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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30年代一个金风送爽的季节。
一天在上海静安寺路旁的一家巧克力商店里，宋庆龄打量着一位约见她的美国小伙子。这是她当年留学时见惯了的那种美国南方小伙子--挺拔的个头，栗黄色的长发，碧蓝的眼睛。他讲话时，那种有些软性化的南方口音，让宋庆龄立刻感到熟悉和亲切。
“孙夫人，我还是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埃德加·斯诺，是上海租界里《密勒氏评论报》的代理主编，兼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我这次约见夫人，是应《先驱论坛报》主编威廉之约，准备撰写您的传略。”
宋庆龄听罢点点头，显然这些基本情况她已经知道了，而且她对这些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
此时斯诺显然也感到，这样干巴巴地开头进行采访是不成功的，自己还必须多说点什么，以尽可能引起对方的兴趣才行。
“我3年前就来到中国任职，我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虽然3年来我一直在苦苦奋斗，力求借自己身在中国的优势，写出对中国问题有独到见解的文章，让西方从我的文章中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我自己一举成名，成为有影响的新闻记者或专栏作家。但是迄今收效甚微，在新闻界、在中国问题的研究领域，我现在还是个无名之辈。我写的东西，还没有引起过太大的影响。孙夫人，您不会因此怀疑我的能力、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吧？”埃德加·斯诺试探着问。
顿时，小伙子的率直引起了宋庆龄的好感。这正是许多美国人的作风，这比有些人的装腔作势更能博得信任。于是宋庆龄笑了：“小伙子，你还年轻嘛！只要有决心、有毅力，总是会成功的。我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告诉你，但是有一条要求，就是你必须如实地报道，而不能强加某些我没有讲过的东西。”
“感谢夫人对我的鼓励！至于您的要求，我认为是完全正当的，我一定会照着做的。因为从我这方面来说，那也是最起码的新闻职业道德。”
一场愉快的谈话开始了。
他们共进午餐后，又开始慢慢品茶。宋庆龄感到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特别需要向世界宣传，尤其是她曾留学过的美国。在那里，许多人对中国的事情，一直只能听到一些不负责任的记者“妙笔生花”，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胡扯乱侃。眼下通过这位年轻人如实报道一些情况以正视听，是有好处的。再说，在美国有许多多年来一直在关心她的朋友，自己的情况也有必要让朋友们知道得更详细一些。
他们之间的谈话是轻松的。斯诺并不像某些咄咄逼人的西方记者那样，提出一连串尖锐或沉重的问题，让对方犯人招供式地回答。他认为，要同宋庆龄这样一位世界景仰的伟大女性真诚地对话，首先需要在双方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不能光要求谈人家的事，自己的情况也需要让人家有所了解。于是，斯诺先谈了一些自己的情况，包括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以及从前所发表的主要文章等。
斯诺谈着谈着，宋庆龄笑了。斯诺惊奇地问：“孙夫人，是我讲的什么情况让您发笑了吗？”
宋庆龄笑着说：“记者先生……”
斯诺连忙纠正说：“孙夫人，我在您面前是晚辈，我希望您在称呼我的时候，能直呼我的名字。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只有这样，才便于我能听到您真正的心声。”
“很好，小伙子。你是一位诚实的青年。所以我想我也不必太客气，那样就显得太生分了。你说是么？”
“正是这样，夫人。” 宋庆龄端起茶，慢慢呷了一口道：“我现在知道了一个问题的答案。”
“关于哪方面的？”斯诺很注意地凑了过去。
“是关于你的。开始谈话时我记得你说过你在中国已经工作三年了，勤奋并且写了不少东西，但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引起太大反响。是吧？”宋庆龄问道。
“是这样的，夫人。”斯诺点头称是。
“我刚才已经知道了其中的原因。这就是你对中国问题的认识，还在受着某些人偏见的影响。你还没有独立地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没有真正地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而目前用这样的观点去看问题，你写的东西再多，也难脱别人的范围。虽然有时也能让某些人看了高兴，但决不会引起真正的反响。我这样说你不会介意吧？”
斯诺用茶杯盖把茶水上面的浮叶划了几下才开口答道：“夫人，我听得出来，您是指我对中国问题的根本看法存在缺陷。的确，这些看法我是在国内时就这样听来的，到中国以后别人也是这样对我讲的，我还从未怀疑过这种观点有什么不妥。是的，夫人，我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现在我想问一下，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蒋介石发动北伐，把中国从军阀手中解救出来；并且他制止了共产党鼓动的‘暴民’在农村的混乱，阻止了中国赤化的危险。在这些事情上，正义难道不是在他这方面吗？共产党鼓吹阶级斗争，一心想搞暴力革命，这对你们国家有好处吗？”
斯诺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他想观察一下宋庆龄的反应。但宋庆龄没有立即接话，只是用眼神鼓励他把话说完。斯诺于是又接着说道：
“还有，共产党在他们割据的地方搞土地革命，这实际是一种劫富济贫的老办法。靠这种办法恐怕只能鼓励懒惰。我倒是认为，晏阳初的农村复兴运动才是中国发展的希望所在。夫人，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有什么不妥，我想听听夫人是否有另外的见解？”
宋庆龄又一次笑了：“我是有另外的见解。否则，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了。而且，如果你不了解我的见解，你就会有许多事情根本无法理解。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比如北伐，那是孙中山先生生前就制定的计划，并且已经奠定了基础。是他领导的革命把中国从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当时那场革命是不彻底的，而且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了，并且由此又带来一个北洋军阀的混战时期。孙先生的后半生一直都在同袁世凯以及袁世凯的继承者们作斗争。他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共产党合作，壮大了革命力量，从政治、组织、军事上为北伐作了准备。他去世后，这些政策开始还在实行，所以北伐开始进行得很顺利。这里面就有很大功劳归于共产党的组织和他们的党员，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为北伐奠定了胜利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你所说的‘暴民’，是他们在上海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使蒋介石没费一枪一弹就进入了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可以说是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运动，使北伐军所到之处，不断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所以战斗连战连捷，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斯诺听得非常专注，这些事情对他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不是这位受到过美国教育的、文弱美丽的孙夫人当面这样讲，他会把这些话看作纯属共产党的宣传而不屑一顾的。但是，当这些话出自当时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孙夫人之口时，他就不得不认真考虑她的直接见证人地位，以及她所叙述的真实性了。
宋庆龄看斯诺陷入了沉思，她知道自己方才的这些话对这位年轻人来说，也许是闻所未闻的，她应该把话讲完，然后一并交给他去比较和辨别。
“但是，北伐进行到中途，蒋介石自以为羽毛丰满了，于是他叛变了。他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他把国民党的盟友共产党一把推进了血泊里，对曾经帮助过他的那些工农群众也举起了屠刀。他实行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而这样一来，中国整个社会的情形同北伐以前相比，就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孙夫人，这些是您的真实想法吗？您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吗？”斯诺仍旧有些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
宋庆龄缓缓地说：“这些就是我脱离现在的国民党并且坚持不参加现政府工作的原因。我并不要求你一定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你应该了解这些。否则，你不仅写不好我的传略，恐怕也难以在记者生涯中达到新的境界。”
那天一直谈到吃晚饭时，埃德加·斯诺感到他已经开始了解孙夫人了。他看到了她巨大精神力量，感受到了她的正直与无私，体验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与情感。虽然当时他还不能一下子达到宋庆龄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水平，但是他已经感到，孙夫人肯以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享受而追求的东西，一定是具有更高价值的。
这次采访宋庆龄而进行的谈话，不啻给斯诺当时的思想注人了一支清醒剂。从此，他们之间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并且宋庆龄给斯诺指出了一种新的认识中国问题的思路。在以后的日子里，斯诺用新的视角进行观察和思考，终于逐渐看清了蒋介石政府是一个腐败和缺乏效率的政府，是目前中国一切苦难的根源；当时的中国不仅不能靠蒋介石政府来拯救，相反倒应该切除这个毒瘤。由此看来，中国确实需要一场血与火的暴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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