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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深夜。
原即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第二天，日本军队侵占了沈阳城。
其后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次年的1月2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成立了以原清朝末代皇帝博仪为“执政”的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的突发，应该说是蒋介石南京政府长期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必然结果。
当初，宋子文虽是南京政府要员，但只看到了英美的势力之大，而忽视了日本侵略的潜在危机。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不足的原因，宋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对蒋介石1931年8月16日致电张学良“不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不予抵抗，力避冲突”的政策也未持异议。并且他对蒋介石调张学良东北军主力人关打石友三后，仍留驻河北而不回撤东北驻防，亦表示支持。然而，正是由于南京政府的这种妥协退让政策，给了日本关东军以可乘之机，致使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终于导致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事变的爆发令国人大哗！
亡国惨祸真已迫在眉睫。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当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的确喊出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满腔悲愤。”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打进中国本土这个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顿时上升到主要地位，并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当时，中国的工人农民是要求反抗日本侵略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过几年的低沉状态后，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于是沉寂多时的城市重新沸腾起来。当时，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和武汉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情激愤，纷纷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政府抗日。1931年9月28日，上海和南京的学生数千人前往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对日宣战，并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并且，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这时也有明显变化，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当时，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上海、汉口、天津等地的商号抵制日货，要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而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则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
而当时南京政府在日本大举侵略面前，一再退让。“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不过1万多人，中国东北军除在中原大战后期调进关内7万人外，仍有16万余人驻在东北。但蒋介石在这一年7月已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坚持以主要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当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南京政府即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正是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这种态度，使得日本帝国主义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此时，由于民族危机已到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
当时宋子文是主张抗击日本侵略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国民抗战高潮的推动下，宋子文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谴责日本侵略罪行，争取道义声援并依靠“国联”出面解决东北领土问题。
经过宋子文多方努力和争取，1931年9月3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作出决议：要求日本政府于当年10月10日前“将其军队从速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日本政府当时宣布接受国联理事会的决议，但又以“中国政府不能担保东北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为理由，拒绝撤兵。于是，国联对此调解受阻。
而南京政府对“国联结果，道德上固属胜利，实际成为僵局”深感忧虑。为此10月初，国民党政府成立对日交涉特种外交委员会，宋子文任外委会副会长。随即为研究对日外交方针，宋子文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商讨对策……
1931年10月14日，宋子文召集外委会的成员顾维钧、颜惠庆等开会。
10月15日，宋子文邀请蒋介石、戴季陶、顾维钧等人再度开会，继续讨论对日政策。
10月间日，外委会议确定了对日交涉的预备方案即：由国联监视之下，日军退出占领区，中国将来一切交涉必须在国联照拂之下进行，交涉地点在日内瓦或欧美各地；中日将来一切交涉必须在国际公约原则--亦即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维持东亚和平计，不得用武力行使国策下进行；日本政府必须负此次出兵责任；无论日本提出任何条件，中国皆有保留修正及另行提案之权。当时此项方案中强调“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实际是为了讨好英美等国，希图借英美的力量压制日本。
1931年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采纳中国提案并通过一项新的决议：要求日本政府于当年11月6日前撤兵完毕。当即日本投反对票，拒绝接受。宋子文闻讯，再次邀请外委员成员顾维钧、颜惠庆、邵元冲、孔祥熙等人开会商讨对策。会后决定发表宣言和声明：“相信日本尊重世界公意，于11月6日前将军队撤尽，其他问题可循序进行”，以保留与日本继续接洽的余地。
但是日本侵略者竟置国联决议及中国政府的提案于不顾，于当年11月22日，又向锦州发动进攻。11月25日，有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由英、法、意等中立国军队据守，日军于“中立区”成立后15日内撤出占领区。同时宋子文亦召集外委会讨论锦州问题。当时宋认为锦州若能保全，则日本尚有所顾忌，否则东北难保。但由于英、法、意等国不肯提供军队据守“锦州中立区”，以及日本提出划锦州在日本管辖区以内的要求，国联理事会于12月1日决议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并要求中日双方维持现状。而待南京政府依靠国联调解计划破产后，1931年12月8日，宋子文、顾维钧致电张学良，请勿抽调其驻锦州部队入关，以坚守对日防地。
1932年1月，国联成立调查团，准备赴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5国组成，由英国代表李顿任团长。当时，调查团赴中国东北却并非为了彻底阻止日本侵略，使之退出东北，而是企图使东北由日本独占而变为由国际共管。
日本占领东三省之后，便开始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使东三省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转移国际舆论和中国人民的视线，1932年Z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发动了“一 二八”淞沪事变。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又一次侵略行径，当时的蒋介石仍然不予积极抵抗，仍希望能依靠国联干涉，得到和平解决。是年1月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
在当时那段日子里，宋子文坚守上海，并从外交交涉转移到实地抗战，二者兼顾。
1932年2月6日，驻上海英国海军司令克莱拜访宋子文，提出中日停火及划定和平区等办法，并表示愿与顾维钧、郭泰棋洽谈。当天下午，宋子文召集顾维钧、郭泰横、孔祥熙、吴稚晖等开会讨论克莱所提各种办法。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鼎列席了会议。会议认为沪案不宜单独解决，应接受英美调停办法的全部，并乘机谋得中日问题的解决。2月7日，克莱偕英国领事到宋宅续商双方停战退兵事宜。克莱“注意上海租界之安全，欲谋上海问题之局部解决”；但因宋子文等坚持上海问题为中日问题之一部分，须遵循英、法、美、意等国提案来处理，以致最后形成了僵局。
然而宋子文这一主张却与蒋介石的方针相违背。当时蒋希望上海问题先解决之后，再谈其他问题。因此同年2月8日何应钦致电宋子文，指责说：“昨英海军司令在沪会商调解，闻诸同志中多主张……连同东三省问题整体解决，以致毫无结果，失此斡旋良机，深为可惜。请兄等在沪诸外委，从速先求停止战争。”
但当时蒋介石还没来得及给宋子文以新的指示，2月18日，上海日军司令植田谦吉、总领事村井仓松即分别向十九路军和上海市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碟，限中国军队20日下午5时前撤退。中国方面当然不予答应。于是3月1日，日军向上海中国驻军发起全线进攻。
当日天亮后不久，大片大片的火光掠过天空，铺天盖地的炮火撕裂了晨霭，在震耳欲聋的坦克和装甲车的重压下，碎石铺成的路面惊惶不安地颤动着。一只只漆着太阳旗的飞机贴着海面飞来，抖抖翅膀，扔下一颗颗重磅炸弹；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也一齐开火。顿时战火弥漫，大上海的天空，一片燃烧的天空。
大上海保卫战开始了。
当时，一群群市民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奋不顾身，顺着街区往前奔跑，奔向枪声最剧烈的地方去抢救伤员。而当时的感人情景是，胳膊上缠着红十字标记的年轻护士，平时手无缚鸡之力，今天却一个人扛起了担架；刚从工厂里出来的工人，顺手抄起太平斧或端起锋利的钢钎；而大、中学生们，挨家挨户募集门板、棉被并送往市郊加固工事。不少戴眼镜的教书先生，也把长袍掖在腰间，不顾吱吱横飞的流弹，跳上方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
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的指挥下，奋起抵抗。这便是后来著名的“-·二八”淞沪抗战。
当时蒋光鼎、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奋起抵抗，的确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并且，由于上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当日本大举增援后，南京政府迫于形势也派出第五路军军长张治中率部赴上海参战。只是，蒋介石当时的基本方针依然是求和。他害怕战事扩大，引火烧身。
而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当时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毅然决定调税警团参战，配合十九路军抗击日军进攻。当时，因为宋子文仅是文官，他手中没有兵权。因此他所能拥有的或能指挥调动的，只有税警团了。
说到税警团，这里还应交待一下。它是一支非正式部队，即宋子文财政机关的警卫部队。主要负责财政机关正常工作的安全。因而它的指挥和调动由宋子文说了算，无需与蒋介石商量。
“-·二八”事变前夕，税警团大部分驻守在上海及浦东一带，第一团驻徐家汇，第二团驻南翔，第三团驻闸北，第四团驻清东，总部设在徐家汇。
在此亡国亡家之时，宋子文急忙把自己的税警团拉上去，并亲自颁布作战命令，亲自督促训练，亲自接见官兵并听取他门的汇报，可见他当时的抗战热忱之大。
不靠天不靠地，只能靠我们自己。这是当时宋子文经过一番艰辛努力后，所得出的结论。
税警团参战，当时还有一难题。由于税警团的一些经费是由八国银行拨给的，如果税警团参加抗战，八国银行必然表示反对并将停拨其余经费，所以税警团不使用自己的番号直接参加抗战。为瞒过八国银行团眼睛，当年2月中旬宋子文决定驻闸北的税警三团和驻在南翔的税警二团，统归第十九路军指挥，参加抗战序列。后来，当第五军驰援上海抗战时，税警团的参战部队就又改为第五军第八十七师独立旅，以原税警团总团长王庚为旅长，同时接受第五军指挥。这样一来，淞沪抗战中自始至终，报上不见税警团的名字。
税警团虽不是正规部队，但其编制、装备及士兵素质却比一般正规部队还强。当时税警团参加了守卫龙华机场等战斗，许多官兵英勇无畏，英勇杀敌。税警二团二营官兵在战斗中，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可惜的是，由于后来税警团指挥官内部不团结，以致竟严重削弱了其战斗力。
此事得从税警三团团长张远南说起。
张远南是宋子文的妻兄，公子哥儿出身，自恃与宋子文的亲属关系，骄横霸道，根本不把税警团总团团长王庚放在眼里；还散布说王庚有十大罪行，想要取而代之。此事王庚知道后，便拉拢另外两个团长，想合谋赶走张远南以雪平日之恨。果然，当他们几个人合伙在宋子文面前状告张远南于日军进攻下挖墙逃跑的罪行时，宋子文大发雷霆道：
“我要撤张远南的职！” 。接着，宋子文下令任命莫雄为三团团长，接替了张远南的职务。
但莫雄也是个精明人。当时，他不是不想干，只顾虑的是张远南毕竟是宋的妻兄。现在宋子文在气头上撤了他，等回头火气过后，难免又要启用他。与其现在去接替张远南，代他在战火中拼命，替别人火中取栗，倒不如卖个顺水人情。想到这里，莫雄就对宋子文说：
“张团长是部长的至戚，人所共知。当此抗日战事十分激烈的时候，突然撤他的职，名誉扫地后他在社会上怎么见人！如果部长认为用得着我，我不在乎当不当团长，也不一定要当团长才能指挥部队作战，平时就做王庚总团长的幕僚吧。想来王团长也会同意的！”
当时王庚虽想撤掉张远南，但也有所顾忌，一听莫雄此话，就也插嘴道：“这个意见很好，请部长即委莫雄为总团部总参议吧！”
宋子文不加考虑地连声说：“同意，同意。”并立即亲笔委任莫雄为税警总团部总参议，命令他“马上到差。”
此后，莫雄就以总参议名义指挥第三团参加淞沪抗战。
后来，宋子文任命莫雄为代理总团长亦即战时的独立旅长，此后，莫雄指挥税警团参加了淞沪抗战末期的战斗。尽管内讧如此，当时这支部队还是给侵沪日军以很大杀伤。应该看到，宋子文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坚决主张抗战，这一点与蒋介石是有明显不同的。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当时已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普遍不满。
时间到了1932年的1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之后，因手中没有实权，所以处处受到蒋介石的节制。这样一来蒋、汪矛盾再次激化，汪不满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于1932年10月愤然离职出国。汪精卫出国后，蒋介石委任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于是，具有抗日倾向的宋子文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打算改变一下蒋介石当时的对日政策。
当年12月，宋子文联名孙科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一个议案，以期达到抗日的目的。该议案要求蒋介石将军队集中于“热河、察哈尔和河北地区，以抵抗侵犯中国领土的敌军”，如有可能，“军队进入满洲收复失地。”该议案还号召全国民众一致抵制日货，并指责全国大同盟对付日本侵略的行动缓慢；指出“中国人民必须效法奋勇抵抗日本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遗憾的是，宋子文等人的这项议案旋即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否决了。
1933年初，日寇开始向热河进犯。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山海关守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安德馨营全体官兵300余人力战殉国。于是震惊一时的长城抗战爆发。但因孤军无援，中国军队寡不敌众，没有抵挡住日本陆海军的联合进攻，不久山海关沦陷。之后，日军开始向长城一线推进。当时，张学良将军放弃了东三省，犹冀保留热河及河北，以静候蒋介石同日本人交涉。山海关战事一开，张学良便知如再不抵抗，热河。河北就不能保住。于是决定调长城以内的东北军4万人进入热河布防。但是，当时张学良对抵抗亦没有把握，便致电蒋介石求援。
1933年2月11日，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受蒋介石之托，开始其北方之行。随行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等人。宋子文抵达北平后，即在阜成门内原清朝顺承王府，会见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听取情况的汇报。
2月18日，张学良将军陪同宋子文等人视察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承德热情款待宋子文一行。在一次欢迎会上，宋子文慷慨陈词：“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
在此期间，宋子文、张学良等人在承德原清帝行官清音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会议期间，宋、张联名致电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团，表示中国军民“决心抵抗日军之进一步侵略。”张学良还与宋哲元等20余名高级将领发出通电，表示抗战到底并呼吁国人支援。
为了确保热河的防守，回北平后宋子文与张学良拟定了热河保卫战计划草案：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每一集团军辖3个军团；其中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兼任，第二集团军司令由张作相担任，辖孙殿英、汤玉麟各一军团和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及冯占海等部义勇军。
2月对日，日军纠合伪军共10万人，分二路进攻热河，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不料当地守军20万人竟不作抵抗，望风而逃。致使日军长趋直人，于3月4日以百余骑先头部队突入承德，于是热河失陷。当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装满了200多辆汽车运往天津租界，他本人也跟着逃走了。
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自知失职，先曾表示要亲率王以哲等部去与日军拼杀以收复热河，结果落空。此时的全国上下，一致谴责南京政府，并要求对张学良、汤玉麟等按军法处置。迫于舆论的压力，张学良于3月7日电请辞职，以谢罪于国人。8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热河省政府汤玉麟，身膺边疆重任，兼统军旅，乃竟于前方军事紧急、忠勇将士矢志抗敌之时，畏缩弃职，贻误军机，深堪痛恨。着即先行去职，交行政院、监察院同军事委员会彻查严缉究办，以肃纲纪。”
随即全国舆论攻击的矛头，开始指向蒋介石。蒋介石深感自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于是就想追张下野，以为自己代罪受过。当时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下野，也有多种原因：一是北方的阎锡山军队和冯玉祥的旧部，都因张学良曾在中原大战中与之作对，所以不听张学良指挥；这就无法靠张学良在北方指挥各军抵抗日寇，而中央军一时又不能调往北方。二是因为张学良体力不支，精神颓丧，统率诸军精力不济。三是蒋介石要张学良为自己代受罪名。后来张学良曾说过，“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失土有责，受到全国人民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坐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因眼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则可免同遭沉没；待将来风平流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两人一起相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
当年3月9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张学良抱着蒋介石可能决心抗日并补给东北军充足的弹药、以便收复热河的希望，从北平速往保定面见蒋介石。张学良到保定后，首先与先期到达的宋子文会面。宋子文转达了蒋介石的旨意：“失东北，丢热河，中央与张均责无旁贷，全国舆论指责……必须有一人下野，方可以平民愤。”
当即张学良只得表示：“既然如此，请立即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罪国人。”
9日下午4时，蒋介石所乘专列到达保定，张学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上车与蒋见面。当即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口，先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张学良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则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于次日即飞上海，以免夜长梦多；并要张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的名义和手续他已办妥。此时，张学良只好表示：“我不该丢失东北，早应引咎辞职。今又丢热河，更责无旁贷。我当然应该首先下来，请即免去我本兼各职，以申国法，而振人心……”同时张还提出：“日本野心要吞并中国，希望中央速调劲旅北上，收复热河保卫华北。”蒋介石一边听着一边言不由衷地连声说：“好，好，好！”
蒋介石离去之后，张学良失声痛哭，并对随从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郭（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但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讲人民是欺骗不了的……”
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随即宋子文为其办完了出国手续。4月11日，张学良启程赴欧洲考察。
宋子文送走张学良后，蒋介石对宋子文说：“你为此事帮了忙。听说你与张的交情不错，做了不少工作。张这个人还要用，等到一定时机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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