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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往的封建时代，不少皇帝特别重视特务机构的作用，例如武则天的重用来俊臣之流、明代令人谈虎色变的厂卫、清朝雍正皇帝的“粘杆处”等等，史不绝书。袁世凯也有自己的特务组织，一时杀人如麻、屡兴大案。到了蒋介石，为了巩固他的统治，排斥异己，更是注意不断建立并强化庞大的特务组织，诸如复兴社、蓝衣社、中统、军统等等，和他的统治相辅一生，起到了其它手段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蒋介石在年轻时就已经干过特务暗杀工作，因为他在上海人过青红帮，于绑票暗杀之类多有心得。当时震惊朝野的暗杀陶成章一案，就是蒋介石的亲手杰作。后来蒋介石主政黄埔军校期间，一直在有意培植特务打小报告，特别是在黄埔学生中，广为发展特务网。例如，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唐纵，在黄埔六期学习期间，就经常秘密向蒋介石打“小报告”。不仅同学中的他认为有问题的言行或对蒋介石有不满的议论，他要向蒋介石汇报，就连教官中他以为有问题的言行，也要向蒋介石汇报。特别是共产党员学生和国民党员左派学生，更是他格外监视的对象。唐纵的告密行为很秘密，很多人没有发现。因此有不少共产党员学生受到他的暗害，他因此也受到蒋介石的喜欢和信任，这使他以后得以飞黄腾达。唐纵何以这样做，就因为他看透了蒋介石的心理。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由此可见蒋介石在还没有完全取得和掌握政权时，就已经非常注意特务工作和培养特务骨干了。
蒋介石很早就注意建立特务组织，而且他委任特务头目，从来都是交给最亲信的人把持。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自任北伐军总司令和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的机要秘书，从此一直参预机密。蒋介石总司令部有个机要科，则完全是做特务工作的。“四·一二”事变后，机要科划归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专以特务活动为任务的调查科，陈立夫即出任调查科首任科长。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组织部也有党务调查科，其任务只不过收集整理党内的各种档案资料，间或做一做一般性的社会政治调查，谈不上搞什么特务活动。所以蒋介石认为这个组织起不到什么作用。“清共”之后，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担任了副部长、代理部长，陈立夫担任了调查科长，性质就完全改变了。
蒋介石规定调查科的任务，是调查党员的思想、派系隶属和搜集共产党及其它异己组织的情报。在“四·一二”政变之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调查科尤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在“清共”浪潮下，国民党的“清共”整党组织和军警机关一时手足无措，是调查科积极配合提供共产党组织状况及党员的情报和名册，致使大批的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捕遇难。在这方面调查科为巩固蒋介石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据新中国建国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门和政府民政部门统计：1927年“四·一二”清党至1932年这一期间，至少有一百万以上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而其中在调查科直接策划下的牺牲者更不是一个小数目。
由于蒋介石看到了调查科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也愈来愈重视这个特务组织，并对它予以了特殊的偏爱。因为蒋介石一贯认为有两个法宝最能维护自己的江山，一是军队，二就是特务。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蒋介石就是靠特务活动和特务组织起家的。
在调查科成立初期，蒋介石还没有一统天下，江山并不稳固，财政状况也相当困难。黄埔军校的某届学员班都曾受到遣散，但对于调查科他却不惜血本，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从各个方面予以大力支持。
首先，从任命陈立夫任调查科长就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良苦用心。蒋介石与陈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不仅是因为陈立夫是浙江人（蒋介石是很看重同乡关系的），更因为陈立夫的叔父陈其美在民国初年曾任沪军都督，蒋介石是陈其美的老部下；同时又与陈立夫之兄陈果夫在上海交易所是老搭档。有了这层关系，蒋陈两家关系极为亲近。陈立夫呼蒋介石为“蒋三伯伯”。陈立夫在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毕业之后，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这读书的费用常常由蒋介石供给。所以陈立夫留学归来，蒋介石立即倚为心腹，并委以重任。调查科长虽由陈立夫亲自担任，但任期并不长。陈立夫以后高升替蒋介石看家，提任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教育部长等职，但他非常明白的蒋介石的意图，对调查科乃至后来的中统局抓得非常之紧，每届领导都必须由他和陈果夫选定，才报蒋介石批准。
在蒋、陈的灌输下，调查科不仅是特务组织，首先也是个政治组织。因为蒋介石一直提倡“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这是由陈果夫首先提倡而获得蒋介石大力欣赏的）。陈立夫加以极大发挥，他认为：“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陈立夫是受过大学教育后来又留洋受到过所谓美式民主教育的知识人，却甘心情愿做特务工作并阐发出一套一套有浓厚法西斯色彩的政治理论，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其实，不光中统后来的领袖人物如张道藩、徐恩曾等是留洋的知识分子，乃至军统组织的不少头面人物，也多为表面文质彬彬的书生人物，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也许，蒋介石虽然出身青帮，但他也明白光靠喊杀喊打的杀手并不能成大事。
所以蒋介石把中统交给陈立夫，可以说这着棋并没有错。陈立夫一开始就把中统抹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
陈立夫给中统下的定义是：特务组织是国民党最核心的组织，是党的耳目；特务活动是为了保护党、国家、领袖的安全，它与党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是神圣的事业；只有最优秀（国民党）党员才有资格做特务工作，等等。
起初，调查科的宗旨应该是调查国民党党员或派系的有关情报，但蒋介石一直大声疾呼：只有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不彻底消灭共产党就会死无葬身之处。这个思想陈立夫心领神会，因此他一直把消灭共产党组织做为调查科的首先任务。而且，陈立夫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和欣赏之处还在于：陈立夫并不主张只靠残酷镇压和屠杀的手段（虽然他并不反对采取暴力手段）。他认为这样做并不能彻底根除共产党的存在；他最主张破坏共产党的首脑组织和基层组织，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共产党，从整体上消灭共产党。这一思想体系也成为调查科及后来的中统特务工作的指导方针，并连连得到蒋介石的重视。
1928年，尽管蒋介石在人力、物力上都有困难，还是特准从他亲任校长的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中，让调查科挑选了张国栋等10个被认为最忠实可靠效忠“总裁”的人到调查科担任骨干，这10人以后确曾成为调查科的高级干部。1930年，蒋介石又再次批准让调查科从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黄埔六期毕业生中，挑选了王忠诚等20人；这20人被蒋介石认为是忠实可靠和精明强干的嫡系分子，这20人的加入调查科，确使调查科如虎添翼，极大的扩充和提高了骨干的质量。同时，蒋介石认为调查科的基本骨干力量还不够。又特别批准调查科可以自行扩充队伍，人员质量不够可开训练班，可在上海、武汉、开封等重要大城市设立特派员，建立秘密侦察机构；并特别指示调查科要与各地宪兵机构建立密切联系。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给调查科和宪兵等机构的首先任务就是要“共同一致反对共产”，也是蒋介石在1928年2月2日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开幕词中所明确下来的不仅要“反对共产党”，而且对于“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务要铲除净尽”，“对于共产党的势力须要坚确的决心，根本上来铲除消灭”。
蒋介石在“四·一二”之后，接受了调查科领导人的建议和献计（当然还有国民党其它谋士的献策），在武力“围剿”的同时，也注重在政治上和制度上进行“围剿”。例如，随后蒋介石批准颁布的若干法令，其目的都是针对共产党的，如《共产党人自首法》、《反省院条例》、《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等等，调查科多参预规划。陈立夫在这一段时间，极力主张不要光靠杀戮，要有新的特务手段。陈立夫特别提倡“王道”治人，即对付共产党要“怀柔”，注意从组织上瓦解，所以中统在颁布“反省院条例”之后，经过蒋介石的支持，逐渐将中统的势力渗进了“反省院”系统。本来，“反省院”原属国民党政府的司法院，是受高等法院管辖的。陈立夫等人看到“反省院”是专门对政治犯特别是共产党政治犯进行欺骗诱叛活动的机构，所以一直主张让中统特务系统直接掌握。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下，从1932年开始，中统调查科开始逐渐接管“反省院”的领导位置，控制“反省院”是为了更加有效的折磨共产党人的意志，使其就范或叛变。这尤其使蒋介石感到满意。
但真正使蒋介石感到调查科的份量，还是从“顾顺章案”看出来的。
“顾顺章叛变案”是调查科在成立伊始时所办的一件重要案件。
这里，很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继任的调查科长徐恩曾。徐恩曾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科，后又赴美人康里奈斯大学学机电专业。他表面颇有文质，戴近视眼镜，不爱多讲话，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一个白面书生。他与陈果夫有亲戚关系，遂经人介绍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科长。因徐恩曾对于文书管理。健全规章制度、编制密电码等方面有一套办法，加上他常以美国联邦调查局为范本，向陈果夫、陈立夫提出改进调查科特务活动的建议，因而颇得二陈的欣赏。
陈立夫担任调查科长一职并不长，不久即由吴大钧和叶秀峰相继担任。1929年12月，徐恩曾暂时代理调查科科长，几个月之后正式任职。此后一直干到1945年2月，历时15年，成为蒋介石最得力的鹰犬。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军统特务组织对中共威胁最大，其实由于分工不同，中统特务才是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据统计，解放以前白区所有被暴露和破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主要是被中统特务组织破坏的，可见其危害之一斑。
1931年春，徐恩曾亲自领导指挥，利用共产党叛徒在武昌破坏了中共湖北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等人被杀害。又利用叛徒在汉口逮捕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尤崇新，尤叛变后又被特务带领，于1931年4月在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指认了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保卫组织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顾顺章被捕后，经特务们诱降，也随之叛变。在此之前，顾顺章生活已很腐化，而且谁的话也听不进。上海中共中央地下党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还能够批评他。因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知道机密太多。所以他的叛变危害极大。本来顾顺章曾去过苏联专门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后因周恩来发现他有个人野心，加上追求个人享受，便将他调出特科。这次因中共中央要护送张国煮等人到鄂豫皖根据地，中央只派他到武汉布置秘密行走路线。顾顺章完成任务后却不立即返回上海汇报，竟到处招摇，还独出心裁以化名在汉口新市场演艺场谈起了魔术，进而被叛徒认出。其实，顾顺章既便不被叛徒指认，也迟早会被调查科特务逮捕。因为在此之前，调查科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公开职务是武汉行营侦缉处副处长）已获得情报，称有某重要中共地下人员，以耍魔术为名在武汉活动。但是，调查科并不知顾顺章在中共地下党内的具体职务，连叛徒尤崇新指认他时，也只是大喊：“就是他！，他是上海暴动的总指挥！”因顾顺章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担任过工人纠察队长。顾顺章被捕后，特务们才发现，顾顺章早已准备投靠国民党，他在家里已经写好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所以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他并且提出：必须直接面见蒋介石。因为顾顺章知道在国民党特务组织中有地下党员在要害部门工作，他也明白中共中央特科（也称“打狗队”，专门处决叛徒，直接归周恩来领导）的威力。所以据说当时顾顺章虽然叛变，却什么也不太肯交待，只要求面见蒋介石，并一再要求不要发电报，以免泄露。
可惜，特务们虽然答应了他的要求，还是向南京调查科发电报之后获得同意，才由一连宪兵及特务押解乘江轮驶往南京。特派员蔡孟坚先乘飞机赶到南京。如果特务们不发电报，而将顾顺章用飞机押解南京，那么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受损失恐怕就无法计算了。
因为顾顺章临走之前为表示忠诚，已将武汉党的交通机关。鄂西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驻武汉办事处等悉数出卖，甚至连一艘江轮上做工友的地下党员也指认给了特务。
江轮到达南京后，因不能靠岸，只好派小船将顾顺章接到南京中山路305号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室。顾顺章马上说：这是上海地下党在南京的秘密通讯处，请迅速逮捕徐先生（指徐恩曾）身边的机要秘书钱壮飞，钱壮飞是地下党员！徐恩曾如闻晴天响一个焦雷，惊恐万状，马上下令搜寻钱壮飞，但钱壮飞已不知去向。
原来，钱壮飞确实是奉周恩来之命打进调查科内部的地下党员，其目的就是保卫上海地下党中央，并掌握国民党的种种机密。钱壮飞由于机敏干练，才华出众，加上又是徐恩曾的同乡，所以愈来愈受重用，一直做到了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重要职位。当时徐恩曾的好多机密电文、文件来往函电均由钱壮飞处理，包括按调查科规定由徐恩曾亲译的绝密电文也常常因徐沉迷于酒色，而由钱壮飞代庖处理。所以，尽管调查科早就知道中共中央地下机关就在上海，但由于钱壮飞的保护，在顾顺章叛变之前却一直没有暴露过。
这次顾顺章被捕，由武汉发给徐恩曾亲译的电报，是钱壮飞首先看到的，但因时间万分紧急，他译好电文交徐恩曾后，马上奔赴上海直接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亲自指挥了两天三夜，才得以使上海所有中央重要办事机关、与顾顺章有过联系的负责人和关系单位全部转移、搬出。
等到徐恩曾率特务赶到上海，却晚了一步。尽管他也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但他设想的把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及上海市地下党的一切机关、组织、负责人一网打尽的计划却基本落了空。只有少数一批来不及迁移的机关如赤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及个别接头处等受到查抄破坏。尽管周恩来做了详尽布置，但连他自己也险遭毒手。他常去办公的地下办公处，也被中统特务破坏，而特务们赶到时，周恩来刚刚离去10分钟。而且，由于顾顺章领导过中央特科，不少行动组地下党员（这些行动人员大部分是苏区红军战士，身经百战后调到上海搞地下行动）被捕，大多数人被杀害，但少数人受顾顺章影响也叛变革命，并参加中统成为骨干力量，继续破坏上海地下党组织。
除此之外，当时中共承受的另一大损失就是顾顺章供出了已被国民党关押一年多，即将被保释出狱的恽代英。恽代英曾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中央委员。上海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只是被敌人以为是嫌疑犯才被捕的，中共中央一直千方百计在营救他，他自己也一直没有暴露，在即将释放出狱时，顾顺章将恽代英供出。由于恽代英有秘密通道与中共中央联系，以顾顺章在党内的地位，所以知之甚详。他甚至知道恽代英的代名、牢房监号，致使恽代英被查出。这件事是一件大事，所以徐恩曾非常兴奋，直接面报二陈并转报蒋介石。
蒋介石下令尽可能诱降，因恽代英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地位和影响。但恽代英虽受酷刑亦不屈服，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下令予以枪决。
这次由于顾的叛变，恽代英被查出杀害，上海一些党中央机关被破坏，一些地下党员被捕、被杀。在蒋介石的心中引以为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钱壮飞逃逸、中共首脑机关转移等重大失误，蒋介石并不知情。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也是中统特务头目的张道藩就警告知情者：“这是党内大事，只能告知立夫先生，切不可径向蒋公报告！”又再三叮嘱：“不可多事”。这些重大失误终于被陈立夫压下而没有汇报给蒋介石，反而夸大、吹嘘成果，使蒋介石极其高兴。
蒋介石亲自召见徐恩曾，发给奖金，并极为鼓励。蒋对徐恩曾说：有共无我，有我无共。共产党是心腹大患，必须放手大干。只求确有实效，一切（指人力、钱）不成问题。借此机会，徐恩曾也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和支持，使调查科加以扩大发展。扩充编制，开办特工训练班，成立特工总部，在全国各地、各省市、各铁路，设立肃反专员和特务室。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调查科从此走向了一个新阶段，从刚开始草创时的十几人、二十几人，发展成以后的约二十万人。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还成立、扩成了中统局，成为蒋介石最亲近、最得力的特务组织。徐恩曾也由此成为中统特务组织的实际领导人，成为蒋介石的亲信，成为危害中国共产党最凶猛的一条鹰犬。
因为也是从此时起，徐恩曾领教了真正的共产党的人可怕。恽代英烈士就义前毫无惧色，凛然大义高呼“共产党万岁！”并引吭高歌“国际歌”，给徐恩曾留下了极为深刻且恐惧的印象。以后无论何时，徐恩曾只要提及此情此景，就会惊恐而言：“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于此”，所以徐恩曾从此领悟了蒋介石总强调共产党是“心腹大患”的指示。
中统特务组织一贯重视叛徒。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破坏共产党组织的一个极其有效的办法。确实，因叛徒导致组织破坏占很大比重，所以，蒋介石曾亲自接见过一次顾顺章，但蒋介石本人也很瞧不起屈膝的叛徒，尽管顾顺章准备了一肚子计划要诉说，但蒋介石只是站着和他说了几句话，什么“归回中央很好”。“戴罪立功”之类，根本没有经顾顺章进一句话的机会。所以，蒋介石以后多次给中统、军统做过很具体的指示：对共产党的叛徒，“只可利用，不可重用”。
顺便提一句，顾顺章的下场并不美妙，尽管他想尽一切办法、绞尽脑汁继续破坏党的组织，但等特务们发现他已无油水之后，还是被一脚踢开。特别是发现他想投靠军统戴笠手下时，便动了杀机。顾顺章之死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因顾顺章想投靠军统，引起徐恩曾的愤怒；在1935年，指使中统干将顾建中，以开会为名，给顾顺章扣上“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的罪名，拔出手枪，立将顾顺章当场击毙。另一种说法是，中统借口顾顺章图谋不轨，欲行刺国民党权要，由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奉命在镇江执行枪决，由当时的省秘书长罗时实监斩。还一种说法是由中统申报，经蒋介石于1935年手谕：“顾顺章既估恶不俊，着即枪毙可也”。最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因为顾顺章毕竟不是无名鼠辈。私自枪杀，万一蒋介石查询此人，恐怕不好交待。但无论如何说法，顾顺章油水被榨干。再也没有任何作用，被一脚踢开则是事实。
但顾顺章的叛变最终还是带来了恶果。上海中央领导机关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象钱壮飞在敌人内部时的稳定状况了，那时周恩来从容不迫，竟在白色恐怖中为苏区办了多期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可到了1932年-1935年期间，中共白区党组织承受了以前不曾有过的损失。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央局，连年遭到中统的破坏；共青团中央、全国赤色总工会也受到破坏；中共江苏省委几年中差不多每年要被破坏一、二次。导致中共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执行左倾路线），被迫撤出上海。
徐恩曾忠实执行蒋介石的指示，使调查科受到蒋介石的宠爱，变为调查处，成立了特工总部，后又正式成立中统局（正式名称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调查统计局）。
凡是有国民党省市党部、铁路公路特别党部的地方，都有中统的特务室或工作区。省市党部除定期拨经费外，无权干涉他们的特务活动。除此之外，社会各个角落都有他们的外围组织和情报人员。由于中统特务组织极端秘密，比军统组织更隐敝，所以危害也极大。中共地下组织因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抗战前，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等被捕牺牲于雨花台，即为中统特工总部所干。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霍秋白被捕后，也是由中统部门过问、审讯后遭到杀害的。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如田汉。丁玲、阳翰笙等的被捕，也是中统特务直接经手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被捕、被害，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茅戈被捕，均为中统行为。抗战以后，中共各省的领导机关，一些地区的特委及县委，很多都被中统破坏。徐恩曾自以最得意之作是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被破坏一案。中统组织秘密打进工委，逮捕了工委负责人廖承志以下多人。徐恩曾的这些“成绩”，多次受到蒋介石的召见与嘉奖。徐恩曾成为蒋的重要亲信，在中统组织领导的位置上干了十五六年。但是最终也被蒋介石一脚踢开，这其中到底有何缘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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