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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蒋经国来说，“打老虎”失败、“经改”杀羽而归都还不足为虑，也更不足为痛。当时的局势，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已陷入困境，王朝政权发发可危，这才是蒋经国心为之痛、神为之忧的“大事”。
这时的蒋介石，面临政治军事的双重困境，又在考虑“以退为进”，准备第三次“下野”了。下野之前，蒋介石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所谓“未雨绸缎”，老蒋已经在为“党国”预设退路了。但蒋经国得到任命却没有去上任，而是紧紧追随在父亲左右，开始全面地、直接地参予国民党上层的军政要务了。
1949年1月10日，将经国奉父命赴上海，将中央银行的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蒋经国于1972年5月当选为“行政院院长”。就任后，曾大力整饬行政工作，政声颇著。他曾于1975年7月自述自己的政治态度和处世哲学说：
现在经国要讲到自已的一点事。前两个星期，经国和好几位从国外回来的青年朋友见面，问他们有什么意见？他们的意见都很好，而且好意地说，国外的人觉得“行政院”长经常到各个地方跑来跑去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会破坏行政制度，也妨害了分层负责的要求。这一意见，我却有一层不同的看法。……我身为“行政院”长，到任何一个地方，完全是听取意见、了解状况，从来没有立即作过一个决定，下过一个行政令。我做一个决定，下一个行政令，要回到“行政院”，经过多方研究商量才采取行动的，因此我没有破坏行政体制，更没有妨害分层负责的要求。
本人的心情，非常喜爱生活在大自然之中，喜欢山水，喜欢海洋，喜欢外岛，我说利用周末和星期假期到农村、到部队、到学校、到鱼港、到矿场、到工厂，和各行各业的朋友们见面，同时也在晚间投宿在幽静的处所，澄凝我的意虑，清新我的心神。因之，我对于许多重要问题的思考，不一定在台北的办公室内，而是在清风明月之下，在山桥流水之间，在金马外岛之日，在海滨漫步之时。
古语说：“三思而行”，我对于重要的事情，也总是再思三思。但是自从总裁崩逝之后，我们大家共同担负的责任很重，而自己尤其戒慎恐惧，所以过去“三思而行”之事，现在往往要“百思而行”。因此希望各位同志了解，平时我到各个地方去，并没有怠忽自己应当担负的责任，甚且我还鼓励各位同志，尤其主管同志，要多到乡村、多到部队、多到各个基层，多接触民众，了解民众的需要。事实上，这也是一种乐趣，当你饥饿时，在豆腐摊上吃两碗豆浆，在馄饨摊上吃一碗馄饨，在粽子锅边吃两个粽子，这是多么的简便和愉快。并且可以不打扰他人，无所拘束，心安理得，坦然舒适。
经国和全党同志，在情感上来讲，是弟兄的关系；在责任上来讲，是同志的关系。今天艰苦困难的环境，国难党责日深一日，经国自当相随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委员、党工同志和全党同志，不推卸责任，不放弃原则，来贯彻本党团结、反共。创造、服务的政策。
据实而论，蒋经国在政治立场上固然与他的老子是一致的，但在其它许多方面，小蒋与老将都有很大的区别。蒋介石出门时，所乘汽车是防弹的，连冬天所穿的披风也是防弹的。而蒋经国则不同，他位居高职，却经常抽出时间下乡，到农村和工厂“私访”，与民众直接接触、交谈，有时甚至进入简陋的小饭馆随意小吃，有一次还参加了一位普通百姓的婚宴。因此，蒋经国在国民党政界、尤其是国民党逃台之后的“政界”；被公认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精神主义者。例如他1969年3月视察金门时，曾号召守岛官兵阅读《哥伦布传》，说：“哥伦布遭遇许多困难，终于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读了他的传记，会使人产生勇气。而我全体官兵一定要具备坚韧不拔的冒险家精神，和坚定不移的信念……”
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任命台省籍人士谢东阂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并提出简化机构、肃正纲纪、肃清贪污、厉行节约等一系列措施。在肃清贪污方面，他把与蒋家有亲戚关系且又受过蒋介石赏识的前“行政局长”王正宜判处无期徒刑，也算出了一口当年“打虎”未成、为“亲眷关系”所阻的恶气。为了肃正纲纪，蒋经国提出十项革新诫条，如公务人员不得涉足酒家、舞厅等不正当场所，婚、丧、嫁、喜庆的请帖不可滥发，加班费、出差费不准虚报，不作不必要的视察等等。所有这些诫条的矛头所向，的确是当时台湾政界的病根。诫条一出台，一时使得“政府”和所有公共部门的公务人员战战兢兢、人人自危，不敢稍有疏忽。
这十项革新措施的颁布，对于蒋经国这个基督徒来说，无疑于“十诫”，他是身体力行的。在一次“行政院”院会上，他讲话说：“做人要‘平凡’，对名利要‘平淡’，对工作要‘平实’，这平凡、平淡、平实六个字非常重要。凭借个人优秀才能的时代已结束，现在是讲求团队精神的时代。所以，每一位官员，都应该深人民间，确实的接触问题核心；我本人对于法令、规则的整顿，累积的案件，也要立刻加以整理。社会人士对这次的新内阁，称为‘财经内阁’，‘战斗内阁’或‘自强内阁’，但是坦白的说，我个人愿意称它为‘为国家奉献生命、为国民服务的内阁’。”
综观蒋经国在大陆时期及逃台之后从政的经历，他所说的“为国家奉献生命、为国民服务”倒也不全是表面文章，也不算是自我标榜。只不过，因为政治立场的原因，他心目中的“国家”。“国民”的概念只是一种极其偏狭的概念而已。
在台湾政界，蒋经国的“政声”是比较好的。而与乃父蒋介石相比，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名声”至少比蒋介石要强得多，虽然有过两次外遇风波，但他毕竟没有像他的父亲那样停妻另娶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另寻新欢。他与夫人蒋方良几十年的相濡以沫，是“从一而终”了的。
蒋经国的家庭观念较重，这一点倒是继承了乃父的遗风。蒋经国“正式”列入门下的有三子一女，即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和女儿蒋孝章。其中，除蒋孝文和独生女儿蒋孝章出生在苏联之外，余皆生于大陆。
蒋经国重视亲情，喜欢家庭生活的氛围，认为在家庭和睦欢愉的气氛中，是一种最好的休息。1961年，蒋经国喜得外孙俞祖声和孙女蒋友梅，这表姐弟俩是蒋经国的第三代，蒋介石的第四代儿孙，一时成为蒋氏家族的凤凰，备受宠爱。蒋经国比他对自己子女的喜爱，有过之无不及。据说，他每每在家中与蒋友梅和俞祖声这一对表姐弟做各种游戏，甚至趴在地上一起观赏玩具。在1961年到1971年的10年间，这一对表姐弟是蒋经国忘忧解烦最大精神支柱。每当政务繁忙、劳累苦恼时，一回到家里，见到这一对碧人儿，蒋经国就立即笑逐颜开，暂时把外界一切的烦心事都忘到脑后了。
蒋经国和蒋方良膝下的子女，见于谱碟的，依次有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三男一女--文、章。武、勇，名子均为蒋介石所赐。蒋孝文是1935年12月出生在俄国，蒋孝章则是她父母回国前一年出生的。此时，蒋经国的生母毛夫人尚在人世，毛福梅十分钟爱这一双孙儿、孙女。尤其是蒋孝章，这位比蒋孝文小两岁的蒋家孙女，由于蒋家“国”字辈的一代并无姐妹，孝章的出世，自然更获祖父母和父亲的钟爱。蒋孝文毕竟是男孩子，幼时顽皮是难免的，因此时常惹得蒋经国生气，甚至绑起来打。蒋孝章这位独生女，乖巧、美丽又善体父母心意，自然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甚至也成为哥哥的避风港。蒋孝文如有惹得父亲生气而将受责罚之时，往往央求妹妹，由蒋孝章则为哥哥向爸爸撒娇而化解。所以，蒋家这唯一的大小姐，在蒋家地位之优越，是第三代兄弟中无人可比的。
蒋孝章到台三、四年后，已是婷婷秀丽如同浴露玫瑰一般的少女了，可说是人见人爱。可是，由于她家的家世过于显赫，不但没有相同年龄的男孩子敢追求她，甚至连和她说话的男孩也几乎没有。1957年，她赴美求学，在美和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在一起。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早就旅居美国。当蒋孝章赴美求学时，乃托俞扬和就近照顾。蒋孝章远赴异域，在俞扬和细心照顾下，日久生情，终于结为夫妇。1960年举行婚礼。婚礼仅在双方家长与极少数亲属的祝贺下，很简单地举行了一次宗教仪式。翌年生子俞祖声。这一年，蒋孝文也生了一个独生女蒋友梅。表姊弟成为蒋家的第四代。蒋经国初尝含始弄孙之乐，自是喜气洋洋，比他对自己子女的喜爱，有过之无不及。据说，每当蒋孝章带着俞祖声回国，蒋友梅和表弟俞祖声在地上玩玩具的时候，蒋经国也常常会加入，与孙女和外孙在地下一起玩。蒋孝章携子回国省亲，每年总有两三次，每次一两个月，有时俞扬和也一道回来。他们都是悄悄来，悄悄走，不愿张扬惊动亲友，甚至蒋家的至亲都不知道。
俞扬和，也是一个不为人多知的人物。他与蒋孝章结婚以至婚后多年，新闻传播媒体上从未出现他的报道；最早见到俞扬和名字于官方的资料中，是蒋介石死后，蒋经国发表的“守父灵一月记”，其中4月13日日记第二条记载：“上午领章女、扬和婿再到慈湖，检视后地之工程，武、勇两儿在此督工甚力，殊以为慰。工程人员与工人尤皆不眠不休，日夜赶工，余深为感动。”俞扬和夫妇现居住于美国旧金山，平日与华人社会来往不多。据说，俞扬和担任“中华航空公司”顾问及“中国造船公司”顾问，工作不算太忙，有时会看到他在上街办事或购物。俞扬和人为相当随和，像他父亲俞大维一样没有架子，只要跟他打招呼，愿意和他聊天，他几乎是来者不拒。不过，认识俞扬和的人表示，如果以俞扬和的学问及能力，与他父亲俞大维相较，差距颇大。
俞大维生于1917年，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更是国际知名的弹道专家，从抗战胜利后，就入阁担任部长，一直到1964年辞去“国防部长”为止，可以说是台湾政坛上的长青树。许多学者都认为，俞大维是台湾最有学问的一位部长。俞大维先生曾担任过蒋经国的直属长官，对蒋经国极为关爱照顾，因而影响蒋经国很大。由于俞大维与蒋经国曾是长官部属的关系，因而极受蒋经国的尊重。
俞大维个人从政的经历，可以称得上元老重臣的。他自1948年翁文颁内阁就出任了“交通部长”；继之，孙科“内阁”、何应钦“内阁”，交通部长一职也都由他担任；以后的俞鸿钧“内阁”、陈诚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涂“内阁”，俞大维都是“国防部长”。此外，1950年陈诚第一次担任“行政院长”之时，发表的“内阁”名单，“国防部长”原是俞大维，旋以俞大维在美另有公干，未能到任；始由副部长郭寄娇代理而后归陈。因此，俞大维的宦路历程，可说在七届“内阁”中，三任“交通部长”，四任“国防部长”（其中一任未到任），如此一届“内阁”代表一个阶段“政府”的话，一个阶段“政府”也等于古代“一朝”，那末，俞大维可说是“七朝元老”了。
俞大维的作官资历，在国民党元老中，几乎无人可比。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时，曾是蒋经国的直属长官。在此期间，俞因病赴美国治疗时，总是把部务交由“副部长”蒋经国代理。1964年，俞大维因病辞职，逐向蒋介石力荐蒋经国，这才使蒋经国于1965年担任了“国防部长”，从此在台湾政界正式以主角身份出现。
蒋孝章虽然同丈夫住在异国，但仍与父母有着密切的联系。她除了定期回台湾省亲之外，在国外期间也经常以书信禀候双亲。
蒋经国对这个独生女儿的宠爱之深，竟然表现在他经常把女儿的书信直接引录到自己的日记中，这是“孝”字辈后代当中绝无先例的。如蒋经国曾在日记中记载：“近来与章女通信中，常常谈起哲学上的许多问题。章女曾说：人生的价值，不止是在与人共享欢乐，而更是与人共享苦难。这两句话，反映出了我的人生观，在今后的岁月中，余将不遗余力，为苦难者多做工作，以慰我不安之心。面对敌人不足惧，面对困难不足忧，只怕自己不努力，不肯上进耳。”
蒋孝章对人生价值的理解，若纯然出自她的颖悟，也算是较高境界了。而她竟然以此影响她的父亲，使她的父亲在日记中摘而引之，仅此一点，也是可见这父女之间的感情是多么融洽与深厚了。
蒋孝文是蒋经国的长子，蒋介石的长孙。他生于1935年12月14日，当时蒋经国仍然在俄国。由于他是长孙，自小颇得蒋介石宠爱。他小时候相当伶俐，而且也有那种混血儿的漂亮，蒋介石喜欢和他下棋玩；当年的官邸摄影官胡崇贤曾拍过一张祖孙下棋照，参加国际摄影沙龙获得铜牌奖，照片中那个一脸聪明相的小孩就是蒋孝文。
大人物的后代，除非严加督促，否则就很容易变坏。一种是过分溺爱，因而任性非为；一种是被人带坏，因而花天酒地；另一种则是长辈太“伟大”，这种压力迫使他们自暴自弃。这三种因素在蒋孝文身上可能都出现过，因此成年后蒋孝文性格上起了很大的变化。
蒋孝文读过一阵陆军官校。由于任性而退学，于是转到美国念书；在美国他依然任性，于是只得回台湾，在台电做事。有一次台北警方和宪兵接获报案，说有人在第一舞厅酒后闹事，翻台子摔椅子，并且还拔出左轮手枪张扬，于是宪警立即大批赶往第一舞厅，一问之下，发现是皇太孙闹事，把这些宪警吓坏了，几个胆子大的冒着危险骗走他的枪，然后又说好说歹说地护送他回家了事。
大约在1955年左右，蒋孝文因醉酒导致糖尿病发作，因救治不及时，从此脑部受到严重损伤，记忆力明显衰退，情绪不稳定，遍请中外名医诊治，均无效果。
由于蒋孝文得了长期慢性病，在蒋介石公开儿孙辈的信札时，似乎都刻意不提蒋孝文。蒋介石逝世时，蒋孝文也没有公开露面，只是由妻女扶着到灵堂及慈湖叩头。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日记”里有两次提到“文儿”，指的就是蒋孝文，他也提到了蒋孝文的“抱病”。
蒋孝文如果不出意外，以他现在年龄，理论上是很可以搞政治的。可是瘫痪的身体已使得他必须终生远离政治。
由于蒋孝文的不幸，蒋经国夫妇对自己的大儿媳十分照顾。孝文之妻徐乃锦漂亮伶俐，形象清纯随和，她的娘家在台北拥有一个小型的企业王国，包括工程公司、观光饭店、餐饮业等。
蒋孝文的夫人徐乃锦，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徐锡麟的孙女。她的父亲徐学文，早年留学德国，母亲是德国人，因此，她是个混血儿。她比蒋孝文小3岁，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家住得很近，还经常一起游泳或一起做其他消闲活动。但性格并不投合，只是普通朋友而已。不过，蒋经国对这位准儿媳妇早已看中，认为她将来定能协助蒋孝文共创大业。蒋孝文小时候十分贪玩，有如一匹脱疆野马一般，而徐乃锦正好驾御他。这一桩心事，经常在蒋经国心头索绕。徐乃锦从女师附小毕业，到台中静宜文理学院高中部念英文，毕业后，她到德国先待了八、九个月，再转到美国加大（USU）心理学系，后来进入心理学研究所。在美期间，她与蒋孝文在一个很巧合的机会中，再度重逢。此时，徐乃锦已长成了大姑娘了。蒋孝文与她终于谱出一段恋情。消息传到国内，蒋经国为此欣喜不已，立刻致电蒋孝文，建议他好好珍惜，如果交往一段时间，不妨一边成家，一边念书。不过，没想到徐乃锦的家人反对这门婚事，认为蒋孝文是花花公子，嫁给他很难得到保证将来不会闹纠纷。蒋孝文与徐乃锦为了此事，均感到相当困扰。徐乃锦的家长要她休学回国，蒋、徐两家为此一度闹得有点僵。但是，蒋经国最后使出一个高招。他轻车简从，提了一篮水果，亲自到徐家求亲，使得徐家大为惊讶，认为这实在担当不起，因此不看僧面看佛面，答应了这门婚事。
徐乃锦与蒋孝文成婚后不久，即怀孕回国待产，生下第一个女儿蒋友梅之后，继续赴美念书，完成学业后，与蒋孝文双双回国。蒋孝文开始从政，她则参加社会工作，夫妻甚为恩爱。
有人说，徐乃锦嫁到蒋家，完全是政治婚姻。但徐乃锦虽然为“太子妃”，接近她的人都会发现，她非常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她在教育研究所任教时，教学认真，对学生很照顾，但学生都不知她的背景。尽管她在蒋家的声望极高，但她没有很重的权力欲，因此，可以算是个温和人物。
徐乃锦的父亲徐学文曾任樟脑局长，个性内向，来台前，在上海开药房。1949年左右徐乃锦父母迁居台湾。来台后其药房里有个学徒自行创业，赚了些钱。但不久生意做垮，妻子病倒，这位前学徒带着四个小孩无处可去，最后还是找上徐家。乃锦母亲清扫出后院的一间小屋，收留了这不幸的一家人。这位学徒在那间小屋子住了七八年，然后再创业成功。人是有感情的，这是人的天性，尤其在落难时。那位学徒后来事业成功，每星期都会去探望乃锦的父母亲，希望聊表感恩之情，但被婉拒。
这位学徒搬出她家后，后院的小屋子她母亲让给她的同胞德国朋友住。这位德国朋友带着一个女儿，身无分文，在她家的小屋子里住了10年。
她的母亲徐曼丽是德国人，性格外向而好客。她的父母亲感情好，母亲对中国习俗并不十分了解，很多地方必须依赖她父亲。然而，她的父亲公事繁忙，很多事又不能亲自解决，必须通过她的母亲代理。例如小的时候，学校开家长会，她的父亲无暇出席，总是请母亲参加。那个时候，她的母亲虽然会讲中文，却不熟练。因此，在很多有关孩子的特殊场合，她母亲总是让徐乃锦间接做主。她是家中老大，自然承担老大的责任。她母亲还有一位德国好友也嫁给中国人，两夫妇在台大教书。不幸，这个太太得了重病，她的中国先生的经济拮据，而那位德国太太临终前的最大的愿望是“吃德国菜”。徐乃锦的母亲每天下厨为她的同胞做地道的德国菜送去。不久，徐乃锦的母亲有事须出国，她请佣人来给德国好友做菜，每星期换一口味。3个月后她母亲回国后，就去探视这个朋友，第二天她的德国好友才瞑目逝去。
徐乃锦的朋友提到，“她回忆幼年生活，常常认为独立的个性，与她的家庭结构有很大的关联性。”朋友们相信，这种“互相式”的家庭沟通形式，融塑她“可以商量而非强制性”的处事立场，以及热情而爽朗的交友态度。她的家总有客人。她的同学，她弟弟的同学，都喜欢到她家。她家本来住在安东街，后来搬到连云街，念初中时再搬到罗斯福路。她最快乐的童年，就是这一段时光。那时，她就读于女师附小，平素三四点放学。她父亲的办公室就在公卖局对面，她父亲的公事能常在下午四五点钟办完。夏天日长，甚至每天带着烤食具到淡水海边，边嬉水，边进餐。一直到她家迁移到罗斯福路，她父亲公事较忙，不能常去游泳，她家后院盖了个小游泳池，经常满院子都是小孩。
徐乃锦嫁到蒋家后，对一位年轻的女性而言，她尝到了一般人所无法体验到的“第一家庭”的生活，但是，她从来未曾以此做为“出人头地”的资本。凡与她交往的朋友都评价她“跟平常人没什么两样。”蒋孝文得病前，徐乃锦每周总要去探望公公、婆婆两三次。有时候还自己下厨做菜给公婆品尝。她常说：“公公婆婆给我的帮助，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表达的。”接触过她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个极其温婉可人又平易热情的人。
就在一切都美满的时候，蒋孝文突然大病一场。此后10余年间。市井之间对蒋孝文的病情即有种种传说，有人说他得西贡玫瑰、国际梅毒，有人说他早已残废，变成植物人，常年住在荣总，有时偷跑出来玩而迷路……种种臆测不一而足，越荒诞越有人相信。
蒋孝文的突然生病，对于比他小3岁的妻子徐乃锦是毕生最大的打击。徐乃锦是一位心地善良，意志坚定的女性。她辞去工作，在丈夫5个月住院期间，整日镇守病房，陪侍照顾。此后10多年来，她对蒋孝文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夫妻感情仍很密切。她以妻子的角色，协助蒋孝文克服疾病痛苦。她遵照医生指示，以各种不同游戏，协助蒋孝文的反应、记忆。她地位特殊，然而，自蒋孝文病发，她克服异于常人的心理症结，走过那样漫长而低霸的岁月。她对自己的选择不后悔。曾经到徐乃锦家赴宴的友人指出：“他们家请客，蒋孝文都和大家一起用餐，他们夫妻俩感情甚笃，不时有亲妮的称呼。”“她是一位爽朗的女性”，一位接近她的朋友说：“自蒋孝文病后，她表现出女性少有的坚强与独立。”了解徐乃锦的朋友分析，“她的童年受母亲影响甚大”，是她童年看着母亲无私照顾朋友的亲身感受，使她在丈夫病发后，能够长期如一，毫无怨言。她经常说：“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积极的，再大的挫折都不能放弃，上天总会给我路走。”不过蒋孝文的病，对她总是很大的打击。那时，她还年轻，但是虽然发生这种事，她还是勇敢地活下。她读的心理学，修得硕士学位后，曾到国际妇女会工作过一段时间，随后人女青年会。在女青年会中，从担任董事到担任副会长，她始终积极工作，不遗余力。许多人都认为徐乃锦参加社会工作无非是“大少奶奶打发时间”，但徐乃锦坚决否认这种说法。她辩解说：“女青年会不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太太们，相反，她们当中有大法官、律师、教授，她们都是专家，都热心公益，希望为社会出力。”诚然，徐乃锦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与她个人的遭际多少有些关系，而正是因为投入了社会工作，她才发现还有更多比自己不幸的人，更需要理解和帮助。当然，以她的生活环境和家庭而言，她的生活不用发愁。但是，她选择走出家庭的方式，充实生活，为更多的人服务，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1972年，蒋孝文在一次大醉之后忘记服药，待家人发现时，他已昏迷不醒。他的脑部因为糖尿病所引起的病变导致意识力丧失，肢体也陷于瘫痪状态，从此几乎完全成了一个废人。
对于蒋孝文，因系蒋氏家族中的长子长孙，蒋介石对他原是寄予厚望的。国民党初到台湾时，蒋介石将蒋孝文送到凤山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但他受不了军校生活的严格和艰苦，不久便任性地退了学，转到美国读书去了。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他又回到台湾，曾任台湾电力公司桃园管理处处长，国民党“桃园县党部主委”等职。蒋孝文个性刚强执拗，认准了事情就干到底，谁劝也不行。除了性格上自幼养成了十分任性之外，蒋孝文也还算是有些才华的。1970年，他担任金门电力公司董事长时，曾精心策划并亲自参与施工，建立了现代化的金门发电厂。这座发电厂至今仍在正常使用中。
但是，执拗任性的性格却也酿成了他终身的遗憾。他早年便因遗传患有糖尿病，1955年已经遭过一次险，医嘱他必须按时服用控制血糖的药物，并且绝对不得饮酒，不能熬夜。然而他却不听医生的劝阻，终于在1970年的大醉后落下了终生残疾。后来经过治疗，仅仅恢复了肢体的机能，在意识方面则错乱得很厉害。1988年秋，经台北荣总医院检查，他的喉癌已到晚期。1989年，蒋孝文病逝。
蒋孝武1945年4月25日生于奉化老家，他的大学是在西德慕尼黑政治学院念的，在慕尼黑念书时，他轮流在戴安国（戴季陶之子、前台湾派在德国的地下“大使”）和李元簇家中住，由于李元簇有过照顾皇太子的功劳，因此他们的政治行情多年未衰。
蒋孝武书念完后到美国结婚，而后即返台。现在从蒋介石的遗集中找出两封他写给当时在念书的蒋孝武的信，第一封信的时间是1968年7月15日，信文曰：
“武孙：7月10日来信，刻已收到。对于你自述忧虑太多之缺点，能知有所改正，使余欣慰异常。此乃你人生之一大进步也。你6月 14日来信，余本想修改之后一并与复信寄还，因为近来太忙，总无暇修改，故延稽至今拨忙中抽暇先复，但仍未能修改来函并寄为念。”
第二封信的时间是1969年12月9日，当时蒋孝武已准备结婚。信文：
“武孙：你来信与长诗英文信皆已收到，甚为欣喜。祖母病后，右手尚不能握笔写信，故不能作复。但近来日有进步，勿念。你们在外国结婚，未能亲临主持为念，惟望你们能早日成婚，回国相见为盼。特趁你母亲来美主持婚礼，故嘱带此一函作贺。甚盼一切欢乐为祝。祖父母示。”
蒋孝武返台后，蒋经国似乎一直在努力培植他。他分别干过国民党中央政策会专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会”委员、“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秘书、“国民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顾问、“中国国民党党务顾问”、“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华欣文化出版中心”主任、“中广公司”总经理、“广播事业协会”理事长，这些职务的安排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一时期，他又到“中国文化学院中美系研究所”念了个硕士。
蒋孝武在美国结婚后即回台，25岁起就一直跟在赵聚任和严孝章两位叔叔身边学做人做事。赵聚任是赵恒惕之子，严孝章是严复的孙子，他们是蒋家的“自己人”，国民党的党营和公营事业，差不多都和“辅导会”脱离不了关系；蒋孝武从26岁那一年起就担任“辅导会”的顾问，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除了“辅导会”外，蒋经国也相当有系统、有章法地让蒋孝武见习党的事务。国民党的中央政策会专管政策形成。政策协调和政策贯彻，蒋孝武在政策会当了相当一段时间委员（管一些事，但很少和其他职员一起上班）。另外国民党的组织工作乃是党的核心部门、蒋孝武也长期是“组织工作会”的委员，这对他见习组织工作极有助益。更重要的是他干过中央委员会的秘书等。蒋孝武依次序干这些职位时的年龄还不到30岁，如果过分的倡苗助长，对蒋孝武本人或对其他人，都难免会有不良影响。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蒋经国才本着“让他参与多一点，可是没什么名份”的原则，对蒋孝武进行暗中的提拔和训练。
蒋孝武从26岁起就一直负责“华欣文化出版中心”，这是个大出版公司，钱是赵聚钰的“辅导会”系统所出的，目的似乎是让蒋孝武借着这个机构来拢络文化人。不过可惜的是，由于蒋孝武用人不当，其成绩并不显著。
那几年，台湾三家电视台都是自行申办进口事宜，“华欣”的几个文化混混眼见有利可图，于是打着蒋孝武的招牌提出计划：外片进口由“华欣”统筹办理并于进口后统一分配。这个计划使三台负责人傻了眼。同意吗，就利益受损，如果反对就会开罪蒋孝武，搞不好金饭碗都被敲碎了。大家没了主意，只好找吴俊才求救，吴俊才也不敢得罪蒋孝武，于是吴俊才又去找秦孝仪求救，秦孝仪毕竟胆子大一点，他直接跑去找蒋经国，这个案子才被压了下去。由这起案子来看，蒋经国虽然仿佛一直去培养蒋孝武，但蒋孝武在识人断事上，表现的确是不如人意。
蒋孝武长得仪表堂堂，像模像样，不过他的几个跟班向他挺直腰杆以及鞠躬如仪的镜头却让人反胃至极。大人物的后代自小被人恭敬得成了习惯，识人也容易以鞠躬的弯度来作为标准，向他鞠躬弯度大的是好人，弯度小或不鞠躬的就是坏人，而实际上则是小人才鞠躬，有才有德的人是不干这一套的。大人物后代容易被小人包围，这似乎已是中国历史上的规律。
除了“华欣”会外，蒋孝武长期负责“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广”，并一直担任“广播事业协会”理事长之职务；他在这个圈子里有极大的影响力。事实上三家电视台虽有官营、党营、军营等三种差别，但基本上仍然是一家人，自然也都要买蒋孝武的帐。
蒋孝武负责“中央电台”，这个电台是国民党对中共的最主要政治心理作战单位，它和情报系统以及军方有很密切的关系，还是蒋孝武后来能够逐步涉足情报治安系统的出发点。
至于台湾的三家电视台，由于蒋孝武的身份，都非常买他的帐。蒋孝武似乎也真的了解三台本来就是靠他家吃饭的机构，他对三台的负责人经常颐指气使。每年台湾的广播电视界都会在年底举行聚餐义卖，由蒋孝武主持，大小官僚及明星云集，蒋孝武也都会拿出一些东西义卖，他认为反正这些人平时已捞够了，这样小小的敲一笔也算不了什么。
蒋孝武从1976年起，（时为31岁）逐步涉足情治工作，心战、情治会报、反统战的“中央固国小组”他都参加，并且也扮演了一定的重要角色。当初，蒋经国作这样的安排，似乎有意让蒋孝武逐步统领情治机构，一如蒋介石当年栽培蒋经国的模式。
蒋孝武和他兄长年龄相差门岁，因为年龄的悬殊，他自小颇得宠爱。年轻时代他被送往德国，大学时在西德慕尼黑政治学院就读。这种安排，正如当年蒋介石安排蒋经国、蒋纬国，一个学政治，一个学军事一样，也是为了巩固蒋家天下，使蒋家王朝代有传人。蒋孝武在德国传统教育熏陶下，形成日耳曼式的刚直个性。但是又由于他家世的特殊，使他年轻时代在半寂寞的状态中，养成冷毅而强韧的个性。
蒋孝武的风流韵事，在民间更是绘声绘影。连他的首任夫人，也是谜团，外间很少有记载。蒋孝武夫人的娘家、包括她本人的名宇，未见有任何大众传媒的报道过。目前，仅知他的夫人为瑞士籍，在德国留学之时认识的，在美国结婚。
蒋孝武这个夫人随丈夫返台以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仅知道俩人生有一女名蒋友兰，一子名蒋友松，一双儿女住在台北。蒋孝武后与该瑞士籍夫人离婚。孤家寡人的蒋孝武离婚时正处在年富力强之际，因此，周旋于他四周的名女人包括影视歌星之多，自不在话下。
正如蒋孝武其人很神秘一样，他的再婚问题一直为人们注目。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蒋孝武与郑绵绵的婚谜。据说，1984年4月，蒋孝武在菲律宾，有人目睹他与郑绵绵俩挽手在四处散步，进而传出他俩秘密结婚的消息。
这位郑家大小姐，非但在亚洲区域中数一数二，即使在全世界，她也曾被列为十大最有身份的未婚女性之一，其家业遍及全球，而以台港新菲为重点。她能在20多岁芳龄便拥有如此令人羡慕的企业王国，一方面是她父亲有意的安排；另一方面，与她的勤奋好学有关。由于郑家有如此庞大的企业，自然引起不少人士的“幻想”而心怀叵测者亦不乏其人。数年前，这位最有身价的女企业家在吕宋岛曾被一帮匪徒绑架，匪徒的目的当然是白花花的银子，且要求的数字以亿计。郑家当然不愿被如此要挟，但为女儿家的性命，除了给钱一途外，只有动员尽速救人。郑家采用的是后者，雇佣了无数枪击好手，经过数昼夜枪战，在毙匪十数名后，才救得美人回归。为了保有其庞大产业，也为了郑家在大笔资金转进台湾时能不被那里虎视眈眈的“幻想”份子侵蚀并吞，有人说郑家大小姐想嫁给蒋孝武，但这段姻缘没成。
还有人说，郑家在菲岛结交权贵本可稳定自己根基，但它最大靠山却是当时的反对党的阿基诺一人，自从阿基诺返国并被暗杀于机场后，郑家顿失依恃，不得不暂退出吕宋，而把财产转移到台湾，以保其财产基业。然而将庞大资金转移，若无大靠山则很难实现，为万全计，政治联婚当然是一最可行的好办法。例如，权势与金钱的结合，当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就是如此。蒋孝武与她的瑞士籍夫人离婚，或许与他的政治前途有所关连。而他与郑绵绵的神秘婚姻，也有这个权势搭配的重要因素。可借这段婚姻中属于“地下”阶段。据说按郑绵绵的生辰八字，她的定情年当在2年之后，而在这期间，却又传出蒋孝武与蔡惠媚秘密同居，以至在新加坡结婚的消息。这样，蒋孝武与郑绵绵恋情也就不了了之。
1986年，蒋孝武奉派前往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
台湾驻新加坡的机构，正式名称是“驻新加坡共和国商务代表团”。
蒋经国把亲生儿子外放，是有其打算的。
（1）为了实践诺言。在各方早已盛传蒋孝武羽翼已成，终将继承权位的情况下，蒋经国特别在1985年12月发表演说，坚定指出蒋家的人不会也不能继承权位。但是，这一演说显然未能澄清疑云，依然有人在指责蒋孝武揽权固位，暗中建立未来继承体系；海外也有舆论说蒋孝武势将接班。看来，演说已挡不住众人的猜测了，只有拿出“行动”来，才能堵住众人之口。
（2）不想让儿子为人利用作为政治工具。热衷攀龙附凤的人物大有人在，有些惯在台湾社会拉关系、搞风雨的政治投机分子以及一些与帮会有牵连的鸡鸣狗盗之徒，他们一直包围在蒋孝武身边，为他筹谋划策，想及早建立一个以他为中心但自己早晚也能进来的政治体系。因此，为了实践自己诺言，也为了爱子不至为人利用，才决心干脆把儿子送到新加坡去，也好让他在外面多阅历一番。
蒋经国之所以替儿子选择新加坡，是因为台湾与新加坡关系非常微妙，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经常来台北，他的母亲更不时喜欢到台湾小住，1985年11月以前，李光耀来台北，轻车简从，绝对保密。早在蒋经国任“行政院长”时，这两位便已成为相当亲密的好朋友了。每次李光耀来，蒋经国总是陪着他到处走，台湾本岛及外岛几乎走遍了，连大陆脚下的金门，他俩也常去。李光耀一到那里，总会流连忘返，尤其是一到“民俗村”，一看到排列十八般武艺及中国功夫的武术馆，李光耀便会沉醉其中，忘了时间。经常是时间已到，飞机将要起飞，随侍人员已在催驾，而蒋经国总是很有耐心地说：再等一会儿，让他再多看一会儿。基于上述的交情，蒋经国要把儿子外放，惟有新加坡最令他放心，也惟90有新加坡对蒋孝武最欢迎。这可能是蒋经国为何将蒋孝武“放”到新加坡的最主要理由。
就在蒋孝武奉派为台湾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后的第二天，台北《自立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记与蒋孝武的几次长谈》的文章，文章谈到蒋孝武10月前离婚希图再娶的事而引发出蒋孝武对续弦择偶的牢骚。可是，却又为蒋孝武来了一次善意的隐瞒--明明知道蒋孝武已经有了一位本省籍的蔡姓红粉知己，却始终不着点墨。
据了解：蔡小姐端庄嫡雅、本来相当外向，活泼大方，可是自从跟蒋孝武成了密友之后，收敛多了，而且她也知道蒋孝武本人并不喜欢抛头露面，所以她也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因此，很少有几个人，见过蔡小姐的庐山真面目。不过，见过蔡小姐的人都说：蔡小姐身材不高，是一位袖珍型的小姐，相当健美，且妮娜有致，少施脂粉，淡扫蛾眉，娟秀至极，很讨人喜爱。春节后，蒋孝武赴新加坡前，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马树礼及中央党史会主任委员秦孝仪，曾经先后请蒋孝武跟蔡小姐吃饭。说是吃“春酒”也好，说是为蒋孝武饯行也好，反正那餐饭吃得宾主尽欢，蔡小姐也因此而特别“曝光”。
蔡家虽是台籍家庭，但家风十分洋化，蔡小姐从小就读于美国学校，洋名“蜜雪儿”，中文名叫惠媚。蜜雪儿芳龄18岁时，某日与友人在圆山俱乐部咖啡厅闲坐，蒋孝武与朋友路过，一见钟情，立志苦追这个年龄足以当他女儿的俏人儿。当时蜜雪儿正值如花年华，慕名追求者不在少数，年龄与条件相当者也不少，蜜雪儿眼界高，加之以蒋孝武年龄稍长，又有过一次不愉快的婚姻，蜜雪儿并没有把这台湾第一家族的公子爷列人考虑对象。然而蜜雪儿毕竟是富于魁力的，蒋孝武不顾阻力，仍勤勉紧追不舍，接送如仪。蜜雪儿自美国学校毕业后，原打算到美国读书，暂时避开蒋孝武的热烈追求，然而申请时保密不够，被蒋孝武中断。蜜雪儿身边的追求者-一知难而退。蒋孝武的“一往情深”，终于扰乱了佳人的芳心，就和蒋孝武好了起来，同居在一起。蜜雪儿悄悄成了蒋太太，随蒋孝武到新加坡上任，但这件事是否禀报过蒋经国夫妇，却成了一个谜，据说新媳妇并未见公婆就出了台湾。另外，据说蒋孝武的这位红颜知己蜜雪儿也卷入了台湾一桩大丑闻之中去。这就是“佳山工程”的大骗案。“佳山计划”是军方从1979年就着手筹划的，起初是由军方的航测单位空中摄影，拟定计划。台湾军事单位的军事计划一向被视为“最高机密”，局外人当然不能得知，但是由于“利欲熏心”，居然有人利用“军事机密”到处招摇撞骗，最后有许多人因此吃上官司。其所牵连的人有平民、有军人、有高官、也有贵族包括蔡姓家人。据传蔡小姐通过蒋孝武的关系拿到“佳山地区”的通行证，而蔡小姐的家人便以此在外面声称他们可安排这项工程的发包，向人索取了5000万元，“佳山计划”更因此而泄露了出来。当然，知道蒋孝武有蔡小姐这位红粉知己的，自然不敢追究，并且网开一面。吴丰山不愿为此而让关心蒋孝武的人士，同声一贺，但消息灵通人士已透露，蔡小姐已经秘密赴新加坡，与蒋孝武“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消息于1986年4月11日传出。蔡惠媚成了蒋孝武的新夫人。
蒋孝武掌握台湾情治机构，是蒋经国有意栽培之举。但蒋孝武却难成大器，一是因为他资历浅、声望不高，二是因为他性格乖张骄横、喜怒无常，很难造就。此外，最主要的是，自从台岛解除“党禁”之后，“家天下”的模式已经过时，不为公众所接受。所以，蒋经国也无意让孝武接自己的班，而放手任其“凭本领吃饭”了。
蒋孝勇生于1948年10月27日，现年48岁，近年来，他也是各方喜欢谈论的人物之一。
蒋孝勇中学毕业后即进入陆军官校，如果军校能顺利念完，他应该是1972年毕业，不过，他陆校并未念完。原因是身体不好，足踝受到重伤。
蒋孝勇在1968年一进陆校就断了腿，在蒋介石的遗集中，找到两封有关此事的信件。
1969年2月24日的这一封信说：
“勇孙：昨天电话未尽所怀，如你足疾久不愈，恐难成为健全的军人，实为我半年以来最大之忧虑，乃非言语所可形容也。现在既然如此，只有一切听从医生之言，凡使你足疾能愈之办法，都得照办，再不可有勉强“充好汉”之行动，手携拐架，无论上课或上餐厅，亦只有提用，勿以为羞是要，石膏如未得医生许可，亦不应拆除，虽不方便，亦只有恕之。若非如此持以自制与勉强行之，则恐难望痊愈了。务希切实遵办，再不可自充好汉。切见毋忘。1969年2月24日祖父母示。”
第二封信是同年3月14日，内曰：
“勇孙：你上次来信，我已接到了，祖母亦甚高兴。昨问你已病入医院，不胜系念，今特写信交武孙带来慰问，如你下周仍未痊愈，我与祖母就要南来看你，想与你同住几日。在西子湾养病或比医院为佳易愈也。余不多言，望早痊愈。祖父母，三月十四日晨。”蒋孝勇在军校念书时，由于身体不好而成了特殊学生。校长和教官也都为此困扰，不过蒋孝勇和同学似乎还处得很好，放假时他常会请同学去西子湾蒋介石行馆作客；蒋孝勇喜欢养狼犬，西子湾行馆里就有好几条他当时养的狼狗。
后来，蒋孝勇在军校念不下去了，于是办转学，转到了台大政治系，在这里他倒念得很顺利，因此他的学历是台大政治系理论组毕业。在台大政治系这段期间，蒋孝勇颇为活跃，而且为人也很豪爽，当时台大政治系出系刊找不到财源，蒋孝勇曾自告奋勇，挂上“业务顾问”的名义，以他的身份找人要广告，遂使系刊顺利出版。
蒋孝勇在大三那一年和当时的“公路局”方副局长之女方智冶结婚，时为1973年7月23日。
蒋孝勇毕业后，蒋经国似乎也一直在栽培他，不过栽培的方向则似乎是在党营和公营的生产事业方面，当然这又是和赵聚任和严孝章两位叔叔分不开关系的。
蒋孝勇在这个财务生产系统上，地位逐渐变得重要；中兴电机和“中央玻纤公司”这两个主要的党营生产事业都由他主管，他以前是中兴电机总经理，董事长是林挺生，后来升为董事长。至于。中央玻纤。，董事长是台北市前工务局长张孔容，蒋孝冷是总经理，技术性工作则由军中退下来的刘正才负责。因此，蒋孝勇才分别担任电机公会理事长，以及玻纤强化塑胶技术协进会的理事长。除了电器、玻璃纤维方面外，蒋孝勇在中兴工程顾问公司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兴工程顾问”是顾问工作，政府都是透过中兴工程顾问公司和外国公司联络，每笔生意也都是大生意，除了这种大生意，它也在国内营造圈从事许多工程的转包。
蒋孝勇被父亲安排的生活道路似乎是财经为主。可是，无论蒋经国怎样刻意安排，蒋孝勇也仍然和他的二哥孝武一样，需要磨练自己的地方太多了。蒋孝勇出生时，他的父亲还在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任上，而且正处于“打老虎”未成，进退失踞的尴尬境地中。再加上当时蒋家王朝在大陆上的败局已定，其祖父蒋介石正在筹划着下野大事，所以，这位“三皇孙”降生之初，并没有得到多少宠爱。随祖父迁往台湾后，蒋孝勇的生活环境大有改观，人们把他当贵公子看待，恭维、宠爱有加。但蒋孝勇生活温顺，对待同仁和长辈都很谦逊，所以，他给人们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
蒋介石也许是因为到了晚年的缘故，对蒋孝勇十分溺爱，而蒋经国对这个小儿子却处处严格要求。孝勇在校读书时就特别喜欢养狗，步入社会后，台湾的养狗爱好者们投其所好，鼓动他出面成立养狗协会。这件事被蒋经国知道后，大发了一顿脾气，责令他从此断绝这种念头。另据传闻，在国民党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曾有人向蒋经国进言，把孝武、孝勇兄弟二人拉人“中央委员会”，遭到蒋经国的拒绝。后来，在初拟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名单上，有人还是把他们兄弟二人的名列在其中，结果，蒋经国在审阅时又提笔删掉了二人的名字。在这一点上，蒋经国算得上是一位比较成熟的政治家，他至少明白怎样做才是爱护儿子的政治生命。
蒋孝勇与方智。冶结婚，双方是自由恋爱，并无其它背景。当年，他们的长子蒋友柏出世，从时间上看，似乎是先孕后婚的，不过，蒋介石对这位“三皇孙”的婚事还是比较满意的，他们成婚，还让新闻界发了专稿，并配发了照片，这在蒋家第三人的婚事中是从未有过的待遇。
方智怡的父亲方思绪，是他的女儿嫁给蒋家之后，平步青云，当上了台湾“高速公路局”的局长。而在此之前，方思绪只是公路工程队的一名队长，一个技术人员而已。“自古攀龙客，都为福梁谋”，蒋孝勇与方家小姐的婚事，自然是双方恋爱的结果，方思绪并无“攀附”之嫌。但毕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方思绪之迅速升迁，一时曾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1989年3月，在台湾工商界一直很活跃的蒋孝勇向其自任董事长的“中央电机公司”请了一年的长假，举家迁往加拿大，此时，距离乃父蒋经国离世才只有一年多一点。临行前，蒋孝勇对记者表示：蒋家的过去和中国的近现代史似乎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总要打个休止符。言谈间，他仿佛是因为父亲去世后公众社会对“前总统”的一些批评感到难以忍受，所以才决定离开台湾。对于日后的发展，他只表示“我只是尽我自己的本分，做我自己该做的事。”
蒋经国的一对不姓蒋的儿子--章孝严、章孝慈，是蒋经国1942年在江西与章亚若非婚所生的一对挛生兄弟。
章氏兄弟出生不久，生母章亚若便病逝。出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也为了不损害蒋家的名声，章氏兄弟不仅未能正式进入蒋家，甚至连姓氏也只能从母姓。
章氏兄弟的长兄章孝严曾任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香港报纸在评论蒋家第三代的孝字辈兄弟时曾说：论学问和才干，庆属同父异母的章孝严。章孝严从台湾“外交部”基层干起，经过考试和学习，曾担任过台湾驻美国“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和二等秘书；1979年与钱复、宋楚瑜等在台湾参与和美国代表关于“实质关系”的谈判；此后担任过科长、副司长、司长和“北美事务协调会秘书长”，对“台美关系”及“台加关系”起许多实际作用。由于章孝严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法语，因此台湾舆论界都称他是一位“双声带外交官”。
章孝严又是个处事冷静、反应敏捷、精明强干的人，舆论界都认为他“提升潜力很大，外交前途未可限量。”
章孝严乐于与外界接触，不拘小节，开朗敢言。多年来，他并不忌讳别人谈论的家世。不过，他不愿别人过于张扬。
1988年5月，章孝严在接受台湾《远见》杂志社记者采访时，曾经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成长过程。他说：
……我民国三十一年出生在桂林，三十八年跟家人来到台湾。
童年时期，正值抗战，大部分时间都在东奔西跑，曾经去过重庆，也到过南京、贵州。我的大舅舅在贵州铜仁县当县长。最长一段时间是在江西南昌度过的。在那里上了一所教会小学校。叫做弘道国民小学。
母亲在我和弟弟出生还没满月就过世了。所以我对母亲也只有靠日后获得的一些照片来建立一点印象。许多人传说母亲在三十八年（1949年）时还跟我们到台湾，也有人说抚养我们到某一年龄才离开的，这都是错误的。
虽然母亲早逝，双亲没有办法在身边，可是我觉得童年并不缺少爱。外婆的爱意与舅舅的关切，把父母留下的真空填补起来了，而我的人格也还得以正常发展。今天我特别怀念外婆。在那段日子，她把所有的精神与爱护都放在我和弟弟身上，抚养我们。
当记者问道章孝严在成长过程中，有无特别人士相助的问题时，章孝严说：
有人传说我小时候是由某一位先生或某两位先生帮忙抚养过的，甚至说我是由某一位先生抚养长大，这是不正确的。把我抚养长大的就是外婆和舅舅。
当然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是有少数一二位先生在经济方面设法帮我们改善。
为什么到大学时还那么穷困，很难令人了解。我跟孝慈缴学费甚至都要求延期，希望学校能批准……我觉得到现在，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件事，应当是我国的考试制度。如果没有健全的考试制度，我不知自己如何进高中、进大学、进“外交部”。想入“外交部”都是硬碰硬的竞争，必须参加特考，或者先在国外拿到了学位，由人介绍以专员的名义进来。可是从我当时的情况来看，我不相信有任何人会愿意出面帮我的忙，介绍我进入“外交部”。我先参加外交领事人员乙种特考进入“外交部”。过了几年再参加外交领事人员甲种特考，也以很好的成绩通过。
在这里，我要顺便提一下我从来没有公开说明过的一件事。
有人认为，我进入“外交部”后，发展比别人快得多，是因为有某种关系的缘故。可是在这里我可以很坦诚地讲一句话，这种看法并不是我所感受到的。换句话说，我不认为我进“外交部”，然后逐步升迁的机会是由某种关系而产生的。我倒觉得很多地方……就算有某处关系好了，与其说它对我有所帮助，还不如说对我有过阻力！
提到那个关系俄一直到今天都不愿意公开说明。过去我也没跟任何人说过。我在“外交部”那么长时间，到最近几年，别人才有所风闻。记得……奉派到比利时对，没有人知道章孝严是谁。
章氏兄弟的身世，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一直是为蒋家所讳莫如深的，外界也一直当作一个谜来猜测。当年章亚若去世后，蒋经国通过亲信与章亚若的母亲周锦华商议，请她由赣州迁居万安，在那里与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一起照顾孝严、孝慈两兄弟。万安地处偏僻，远离尘嚣，物质条件虽然比较贫乏，却是隐居遁世的好地方。周锦华在茫然伤痛之际，又要负起抚育这一对双胞胎外孙的重任，在这种情形下，她也只有听从蒋经国的安排了。
1942年冬天，周锦华接到儿子浩若的来信，他要母亲准备行装，到贵州的铜仁去团聚，因为当时章浩若即将赴铜仁担任县长。孝严、孝慈两兄弟随外婆远赴铜仁投奔舅父的那段时间，周锦华与蒋经国之间仍保持着比较固定的联系。小兄弟俩入学时暂时改姓章，也是经过蒋经国批准的。后来，周锦华曾带着小兄弟俩到南京去与蒋经国会面。
自1945年底至1949年初，大约平均每隔半年左右，蒋经国就会通知周锦华，安排两兄弟与他相会。章家随蒋家抵台后，在新竹安了一个家。赴台后，章家的生活一落千丈，从原先的县长之家变成了离乡背井的难民。周锦华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带着孝严和孝慈默默度日，从不主动向蒋经国开口求助，她决心自食其力，扶养亚若的两个孩子长大成人。
1961年，周锦华去世。当年，孝严和孝慈同时考入私立东吴大学。那一年的年底，兄弟俩终于从王升的口中得到确实的证明，知道了自己的生父就是蒋经国。从此，兄弟俩从完成大学的学业、成家、就业，两人的一切都由王升转告蒋经国，蒋经国对这兄弟俩的每一项进步都感到无限欣慰，并一再给予他们各方面的支持。据说，章孝慈赴美深造的费用就是蒋经国补助的，章孝严的长女友兰。次女惠悔的命名，系依照蒋家习惯，以花朵名称为女孩命名，至于独子章万安，则是蒋经国特别交代，为纪念孝严和孝慈的出生地而命名的。章孝慈的儿子章劲松和女儿章友菊，也都是蒋经国亲自命名的。由此观之，这等于非正式地将孝严、孝慈纳入了蒋家第三代的行列中。据说，蒋经国去世前几年，对孝严和孝慈兄弟俩的关心日益深厚。蒋经国晚年目力不好，他特意将孝严、孝慈两家的全家福照片放大后带在身边，闲暇时经常拿出来观看。
由于蒋经国这一特殊的背景，章孝严于1967年进入“外交”界后，平步青年，官职屡升，直至担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之职。1988年底，他调任国民党海工会主任。1988年7月，中国国民党第十三届全会上，章孝严、章孝慈均以较高的得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至此，蒋经国与章氏兄弟二人的父子关系也就等于得到了公开的承认。
据台湾报纸报道，1990年1月12日晚，章孝严和蒋孝武一起在台北市来来饭店的一个宴会上露面，公开承认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在这次宴会上，蒋孝武当着大批记者的面坦然谈到，他与孝严兄弟本来就是手足，而不是什么“情同手足”。他还说，这是我们自家的事，今后希望外界不要再把这个当成问题。
章孝严的孪生兄弟章孝慈，比较起来，更具有学者风度，接人待物显得沉稳内敛。
章孝慈的求学过程十分独特。从新竹义民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东吴大学中文系，得到文学士学学位后，再转系进入法律系，从二年级基本法绪论读起，完成了法律系五年的课程。因此，章孝慈连续念了八年大学，比常人多出了一倍的时间，而且得到了两个学位。其后，章孝慈又到美国德州教会办的南美以美大学就读，获政治学硕士；随后又至杜兰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再留学攻读，终获法学博士学位；直到34岁才完成这段旷日持久的求学经历。
章孝慈对于自己冗长的求学生涯，认为是一种对知识的追求与热爱，并谦虚的表示“学位与学问没有必然的关系。”
这位获得多种学位的学者，同他的兄长一样，因母亲早逝，自幼靠外婆和舅舅抚养，生活比较艰难。他曾说，从小他家人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真正要做好事情，就要念很多的书。在美国求学时间，他有6年是靠暑期打短工维持生活，交纳学费，他还做过保全公司警卫，在餐厅打过工。
1978年，章孝慈自美返台，任教于东吴大学法律系，两年后接任法学院院长职务，1986年接任东吴大学教务长职位，仍兼法学院院长至今。
在东吴大学校长杨其铣眼中，他一手提拔的这位教务长，头脑细密，办事有步骤，讲话有条理，思路清晰；平日虽然不大爱讲话，但教学、演讲都不错。”
章孝慈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当然，他并非不懂政治，也并非对政治完全没兴趣。事实上，身为法学博士的章孝慈，对政治自有他自己的理念与想法。
也许正是基于此种原因，章孝慈一直刻意回避自己的身世背景，直到蒋经国逝世时，曾仍然否认他与蒋经国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他与其兄章孝严的观点不同。章孝严认为必须彻底澄清，才能杜绝流言的伤害，而章孝慈则基于为人子的“孝恩”，出于“保护先人的声誉”，总是直觉的否认这层关系。直到蒋经国逝世近5个月后，章孝慈才坦然表明说：
“他是我父亲！”
正如蒋孝武向新闻界宣布的那样，从此，章氏兄弟与蒋家的关系已经得到确认。据说，目前奉化溪口蒋家的族人正准备在下一次修族谱时将章孝严和章孝慈兄弟二人录人族谱。
1996年2月24日，一年多以前在大陆讲学时突然病倒的章孝慈先生病逝于台北，终年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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