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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的抗日决心是比较坚定和专一的，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表现也是比较积极的。毛泽东曾对此作了高度概括，他指出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抗日的确是比较努力的。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12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了抗战大计，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8月2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授权蒋介石组织大本营，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以统一指挥各个政党。当时蒋介石认为中国尚未对日宣战，不必另设名目，遂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
南京失守后，1938年春才正式打出蒋介石为陆海空军最高统帅的旗号，同时任命何应钦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蒋介石将1937年7月至10月这段时间划为抗战第一期，对这第一期的抗战概貌，陈诚曾有总结：
第一期之作战，为我抗战最困难之时期。敌挟其优势军备，图以“速战速决”之战略，行连续不断之攻击，以歼灭我野战军，夺取战略要地，迫我屈服，我在持久战方针指导下，必须阻止敌之攻势，消耗敌力，且保持我之主力。故对敌之大攻势，仅能作战略上守势，与战术上攻势，以消耗打击敌之战力，而求以空间换时间。同时以我装备关系，不能在华北平原行决战，因此在华北方面，沿津浦、平汉、平绥。同蒲各铁道交通要点，行纵深配备，多线设防，以主力毅然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就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此役强韧之作战，大出敌作战指导预想之外。以战略观点言，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也。由此战役演成之结果，使敌人被我诱引，不得不逐次被动增援，而形成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我战略上最大之成功。
淞沪会战后，敌乘势迫南京，并以一部迁回芜湖，我为改变不利态势，乃以离心退却，诱敌北上。至三月问，演成徐州会战，敌以南北夹击之姿态，被我由合肥方面之威胁，阻止南路敌之暴进，乃对北路之敌，造成台儿庄大捷。其后，敌图遮断陇海路，经力图挽回，掩护大军撤退，旋敌被阻于河汛，乃改变其作战轴线，转由长江两岸溯攻武汉，复鏖战五月之久，使我争取有利时间，而转入第二期作战。
陈诚的这一概述，基本上说明了抗战初期蒋介石指挥军队“守土抗战”的情况。无论其军事方略正确与否，总之他是在一心一意地抗日。不仅军事上如此，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其政治上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是主张积极抗日的。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务问题和施政方针等问题。
关于党务问题。决定实行总裁制，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实际的大权和领导重心在蒋介石1人手中。这标志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独裁地位进一步强化，权力高度集中。与此相适应，大会强调党制，规定了调整党政关系的原则：一，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二，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的形态；三，县市采取党政融化的形态。大会决定取消预备党员制。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还决定增设中央调查统计局，以加强特务统治，对内外严密监控。
关于施政方针问题。大会制定了《抗日建国纲领》，通过了《组织国民参政会案》、《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以及推行兵役制度等重案。这些都体现了国民党的工作重心向战争时期转移。其中最主要的是《抗战建国纲领》的制定和国民参政会的设立。
《抗战建国纲领》总则规定以三民主义为抗战行动及建国最高准绳，以蒋介石为全国抗战力量之领导。外交项目中规定了“独立自主”、“和平与正义”条文，体现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精神，如有：“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在军事项目中，规定加紧军队政治训练和民众武力训练、并“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政治项目中，规定改善政治机构以适合战时之需要，严惩贪官污吏，并组织国民参政机关。经济项目中，规定“以军事为中心”，发展农业、工矿业，实行战时税制，改革财务行政，整理发展交通事业，调整和管理内外商业和贸易等，并提到“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民众运动项目中，规定了在有限范围内发动群众抗日，组织群众团体。教育项目中，规定实行战时教育，训练青年、妇女及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为抗战服务。
《抗战建国纲领》体现了国民党抗战初期进步的政治主张，与抗战前国民党的国策相比，无论是从对外的抗日政策方面或是对内的政治开放方面，都有积极推动力和相当大的进步性。
但是《抗战建国纲领》自始至终强调全国在国民党及蒋介石的领导下，以三民主义为准绳，片面要求全国“摈弃成见”，，这表现出国民党顽固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这些是不利于发动各阶层人民抗日的。
尽管如此，由于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有其积极的一面，所以共产党和各党派对它采取了赞助支持和善意批评的态度。如果蒋介石真正将其中有积极意义的条文付诸实施，中国各党派还是拥戴蒋介石的，中国的抗战局面和政治生活亦将有所改观。
抗战期间设立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容纳抗日党派并允许各抗日党派代表议论国事的机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共200名。其中国民党89名；共产党7名；中国青年党7名；国家社会党6名；社会民主党1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员委会1名；无党派者89名。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副议长张伯革，均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在200名参政员的实际政治分野，从上面的数额看，国民党占有绝对优势。
国民参政会的职权，按《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但《条例》又规定：参政会的决议案，要“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能实行。换言之，国民参政会决议案，对国民政府无任何约束力，只是一个咨询性机关。
尽管如此，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对于一向不许其他党派和广大人民过问国事的蒋介石来说，毕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各抗日党派可以借参政会提出自己的政见，宣传抗日主张和政策。共产党的7名参政员、除毛泽东外，其余6名中的王明、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都出席会议。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在会上都积极认真地提出有利于抗战的施政方针和建议。
在抗日战争的第一个阶段，蒋介石在军事上采取的是战略守势，即所谓“守土抗战”，为一城一地，曾与日寇作拼死争夺。南京失守的当天，蒋介石发表了《为我军退出南京宣言》称：“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的国策，其惟一意义，实只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日之决心。”
南京失守后，津浦线就成为日军攻击的新目标。日军渡江北进，意图进占山东，打通津浦路。当时，津浦路北段的仗是韩复榘指挥的，打得比较糟糕，韩所部与日军几乎是一触即溃，以致连连失误。韩也因此被蒋介石枪毙。关于这什事，有关的记载是这样的：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是当时日寇进攻的重点。国民党对抗战的态度也比较积极，特别是中下层军官和广大士兵表现出了抗日爱国的精神。在抗战中，因“违抗命令，擅自撤退”而被蒋介石处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只有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命韩指挥的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但韩一心只想保存个人实力，在日寇仅以少量兵力进攻山东时，韩竟不加抵抗，率部撤退。1937年12月22日，韩复榘放弃济南，接着放弃泰安和济宁，一口气退到鲁西南矩野、曹县一带。
1938年 1月 11日，蒋介石到河南开封召集北方将领会议，邀韩复榘到会。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他一开口讲话就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令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你负担！”韩复榘以资格老一向做上，他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上去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呢？”韩的话还未说完，蒋声色俱厉地截断韩的话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还想反驳，他身旁的刘峙即劝着韩走出会议厅。蒋介石早在外面布置好军统特务，遂将韩逮捕，押回汉口，经军法处会审，于1月24日将韩复榘枪毙在关押他的房子里。
韩复榘身为一省之长、集团军司令，竟不顾民族安危，为保存自己的实力，拱手将大片国土让与日寇，理就受到惩处。从这点来说，蒋介石处决韩复榘也是对的。问题是蒋介石枪毙韩复菜不只是因为韩“违抗命令，擅自撤退”。抗战中“擅自撤退”的国民党将领，岂止韩复第一人，比如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刘峙，在韩复榘丢失济南的同时，刘峙也是在日寇到来时仓皇南逃，丢失了保定和石家庄，但并未受到蒋介石的惩处，反而在开封会议上帮助蒋介石逮捕了韩复榘。蒋介石如果真能不论亲疏、秉公执法，有“擅自撤退”的将领一律惩处的话，真可“使抗战阵营中精神为之一振”了。
蒋介石一定要处死韩复榘，另一个原因是韩与蒋矛盾很多。首先是韩继骛不驯，对蒋不能俯首听命。最使蒋痛恨的是，西安事变蒋被扣时，韩曾发表“《马》电，对张学良、杨虎城表示支持。尤为重要的是韩放弃济南之后，曾派人联系四川省主席，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预谋联合倒蒋。刘湘一直是在四川割据称霸的军阀，蒋介石战败退出南京，宣布迁都重庆，刘湘即有拒蒋入川之意，遂与韩复榘接触策划反蒋。此事正进行中，被蒋侦察到，于是决心除掉韩、刘。韩复榘被扣时，刘湘正在汉口住院治疗胃溃疡病。蒋介石派何应钦到医院去见刘湘，告诉刘湘韩复榘已被扣押。刘湘知反蒋事已泄露，何应钦走后十分钟，刘湘大口吐血，昏迷不醒，三天以后死去。
蒋介石在抗战初期除杀掉韩复榘之外，还曾数度杀人以惩诫作战不力者。就在扣押韩复榘的当天，蒋介石当众宣布了一个《作战惩罚办法》，计10条。同时宣布了《作战奖励办法》，也是10条。他训示说：“这一个办法颁布以后，各位就要转告部下一般官兵，使他们个个都能透彻了解，大家从此格外惕励奋发，努力抗战。凡因忠勇战斗而牺牲的，本委员长一定本着至中至正大公无私的精神，转请政府，尽量补充以优奖励。”杀韩复榘后，确实“振奋了士气和民心”。韩伏法后，其职务由孙桐宣接任，第三集团军士气大振，在战斗中屡有上佳表现。
1938年3月，日军大举南犯，企图会师台儿庄，后攻徐州。台儿庄属山东峰县，扼运河的咽喉，清代曾有江淮糟米400万石由此北运，枣庄煤田靠此地出口，从台儿庄到徐州，走津浦铁路只有一百四十公里，走陇海铁路仅仅一百公里。由于临沂一仗，将日军两个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矾谷师团孤军深人。临沂战斗是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和庞炳勋的军团打的。先是庞炳勋军团在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板垣师团不支，仓惶撤退。庞炳勋，张自忠两部合力穷追一昼夜，敌军无法立足，一退90里，缩人富县县城内，据城死守。沿途敌军尸横遍野，器械弹药损失尤大”。冯玉祥在后来称赞这一仗说：
“张自忠将军在山东临沂打了胜仗，日本人的大队攻临沂城，守临沂的是庞炳勋。双方打得很厉害，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的勇敢！正从日本的右侧背用了一个拦腰截击的办法，把日本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这时，蒋介石又将第一战区的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队调来守卫台儿庄。
1938年3月24日，蒋介石亲自和白崇禧来到徐州和台儿庄“指示机宜”。自3月24日至4月3日，日军矾谷师团主力全被孙连仲部队吸引在台儿庄的附近。在此期间，围绕台儿庄的战斗极为激烈。日军全力以赴，倾其所有兵力，并动用它的优势之炮兵和机械化部队，对台儿庄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孙连仲部队的池峰城师以与台儿庄共存之之决心，奋勇抵抗，反复肉搏，虽然台儿庄城塞被日军占去了四分之三，但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屹然未动，死力支撑，以待机动兵团对日军实施包围。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对这段历史有一个生动的叙述：“孙总司令要求与我直接通话。孙连仲说：‘报告长官，第二集团军已伤之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孙总司令说得如此哀婉。但我预算汤恩伯军团，明日中午可进至台儿庄北部。第二集团军如于此时放弃台儿庄，岂不功亏一篑。我因此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连仲知我态度坚决，便说：‘好罢，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孙总司令和我通话之后，在台儿庄内亲自督战。死守最后一点的池师长峰城，又来电向他请求准予撤退。孙连仲命令他：‘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
在这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最后是汤恩伯的集团军赶到，李宗仁又亲临指挥对日军矾谷师团的歼灭战，台儿庄之战终于以我方的胜利而结束。日本军队全军魂飞魄散，狼狈逃窜，溃不成军。矾谷师团长带着他的残兵败将万余人突围逃往峰县，闭城死守，已无丝毫反攻能力。
这一战役，日军死伤二万人以上，李宗仁对这一仗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说“台儿庄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
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说，当时蒋介石对台儿庄胜利的宣传作了如下指示：
“一、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因此次胜利带来骄傲。
二、长期抗战主要在于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刻认识，以免对持久心理发生不良影响。
三、努力阐明本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等之重大意义。
四、所有宣传应努力报导事实，慎勿夸张。
五、对敌加以笔伐之时，应止于攻击日本军阀，决不可对日本皇室及日本民族有所诽谤。”
台儿庄战役，的确是我国抗战以来所取得一次空前的重大胜利。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当时曾在武汉举行了盛大的火把游行，全国军民的抗战精神为之一振。
但是，台儿庄大捷虽然是一项很大的战役胜利，却并没有起到扭转中国整个战局的作用。可惜，对于这一点，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军政人员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包括最高统帅蒋介石本人在内，他虽然嘴上说“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因此次胜利带来骄傲”，但那只是从宣传角度上讲的。实际上，台儿庄一战，也使蒋介石陷入了对当时形势的错误估计的误区中。他在向官兵的训话时说：“今敌在台儿庄大败以后，必忿而向我报复，但其实力有限，仍是投机战略。只要我能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终必更获大胜”。正是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蒋介石不顾实际情况，盲目地向徐州地区增兵20万，使这一地区的兵力合计达到60万之众，意在挟台儿庄大胜之威，进一步扩大战果。而这时，日寇却放弃了津浦路的正面进攻，以其强大的、机动性很强的机械化部队从两侧迂回包抄，使蒋介石“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的作战方略落空，60万大军一下子陷人极其被动的境地。无奈，只得于5月19日放弃了徐州，转入对武汉的保卫中。
徐州弃守之后，因第一战区主力有陷入日军重围的危险，蒋介石即命令第一战区主力部队向平汉路以西撤退。6月6日，中国军队弃守开封。
为了保住发发可危的郑州，蒋介石竟批准了掘开黄河大堤。使黄水泛滥以阻止日军进攻的方案。6月7日，黄河铁桥被炸毁。6月9日，郑州北面花园段黄河大堤由人挖、炮轰，打开了宽约两丈的缺口，一时洪水滔滔涌出，将堤口冲开百余米宽，黄河水汹涌咆哮，向东南泛滥，淹没了豫、皖。苏三省四十余县的1700余万亩平原耕地，计有90万人死亡，610多万人陷人了汪洋之中，由此造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
蒙受了如此巨大的损失，却没能阻挡日寇的进攻，日军调头转向南进，后又沿长江西上进攻武汉。蒋介石为阻挡日军沿长江进攻，将轮船装满石头，在马当附近沉入长江，堵塞了长江船道。可惜仍未起到阻挡日军的作用。6月15日，日寇攻占了安庆，7月15日，攻占湖口，25日九江沦陷。至8月初，长江北岸的日寇又攻占了宿松和黄梅。至此，日军完成了夺取武汉的军事部署。
武汉保卫战是从8月初开始的，双方在数千里的战场上，进行了近3个月的激战，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同仇敌汽，对日作战十分英勇。陆海空三军一齐参战，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蒋介石保卫武汉的决心是非常大的。7月18日，蒋介石在接见英国《每日先驱报》驻华记者史诺时说：“武汉必能坚守，而日军后方，因中国游击部队日益活跃之故，则将变为前线。”他又说：“纵令武汉将来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之毫末，相信保卫武汉之战，必使敌人遭受重大之损失也。”
为了推动蒋介石抗战，增强国共两党合作，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周恩来曾转交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亲笔信：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励，虽顽寇尚未戡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
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保卫战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国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精神空前高涨。撤退到武汉的各救亡团体，在保卫武汉的抗战中，更加积极地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广大市民支援前线。中国共产党参与其间，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他们的支持下，抗战宣传和抗日文化运动得到了很大发展，对宣传抗战、鼓舞人民坚定胜利的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宋美龄在参加抗战救亡的工作中，表现也一直非常活跃。武汉保卫战期间，宋美龄领导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自任指导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8年10月，日军为策应武汉的攻势和切断中国海上的对外联系，发动了对广州的进攻。10月12日，日军自大亚湾和大鹏湾登陆，21日广州沦入敌手。广州沦陷后，中国失去了唯一通往海外的门户，武汉方面的防守也已陷人危机之中。虽然广州失陷后，国民党余汉谋集团转至清远、横石、良口圩一线，意在阻止正面日军，但对于武汉局势已根本不起作用了，因为日军可沿粤汉铁路直达武汉。
10月22日，即广州沦陷后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10月24日晚，蒋介石偕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武汉，中途因飞机迷失方向而返回汉口。当第二天早晨4时蒋介石的飞机再度起飞时，日军已迫近汉口城外15公里处了。
10月25日，汉口弃守。
这时，日本对中国的情况分析是：“武汉攻略后，中国将利用其残存之西部数省，努力恢复其战力……今后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国民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自此，日本对蒋介石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政策。
武汉失守之后，日寇主力进入湖南北部，蒋介石以为日寇必夺取湖南长沙，在长沙的一次会议上说：“火车和火车头都向西南退，把铁路都挤满了怎么办？都烧掉算啦。”在这种“焦土战术”的思想指导下，他决定，如果日军进攻长沙，则将市内一切重要设施纵火焚毁，然后撤退。为此并将军队组成放火组。当时的命令规定：见市内起火便是信号，放火组便在全市一齐放火。1938年11月13日凌晨，未料南门外的伤兵医院失火，士兵们误认为就是信号，便一起放起火来。最为可恶的是，政府当局在事前不向市民预告，又没有疏散措施。一夜之间，大火吞没全城，到14日大火才熄灭。长沙城大部分房屋被焚毁，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长沙大火引起中外谴责。11月16日，从武汉逃到长沙南岳山中的蒋介石来到长沙，视察火灾状况，只见全市一片瓦砾。他要举行茶会招待外侨，亲自向外国人表达遗憾之意。可惜全城已被烧光，连茶叶也买不到。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下令将指挥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叶梯（黄埔一期学生、曾任蒋的侍从室二组组长、属蒋的亲信）、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三人枪毙了。
当时日寇已无兵力继续内侵，在占领湖南的岳阳后，就停止了进攻，日本人既然不进攻长沙，蒋介石本想把统帅部迁回长沙。如今长沙已付之一炬，蒋介石只好于12月初来到战时首都重庆。
蒋介石的这一次杀人，实在杀得不够光彩。本来，焚烧长沙、搞“焦土抗战”的命令是蒋介石本人下达的，到头来却把忠实执行他的命令的部下们给杀了头，实是不能服人。10月12日，蒋介石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交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蒋介石发了电报还不放心，又让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直接给张治中打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当时，张治中的心情十分矛盾，他在解放后曾说过：“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不安。一年来的工作，使我对湖南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怎忍使长沙人民的财产付之一炬？所以思潮起伏，矛盾苦闷。不执行是不行的。蒋当时是最高统帅，我是省主席，理应服从命令。……所以我只好照办，就将电令交给长沙警备司令叶悌执行。”
蒋介石预料敌情非左即右，日军本已无力南犯长沙，而他却以为敌必攻长沙，慌慌张张下令烧了长沙，却又嫁祸于部下，杀替罪羊以平民愤，实是不够“中正”。
武汉失守后，抗战第二阶段开始。陈诚曾有概述：
“在抗战第一期各战役中，敌既未能歼灭我野战军，达到速战速决之目的，自武汉会战后，我军已转入山岳地带，地形复杂，交通不便g敌机动能力大为减削，且连络线延长，兼受我游击队之袭击，补给运输益感困难，既因其自身已达战略顶点，无法前进，不能不改为战略守势。更因我作战指导之适切，敌虽欲以战术攻势打击我军，亦不可能。乃不得不改弦更张，实施以战养战，一面扫荡我沦陷区游击根据地，一面经常抽调兵力流窜，以攻为守，而我之作战指导，则为策动敌后游击，化敌后方为前方，同时发动局部攻势或反击，以加大敌之消耗，而抽调部队积极整训，加强战力，以为反攻之准备。迄太平洋战争爆发，敌战术攻势，并因其南进而改变，我则以游击消耗战，施行持久攻击，不断打击敌军，牵制其大部兵力。国军为抵制敌之战术攻势，曾创一以劣势装备抵抗强敌之典型法，即阻绝前地交通，改变地形，延长敌后连络线，逐次消耗之，然后依正面之强韧抵抗，转移主力于两翼，围歼敌人于顾其之地点；所有自二十八年三十二年之历次会战，皆依此而获得极大之战果。自三十三年以来，盟军在太平洋上之攻势，逐渐加强，敌海运威胁日形增大，我驻印军，以打通滇缅路之目的，横断缅北原始森林，对敌展开攻势；滇西远征军亦西渡怒江，策应缅北作战，着着胜利。于是敌为打通其所谓大陆交通线，从事最后之挣扎，于是豫中、长衡、桂柳诸会战相继发生，且进窥黔桂，此时本不难调回缅北劲旅，以挽颓势，只因滇缅路之打通，仅功亏一篑，乃毅然贯彻缅北作战计划，未为所牵动；三十四年一月，滇缅路率告打通，我反攻之气势乃起，迄五月间，实行局部反攻，进展顺利，正于七月间，谋配合盟邦行全面反攻，而敌于八月十日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乃光荣胜利。”
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敌我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此时把军事进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共领导的后方抗日根据地，以“共同反共”的口号引诱国民党，并辅以少量的军事进攻相威逼，期以挑拨国共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汪精卫叛国投敌，当了可耻的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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