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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不宣而战，突然向苏联发起“闪电式”的军事攻击。战争爆发的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声明，一方面申明其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一方面又着重强调，希特勒“侵犯俄国只是侵犯不列颠诸岛的先声……因之苏联的危险也就是我们的危险。”这就明确表示了英国的立场是站在苏联方面的。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发表声明说：“美国决定于可能范围内，全力援助苏联。”
当时美国和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在东南亚的殖民利益，一直在竭力避免与日本交战。此外，出于反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需要，英美等国也不愿看到日本长期把大量军事力量用于中国战场而腾不出手来进攻苏联。在此种背景下，英美等国试图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促使日本与蒋介石的重庆政权言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汪精卫叛国，日本又承认并支持江伪政权，独霸中国的苗头已经显现，美国出于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决定支持蒋介石与日本抗争。苏德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仍奉行“欧洲第一”的战略，对付日本主要是向中国提供物质的支援，希望能使中国撑持下去，与日本打到底，从而可以使美英等国不必与日本直接交战。甚至为了本国的利益，美国还接纳了日本派出的特使，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日本以从越南撤军和不侵犯南太平洋为条件，要求美国恢复对日通商，并继续供应日本石油、钢铁等重要战略物资。同时，日本还非常“委婉”地表示：不希望美国妨碍日中两国为和平而努力的行动。言外之意很明显，就是让美国支援日本而停止支援中国。当时由于美国奉行“欧洲第一”的政策，同时也为使本国有比较充分的准备时间，竟不惜抛弃中国，一度欲与日本签订协定。
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指示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转告美国政府，声称如果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封锁稍有放松或变化，‘断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同时，蒋介石又致电丘吉尔，要求他出面反对美日签约。丘吉尔很快作出反应，他致电罗斯福指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
宋美龄则利用无线电广播直接向美国呼吁：“我觉得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决不会因势乘便，以作便利自己的打算的……我们中国为了正义与人道，流血斗争，迄今已有4年半了。因此，我相信我们中美两国的友谊是建基于一致的理想上的……”
就在日美谈判进行中，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当时，美日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重庆，立即引起了一片欢腾：
街上差不多立即喧嚷起来；报童叫卖号外，人们从屋子里潮水般涌出来争相抢买报纸，他们拥挤在一起，喧闹声音盖过了车辆的嘈杂声。……军事委员会一片欢腾；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了一段京戏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作祈祷。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美国终于同日本打起来了，终于打起来了！现在中国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了。美国的钞票和装备将源源不断地流入；5亿美元，10亿美元……。现在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将大为增加。……至今美国将不得不支持蒋介石了……”。
上述这段文字是著名作家韩素音笔下的回忆，可见当时中国的百姓和军政当局对美日开战所持的态度了。
日本偷袭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从此开始。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在军事上利用中国抵抗日本、而自己不直接参战的如意算盘打不成了。在军事上，美国的参战将吸引大批在华日军，使中国战区的压力聚然减轻，这正是蒋介石所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难怪他竟然哼起了京剧以宣泄自己的兴奋之情。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蒋介石是12月8日凌晨才得知的。当时蒋介石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正住在重庆南岸郊外的乡间别墅里。凌晨4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打来电话，报告了这一“特大喜讯”。当天上午8点，蒋介石就紧急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决定向美国建议，成立中。美、英、苏、荷、澳等国军事联盟，并由美国作为领导。当日下午，蒋介石分别接见了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并将成立军事同盟的建议交给三位大使。
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由于苏联卫国战争正值紧张艰难阶段，所以斯大林表示无暇东顾，拒绝出席会议和参加联盟。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中方参加会议的还有何应钦与宋美龄。在会议上，中、英两国发生了争执。其时，英军早已人缅作战，但英国的态度很明确：他们之所以在东南亚打日本，为的是保护自己的殖民地，至于中国抗战的成败，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英方代表提出，应制订中、英联合作战方案，这个方案首先是保卫缅甸，因为缅甸是保护英殖民地印度的最后屏障。当然，中国也需要保住缅甸不被日本军队控制，因为缅甸是中国仅存的一条国外补给线，大批的美援物资要通过滇缅公路运往大西南。但英国却想把美国援华的物资据为己有，并在会议上公然以蔑视的态度对待蒋介石及中国军人。而且，在会议之前，英国已在未同中国打招呼的情况下，将美国援华的150辆军用卡车及大批弹药吞没了。对此，蒋介石却显得颇有绅士风度，他不与英国人争执，只说：“中英两国此时可算得上是患难之交，理应彼此互助互谅。运给中国的援助物资，像前次的卡车，贵国如需要借用，不妨与中国商洽”。这一番话，当场令英方代表面红耳赤，不再争执不休。
中国的抗战一开始，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即以大量军事装备及战略物资对中国进行援助。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过：“你想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会有多少日本军队脱身出来？那些部队会占领澳大利亚、占领印度，然后长驱直人，直捣中东……
”罗斯福认为，中国战后应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并成为抵御苏联的广阔空间地带，既然战后的中国会“站在我们这一边”，那么，现在就应该以大国之礼对待中国，亦即视中国为“大国”。
1942年元旦，联合起来共同对德、意、日法西斯作战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宣言，声明一致对抗德、意、日，决不与敌单独媾和。1941年门月23日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代表中国出席并在宣言上签字。在开列签字国顺序时，罗斯福最初亲笔把中国排在仅次于美的第二位，再下面是苏联和英国，后来，他又把英国改排在第二，把中国排在第四位，再后面则是其余22个国家，依字母顺序排列签字。即使这样，中国也成为华盛顿联合宣言的四大领衔签字国之一。1月3日，主要是罗斯福的主意，盟国单独辟出中国战区，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在这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26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人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客，能不戒惧乎哉。”蒋介石得意之情，跃然纸上。
蒋介石为感激罗斯福，也想到应该请美国委派一位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于是，由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推荐其老部下和好友、陆军中将史迪威出任此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认为：美日开战，日本必败，中国会因此而得救。而且，随着战事发展，中国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美国即使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继续援助中国。
蒋介石把战胜日本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物资支援和美国的直接参战上，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战略思想。早在1940年9月，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订了组成军事同盟的《柏林协定》，规定三国彼此承认各自在欧洲、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新秩序”的特权，并在战争中相互支援。这个法西斯军事阵营的成立，是全世界人民的灾难。可是，蒋介石对此却感到高兴。他说：“德、意、倭三国同盟，果已实现，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这一判断的确是对的，是有战略眼光的。蒋介石当时向各战区将领宣示了一份手今，认为《柏林协定》是“抗战最后胜利唯一的转机”，“只有等候国际局势的转变，期待美英苏的合作，造成最后胜利”。蒋介石这种“保全实力，坐视成败”的消极抗战思想极大地瓦解了国民党军队的斗志。
1940年6月，蒋介石让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宋子文以蒋的“私人代表”身份出使美国。宋子文带上妻子张乐治和孩子，声称来美国是为“家庭事务”，他这次到美国居住了将近两年半，但在重庆与华盛顿之间飞来飞去，宋子文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获取美国贷款。当时，美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与希特勒争夺霸权，大量的物资在支援英国，罗斯福在忙于竞选连任第三任总统，美国国会内的多数人仍抱着“这场战争与美国无关”的观点。因此，宋子文在美国最初的3个月，1美元的贷款也未得到。1940年9月，日寇出兵占领越南北部，这刺激了美国。9月，美国同意借给中国2500万美元。蒋介石抓住这个机会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要求美国再多提供些贷款，可是美国这时仍认为不必要对中国过多的援助。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首领中间”、“最有才能的人物”。罗斯福自1933年3月4日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以来，实行“新政”，成功地收拾了由于美国经济危机造成的烂摊子。在对外政策上，改变了美国政府过去不承认苏联的立场，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罗斯福本人的外交政策是不支持法西斯国家，态度比较明朗、坚硬，是一位有远见、有魄力的资产阶级政治家。1940年11月，罗斯福以民主党候选人，第3次当选为美国第34届总统。
蒋介石对罗斯福的当选十分高兴，立即致电祝贺，因为此前罗斯福是倾向援助中国的。11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虽为美国之内政，然有关于世界之安危与人心之振靡者极大”，“美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此乃出余之至诚，而非可以普通应酬之电文祝之也”。11月9日，蒋介石分别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当面交出一份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蒋介石在方案中提出三项原则和四项具体相互协助项目。”三项原则是：（1）中国坚持执行九国公约规定的门户开放政策（即保证各帝国主义在中国“机会均等”、“利益分沾”）；（2）反对日本独霸亚洲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3）在认定中国独立、自由的基础上，作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之和平基础。四项相互协助项目是：一、发表宣言后，英美两国即共同或分别借款与中国，以维持中国之外汇与法币信用。比项借款总额为美金2亿元至3亿元；二、由美国每年以信用贷款方式售给中国战斗机500至1000架，但本年（194年）内先运华200架至300架。此外，并由英美两国供给中国以其他之武器，其数量及种类另行商定之；三、英美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此项代表团之团员，得由中国政府聘为顾问；四、英美与日本，或英美两国中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中国全国空军场所，联军亦可使用。
美国认为蒋介石要求给予数亿美元贷款和1000架飞机“令人惊愕”。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对宋子文说：“要500架飞机就像是要500颗星星。”蒋介石的要求虽被华盛顿婉言拒绝，但蒋介石并不气馁，他认为“英倭与美倭的关系，皆无法改善，美参战时期将日近矣！”他还相信英美会认清中国所占的战略地位。
1940年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了他一手扶植的汪伪政权，并与汪精卫的伪中央政府签订了一个《日华基本关系条约》。这一举措，说明日本对诱降蒋介石政权已经失去了耐心，已经决心彻底摧毁重庆国民政府了。在这种情势下，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向日伪投降，重庆政府危机日深。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向华盛顿发出了警告：“若不给蒋介石在财政和政治上更大的支援，重庆政府的垮台就迫在眼前了。”当时中外舆论一致认为，蒋政权随时有可能崩溃。
1940年12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提供给中国1亿美元贷款的议案。日本加入法西斯轴心国联盟，进占越南北部，也直接危及英国通往新加坡、马来亚、印度的殖民地生命线。因此，为抵制日本霸占东南亚，英国随后也贷给蒋介石政府1000万英镑。美国《时代》杂志社社长说：“中国为1亿美元答应把112万5000名日军牵制在战场上，让日本的庞大海军继续封锁中国海岸，使侵略者向邻近的美国势力范围的进攻放慢了速度。按照这种价格，这笔买卖是非常合算的。”
1941年1月6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军火租借法案》，这个法案是为了援助英国而提出的，但国会允许总统向其认为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租借武器和物资。美国向其他国家提供资金和补给品，让它们继续作战，从而使美国本身保持非交战状态，使战争不致蔓延到美国本土。正如罗斯福所解释的那样：“在邻居失火、火舌要延伸到我家来的时候，我只在庭院草坪上浇水，却不把水管拿给邻居，还不应该被人家指为傻瓜吗？”这项提案对美国的“中立主义者”也产生了吸引力，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提案，而且第一次就批准了价值7亿美元的军用物资。美国国会刚通过租借法案，3月15日，罗斯福总统即发表演说：“亿万中国苦难人民，在抵抗割裂其国家的奋斗中，已表现出非常的意志，他们通过蒋委员长要求美国的援助，美国已经说：中国应当获得我们的援助。”
美国宣布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后，蒋介石十分高兴并催促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早日兑现。3月30日，宋子文向美国正式提出三项具体援华办法：一、帮助中国建立有10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由美国提供飞机、技术训练和飞行员。二、帮助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30个师。三、帮助中国修整及建设滇缅公路等对外交通补给线。4月26日，罗斯福打电报给重庆国民政府：“业已批准4500万美元的对华援助，包括有铁路、交通器材、卡车、汽车、兵工器材等类。至于飞机和其它项目正在研究中。”
6月，苏德战争爆发。此后，国际上已明显形成了反法西斯阵营，中国在这个阵营中，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这时蒋介石却发现，英、美、苏甚至荷兰等国都没有把中国当成盟友。1941年2月22日在新加坡召开的美、英、荷、澳四国远东防卫协同作战计划会议，居然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同年8月1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大西洋的一艘军舰上会谈，安排全球战略部署，会议后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这次会谈也没有邀请蒋介石。蒋介石对此极感恼火。他担心的是：现在不把中国当作大国对待，战后将得不到“平等地位和公平对待”。
直到1942年，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帮助下，蒋介石才放下心来--他的政府终于被列入反法西斯阵营四强国之一，得到了“大国”的待遇，蒋介石并成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1941年3月，蒋介石夫妇由昆明乘飞机到缅甸北部的腊戍前线视察，适逢即将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史迪威中将赴途中经过腊戍，蒋介石夫妇在下榻处会见了他。史迪威在1937年至1939年间曾在美国驻华使馆任陆军武官参赞，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也很熟悉蒋介石的为人。在中国就任统帅部参谋长之后，他曾与蒋多次发生不愉快，蒋介石内心深处很讨厌史迪威，但他又不便公开得罪他，因为他还得依靠美国的援助，他需要大量的金钱和物资，而这些又不准备用作与日本军队交战。蒋介石想的是，用这些物质作为战略储备，待抗日战争胜利后好去对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出于这种目的，蒋介石政策的核心就是千方百计向美国要钱要物。对于他无休止地大量要钱的行为。一些美国高层人士也曾表示过怀疑，史迪威曾就此表示过反对，认为蒋介石把美国的援助物资和金钱都存了起来。其中很大一部分被中上层人员中饱私囊了。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仍然愿意援助蒋介石。罗斯福十分看重中国的战略地位，希望中国在牵制日军方面继续发挥作用。当然，罗斯福也不愿看到大量的美金流人国民党上层官僚们私人的腰包，他认为在华的美国高参、顾问们提供的有关中国的情况还不够准确，于是，1942年8月，罗斯福委派威尔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对抗战中的中国进行了一次为期近50天的访问。
威尔基是罗斯福的政敌，但为人豪爽热诚，颇有侠士风度。他在1940年美国大选中败在罗斯福手下，而罗斯福却仍然视他为朋友，对他非常信任。
对于威尔基的来访，蒋介石十分重视，他称威尔基是自美国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以来第一位“最高级”美国人士。蒋介石决心花大力气来取悦于威尔基，以便争取更多的美援，并期望通过威尔基向罗斯福施加影响，把史迪威换掉。正如史迪威事后所说，威尔基“完全被蒋介石夫妇骗住了。”在整个访问过程中，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和翻译，以其流利纯正的英语和雍荣典雅的外貌令威尔基倾倒，考尔斯所著的《迈可回望》一书曾对此有所披露：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蒋介石夫人的哥哥的那栋现代化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6天的总部。
6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的致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之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10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我像站岗似地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刻慌乱地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掌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吵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把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遍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清晨四点，出现了一个快活的威尔基，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地叙述完发生在他的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已邀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我列举一切的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我完全同意蒋夫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聪明和性感的女人之一，我也了解到他们彼此之间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够多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了。我说：“你在这里代表美国总统；你还希望1944年能再度被提名，希望竞选下届总统。”我还表示届时他的太太和儿子可能会到机场接他，夫人的出现将造成相当尴尬的场面。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8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早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9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可，我要你去见夫人，告诉她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哪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傲的慈善机构。”
大约11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的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带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来说，这是非常不智的。”在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的抓了下去。她是这么的用力，以致在我的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
迈可·考尔斯是美国出版界巨子、《展望》杂志的创办人，当时他曾陪同威尔斯对中国进行访问，他的回忆应当是非常可信的。宋美龄居然敢伸手抓破“美国朋友”的脸，可见她与美国人尤其是威尔基的私交已相当深厚，这也正是蒋介石取得更多美援及美元的重要途径--事实证明，宋美龄在蒋介石政府争取美援方面是立了大功的。
威尔基在华访问49天，由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全程陪同，这个董显光对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心领神会，在威尔基面前大演双簧戏，把这个美国佬哄得晕头转向，真的以为蒋介石把美援部用到了正道上，以为蒋介石政府是在全心全意并且卓有成效地抗击日军。为了瞒哄威尔基，蒋介石夫妇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在宋美龄的“私谊”感召下，威尔基建议蒋夫人到美国去“进行一次亲善访问”。他强调说：“必须从这个地区派出一个有智慧、口才和道义力量的人来进行帮助，使我们了解中国和印度以及它们的人民。夫人将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大使。她的巨大才能--而且我知道她会原谅我说出这番私人的话--她对中国的高度忠诚，在美国是众所周知的。她将会发现她不仅会受到热爱，而且会发挥巨大作用。我们愿意倾听她的话，因为谁都比不上她。她既聪敏，又有魁力，怀有一颗慷慨和理解他人的心，具有优雅端庄的风度和容颜，加上抱有炽烈的信念，她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样一种客人。
威尔基的建议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他于1942年11月16日致函罗斯福总统：“内子非仅为中正之妻室，且为中正过去15年中，共生死、同患难之同志，对中正意志甚明了，当非他人所能及。故请阁下坦率畅谈，有如对中正之面馨也。”
1942年11月17日，宋美龄由重庆乘飞机秘密启程，辗转非洲、南美洲，于11月27日到达纽约，先住进了长老会医疗中心就医。
宋美龄是以她与威尔基对等的身份，到美国回访的。目的当然首先是政治游说。但她当时健康欠佳，此次访美，也有就医目的。宋美龄在1937年10月赴上海前线慰劳抗战官兵时，由于翻车负伤，一直未痊愈。此外，最主要的是治疗慢性皮肤病。
宋美龄出院后，作为罗斯福总统夫妇的客人，抵达华盛顿。2月11日，罗斯福夫妇将蒋夫人迎进白宫，她在白宫居住了11天。她住院期间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曾去医院看望，觉得她显得那么“娇小脆弱”，“我真想帮助照料她，好像她是我的亲生女儿似的。”但是，经过接触，罗斯福总统发现，蒋夫人与他夫人描绘的甜蜜而温柔的性格完全不同。一天晚上，宾主在进餐时顺便谈起美国矿工一次罢工的事。罗斯福问蒋夫人，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该如何处理？宋美龄安祥地用一个涂色的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这使同桌的所有人惊讶不止。罗斯福假装大笑起来，而且，为了引起坐在桌子那边的他的夫人的注意，便问道：“埃莉诺，你看见她的手势了吗？”罗斯福总统对宋美龄的印象不再是“娇小脆弱”，而是“心狠如铁”。埃莉诺·罗斯福夫人在私下里说：“她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当这段话传出去以后，记者们向蒋夫人问到此事，她拒绝发表评论。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由罗斯福总统的夫人陪同，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美国有些报刊是如此描述蒋夫人的：
夫人脸色阴沉，身材娇小苗条，身穿一件黑色紧身的富有魅力的中国旗袍，下摆开叉几乎高到膝盖，一头柔和黑发别致地盘在颈后。她佩带的饰物是价值连城的宝石，纤指上涂着红指甲油，肢上穿透明长统袜和轻便高跟鞋。
蒋夫人举止端庄，说一口地道的英语，声音柔美。
议员们被她的优雅风度、妩媚和智慧迷住了……在议员们长达4分钟的起立欢呼之后，她开始讲话……
美龄向国会发表的讲话像一篇加以修饰的散文，发表的材料同样富丽堂皇，但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关于美国和中国的亲密关系她是这样说的：我们两个伟大民族之间有着 160年的传统友谊，这种友谊从来没有被误解削弱过，它在世界历史中是从未有过的。
关于中国的抗战她是这样说的：我们决不能忘记在遭到全面侵略的头四年半中，中国是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单独抗击日本的残暴战祸的。在中国人经过五年半的抵抗后，确信应该“宁可光荣冒险，不愿屈辱认输”。她的讲话再次博得了议员们的起立鼓掌。
宋美龄在演讲强调：盟军应当改变偏重欧洲战场的观点，因为打败日本比打败德国更重要。
一方面是宋美龄的访问十分成功，另一方面也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认识到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战略作用。所以，以后一段时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是比较大量和比较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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