰年兴旺的情景。春节前几天，我们走访了唐瑞福老人。
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和蒋经国是三代世交，曾经是蒋家丰镐房的账房先生。谈到他在蒋家管账的经历史，他说：“我两度给蒋家当账房；第一次是在1939年，那年蒋经国从江西赣州回到家乡，他对我说，瑞福哥，我同几个长辈商量过，请你当帐房，托你做好几件事：一是给祖宗上坟作忌；二是同亲友人情往来；三是帮我家管管帐。第二次在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那时我在宁波经商，蒋经国从重庆派侍卫官蒋恒祥到宁波来找我，请我回到丰镐房当账房。以后，蒋经国从南京回溪口，都由我安排他的生活，还陪他去看望长辈，上祖坟。他是个重感情的人，对乡亲挺和气。”
唐瑞福老人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丰镐房的今昔。丰镐房是蒋介石的祖宅，在1930年前后进行扩建，蒋经国在这里度过了童年。这位老人还清晰地记得，抗战初期，蒋经国偕同他的俄籍夫人方良女士从苏联回到溪口老家时，在他毛氏母亲的支持下，按照家乡的风俗，蒋经国夫妇就在丰镐房补办了结婚仪式。1949年春，蒋介石和蒋经国又住了一段时日。从此，他们就离开家乡了，一直没有回来过。而今，我们看到的丰镐房，屋顶保留着双龙戏珠、三星高照的装饰；壁上的八仙过海、麒麟送子的图案，栩栩如生；走廊上镌刻的丹凤朝阳、桃园结义，神彩飞扬；当年蒋介石为蒋经国40岁生日所题的“寓理帅气”四字横匾，依然高挂原处。
唐老先生回忆起一件往事：“那是1948年农历除夕，蒋经国邀我同饮送年老酒，我们边谈边喝，猜拳行令，把我灌得大醉，最后，还是他派了长子爱伦把我扶回家的。三十多年了，每逢春节，我都想起这件事。”
在恭敬桑梓方面，蒋经国倒是继承了蒋介石的衣钵，父子俩一“君”一“臣”，同朝为政，身边的人以及手下主要党羽多为亲朋故友或邻里乡亲。
蒋经国之所以对故乡一往情深，对家乡父老们关怀备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生母的眷顾之情。这一点，倒也与乃父蒋介石一脉相承--事母至孝。
蒋经国到江西上任的初期，曾接母亲到任所去住过几天。当时蒋经国新官上任，忙得食睡无时，很少有时间陪陪母亲，毛福梅住了几天，感到孤单乏味，又惦念着丰镐房老家，于是坚决要儿子送她回家。后来，蒋经国回乡探望母亲时，又曾请求母亲随他到江西去，而毛氏则感到“故土难离”，不愿背井离乡，婉拒了。有一次，蒋经国为了动员母亲去江西，特命儿女们跪在毛氏面前，说是祖母如不肯去江西，他们就长跪不起，毛福梅既感动又无奈，只好答应了。可是，一家人将要启程赴赣的那天，丰镐房大门内外忽然被一大群乡邻围了个水泄不通，原来是乡邻们得知毛氏要离开溪口，一齐前来挽留，说毛福梅是溪口的“女菩萨”，她若是走了，恐怕连溪口的风水也都要带走了。众人一起向蒋经国恳求，请他不要把母亲带走。蒋经国尚未表态，毛氏早已被众乡邻的一片真情感动了，她当即表示：什么地方都不去，这辈子就留在溪口了。
谁也没想到的是，大家的恳切挽留，致使毛氏命丧溪口，使蒋经国遗恨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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