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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与他的情妇一起自杀，当天下午，苏联红军占领了德国国会大厦。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1945年5月，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雪峰山展开会战，相继收复了福州、南宁、桂林，在中国国民党军队防守的正面战场上，日寇已经开始呈现大溃败的迹象。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广大区域内，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当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美英苏三国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换取苏联对日作战，私下里与斯大林签署了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罗斯福去世后，继任的杜鲁门总统仍坚持此协定有效。
蒋介石是事后才了解到这一切的，当时，为了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他只好忍气吞声予以承认，并于此后不久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赴苏联进行谈判。
有人形容蒋经国在大陆时期，不过是他父亲蒋介石身边的一根“手杖”，但这不仅是支撑走路的一根“手杖”，而且是有着“挟天子以令诸侯”作用的一根指挥棒--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是一位秉承“父皇”意旨办事的“钦差大臣”。蒋介石首次使用这根指挥棒，是在蒋太子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的后期，把他派到西北的“国防前哨”去作所谓的“西北之旅”。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蒋经国又一次充当他“父皇”的“钦差大臣”--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去苏联完成一项外交使命。蒋经国、宋子文等人多次出关，往返苏联与中国间，与斯大林谈判。
蒋介石之所以让儿子蒋经国随首席代表宋子文赴苏谈判自有他的考虑：其一，对斯大林作出一种亲善的姿态；其二，蒋经国有过10余年的留苏经历，了解俄情，通晓俄文，并与斯大林有过数面之缘，加之蒋经国返国以后的抗战8年间，从地方到中央，从三青团到青年军，经过多方锻炼，业已开始羽翼丰满且锋芒毕露，这样可借蒋经国之长补团长宋子文之不足。另外，中国东北资源丰富，工业发达地理位置重要，为国共两党必争之地。在这块中外瞩目的政治舞台上，在政坛上不甘寂寞的蒋经国当然想经营自己的地盘，以为日后进入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再捞一份丰厚的政治资本。然而，由于蒋氏父子坚持的反苏反共立场与斯大林在中国东北的企图发生矛盾。同时，抗战一结束，中共中央就审时度势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先行控制了东北要地。所以，蒋经国的这次东北之行--无论是与苏联交涉，抑或是同中共争锋--都像肥皂泡样地破灭了。无怪江南用“忍辱负重”这四个字为蒋经国所负的这次使命作了一个总结。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给予援助和支持；战后共同防止日本重新侵略；双方友好合作，并互相提供可能的经济援助。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同日，100余万苏联红军在总长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使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至此，日本的崩溃已成定局。8月10日晚7时50分，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日本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就此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
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在这里得到了最后的证明……
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和我国的同胞，相信这个战争是世界上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战争。我们所受到的凌辱和耻辱，非笔墨和语言能述。但是，如果这个战争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战争，那么对于凌辱和耻辱的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是无须加以计较的……
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不论肤色，所有的人们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地携手合作。这个战争的结束，必然会使人类发扬互谅互敬的精神，树立相互信赖的关系……
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到今天一贯地认识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我们更不可以对敌国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的被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干错误和罪恶。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蒋介石平时文章、讲稿等，都是由陈布雷代笔。这一次的广播稿却是亲自执笔的，可见对于这场历时8年之久的抗战胜利，蒋介石也是兴奋难抑的。这一天深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惟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就在全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刻，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支持下，准备独吞抗日的胜利果实，并准备打内战了。
早在8月11日，蒋介石得知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即下达命令：一，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要他的嫡亲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抵抗人民军队受降。12日，美国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发布命令，要他们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由此，蒋介石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阴谋消灭人民武装的野心已昭然若揭了。正如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所说，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其实，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说：“我们胜利愈接近，今后的险阻必愈纷至沓来，我们必须要有极大的信心和耐心，发挥我们总理垂训的大无畏精神，在任何危疑震撼的环境之中，坚忍奋斗，不撼不摇，遵循我们主义与政纲所指示的坦途而迈进。”而且叫嚷：“三民主义战胜一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呜呼！抗战胜利，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日成也。勉乎哉！”9月29日，蒋介石写了一篇《自记“中共”历年之罪行》，捏造了所谓中共十条“罪恶”，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仇恨之心和盘托出。
1945年11月11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名义上是整军会议，实际上是积极备战，准备全面进犯解放区的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先后两次讲话，含沙射影地大骂中国共产党是“反动派”，甚至说：“我们今天要惩办汉奸，就不应该放过破坏抗战最大的汉奸，要惩办在抗战期间勾通敌人、袭击国军、出卖民族、叛国内乱的汉奸。对于这些汉奸们的惩办，应该不亚于伪组织下的汉奸。”16日，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题为《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蒋介石把他要打内战的方针和盘托出。他以东北战场在漳河以北马头镇的失败为例，重弹他的《剿匪手本》，叫嚷要“建立必胜信心，完成革命使命”，“我们回想这20年来，奸匪始终是本党唯一的敌人。”
12月底，蒋介石电令王耀武到济南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赴任前，蒋介石对王说：“我主张军队国家化，使国家彻底统一。但共产党不肯将他的部队变成国家的军队，他们也就不会放弃消灭国民党及颠覆国家的企图。和平解决国事，没有希望。”又对王说：“山东在地理上很重要，况共军在该省已有基础，我们必须加强力量占领山东。控制山东可以支授华北及东北，而非李延年所能担任。我想将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调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将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改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以你任司令官，司令部驻济南。”王耀武见了蒋介石之后，又去见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想摸摸蒋介石的整个方针。俞对王耀武直言不讳地说：“委员长一向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是劲敌，不消灭他们，他是不甘心的。现在我们不断地向华东、东北调动部队，还发了《剿匪手本》，把对日作战的军事指挥机构名称，改为对内作战的军事指挥名称，这些措施都是准备与共产党打的。我看国共两党的问题，最后还是以武力来解决，和谈不会有好的结果。”最后俞又对王说：“你准备作战吧！”“ 1946年1月下旬，王耀武再一次见蒋介石时，向蒋介石提议，因军风太坏要整顿，老百姓非常厌战加上共产党不肯放弃根据地，“如能争取到二年以上的和平环境，积极整理内部，使我们内部健全一些，到那时一旦发生战事，就能战胜共产党”。蒋介石听了王耀武的话当即就对王说：“为了国家的统一，不容许再有割据。你要知道，共产党不会给我们整顿的时间，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他不容许我们休息。老百姓不得过太平日子，官兵不得休息，这都是共产党给予的。要随时对各界及你们所带部队的官兵说明，使他们有所认识。”蒋又说：“你们不要因和谈放弃了准备，共产党是残酷的，我们如被他们打败了，就死无葬身之地。”又对王说了一番抢占山东的战略意义。26日，王耀武离重庆到南京见了何应钦，何对王说：“委员长已下了决心要消灭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委员长积极调动军队办理受降及接收，伺时也就占领各大城市。现在大城市除东北还有一部分没有占领外，其余的都被我们占领了。”当王问何，国共两党会不会就要大打起来时，何对王说：“委员长决心要打，白健生、陈辞修都积极地主张打，尤其陈辞修对打共军看的太容易，将来会吃亏的。白、陈二人主张打，正适合委员长的心理，大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也认为国共两党的问题非武力不能解决，但打共产党不是容易的事，战事也绝非短期间可以结束的，要作长期打算”。
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立即发动内战，吞并解放区，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但是，日本投降之初，蒋介石急于下山摘桃子，其所作所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感。遭受了8年战乱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一致强烈要求民主与和平，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为了避免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为了免遭国际国内舆论的谴责，于是勉强举起了“和平的橄榄枝”，一再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当时他的军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有些嫡系部队还远在缅甸、印度。把这些部队运到打内战的前线，是需要假以时日的。二是蒋介石主观上认为毛泽东不敢到重庆来与他谈判，这样，他就可以把日后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因此，他摆出了一副“和平协商”的架式，大造舆论；同时，却利用美国的运输工具抓紧调兵遣将，为将来的内战作积极的准备。
为了争取时间，稳住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部队不动，蒋介石于8月14日、20和23日连续三次致电给毛泽东，请他“赴渝共商国事”。第一份电报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过了两天毛泽东回电说：“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第二份电报在解释一番关于“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之外，又说“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爱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又过了两天，毛泽东回电说：“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第三封电报说：“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特再驰电速驾！”第二天，毛泽东即回电说：“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周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蒋介石三催四请，非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同他谈判，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8月28日、29日的日记中说：“此次洽谈，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的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对于具体方针有三条：“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蒋介石的三份电报邀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谈判，他是想通过谈判来争取时间，同时也向全国人民散布了国民党要和平解决国事的空气；而内心他则过高地估计了自己，错误地看待了形势，妄想一口气把中国共产党解决掉。
在蒋介石连连发电邀请的情况下，毛泽东于1945年8月24日给蒋介石复电表示赴渝。毛泽东虽通知蒋介石说他“准备随即赴渝”，但仍决定派周恩来与蒋介石先行接触，待了解蒋介石对和谈的诚意如何之后再赴重庆。当时，延安的广大军民对毛泽东赴渝之事非常担心，因为蒋介石软禁张学良、扣押李济深和胡汉民的卑劣行径是人所共知的，这次他如此急迫地电邀毛泽东赴渝，谁能保证不是一场新的“鸿门宴”？举国皆知，蒋介石视中国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做梦都想着消灭共产党呢。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认清蒋介石此番目的不在诱捕他，而在于利用和谈，争取备战时间，推卸内战责任。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告诉全党，毛泽东将赴重庆谈判。同日，中共中央给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发去封电报，要求美军派出专机，并请驻华大使赫尔利乘专机同往延安迎接毛泽东赴重庆。中共的这一要求是必要的，如果蒋介石派出的飞机在途中“失事”，那蒋介石是可以脱卸责任的。
8月27日，赫尔利与张治中乘专机抵延安迎接中共和谈代表。28日下午5时，迎接毛泽东的专机抵达重庆。中共另两名和谈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也同机到达。
毛泽东亲临重庆和谈，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毛泽东的专机降临重庆机场时，蒋介石正召集各院院长会议，应急讨论国共和谈事宜。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间，蒋介石在他的林园官邸设宴，欢迎毛泽东。这是自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事隔18年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再次见面。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8月29日下午四时许，蒋介石亲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住处拜会。这次会见了大约20分钟，双方宣布了和谈代表团名单。蒋介石委派的代表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毛泽东委派的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随后，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
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因为他没想到毛泽东能来重庆，临到谈判，国民党方面竟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邵力子辩解说：“国民党没提出具体方案”是“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于会谈的进行”。
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对需要谈判的各项问题，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方案，即《谈话要点》。同一天，蒋介石与毛泽东二人也单独进行了会谈，对军队、解放区、政治、国民大会等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
9日4日上午，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三人去见蒋介石，将中共所提的《谈话要点》文件交给他。蒋介石见到这个文件、加之昨天他与毛泽东的谈话，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脑筋深受刺激。”因为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解放区的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上。蒋介石企图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中共则坚持必须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合法地位。当天，蒋介石将他自己拟定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的四位代表，在蒋介石所拟定的谈判要点中，把中共的方案说成“实无一驳之价值”。关于全国军队缩编，蒋介石只允许中共整编为14个师。至于“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
9月12日与17日，蒋介石两次约毛泽东会谈，主要目的仍是减缩人民军队整编的数额。
重庆谈判历经43天，是国共两党的一场严重尖锐的政治斗争。共产党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避免内战的爆发，一再提出积极的建议：人民军队可缩编为24个师以至20个师，并同意退出八个解放区，表明了和谈的诚意。毛泽东、周恩来在此期间还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多次会见和访晤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妇女、青年、文化界、工商业界人士。宣传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政策，及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介绍了谈判情况，表达了共产党对和平谈判的诚意，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形成了一股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舆论力量。
10月10日午后，在张治中家的客厅里，签订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协定上签字的国民党代表是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签字时毛泽东在场。签字后蒋介石才姗姗来迟，他穿军装，佩特级上将领章，挂着佩剑，与毛泽东握手，坐了大约十分钟，算是为中共代表团送行。10月11日，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专机飞返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继续谈判。
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对《双十协定》有如下几点看法：“第一，中共在这个会谈纪要和以前多次所提的条款里，始终表示愿意接受蒋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这是使国民党内大多数人认为非常满意的。第二，政治协商会议终将召开，就可协商讨论和平建国方案了。第三，军队数字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有了结果，中共愿意由48个师减到20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第四，解放区问题在历次协商中始终没有达成协议，这次虽然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商谈的诚意。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毛泽东不避危险，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是出自真心的，此举博得了各界的钦佩。冯玉祥曾撰文说：大家都知道中山先生的眼光远大，思虑周到。孙先生为大家留下了光明的指教，那就是三大政策，联苏、联共、和扶助工农。在1936年开大会时，很多人提出了三大政策的提案，结果把它扩大了。到了这一次抗战胜利之后，不但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的领袖和干部都来到重庆，像毛泽东先生也来到重庆，住了三个星期。注重历史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蒋介石打过10年共产党。可是毛泽东先生他们，一听见说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就坦坦白白地什么危险都不怕，跑到蒋介石统治下的地方来。我记得有一天在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孙中山先生夫人和许多民主分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来欢迎毛泽东先生。于右任、孙科、邵力子各位，全部在场。有人说，找我讲几句话，我就大声疾呼地嚷着说：“今天可是总理的三大政策实现了，我们在高兴的时候，喜欢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还会有人来破坏呢！”当时的苏联大使、毛先生、周恩来先生大家都鼓起掌来。事后我听见人说，蒋介石对于我说三大政策实现的事，他真是痛恨极了。我知道那是真的，但是我是满不在乎的。蒋介石找蒋经国接我在江边上到南山他的家里。蒋问我说：“听说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开得很热闹。”我说：“不错当我一提到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时，大家都不知不觉地鼓起掌来了，这应当说是孙总理的成功，也就当说是你的努力。”蒋听了我的话，把眉头一皱，很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恐怕还有问题吧！”我说：“还有什么问题？日本人都无条件投降了，你还要做什么？罗斯福大总统，在百忙中常去钓鱼，我希望你找个地方约几个月的鱼去，我也去画我的丘人画和作我的丘人诗，你千万别听坏小子的话，什么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我又说：“万万不可无罪找枷杠。”蒋介石把头点了又点，说是是是。
冯玉祥的文章，把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表面拥护、内心反对的嘴脸揭露无遗。而张治中将军的话则比较委婉：“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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