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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国共两党严峻对立的日子里。
1936年8月14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突然收到一封寄自远方的来信。而寄这封来信者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动员数十万大军追剿的所谓“匪首”--毛泽东。
这不是一封平常的来信，应该说此信亦是宋子文久盼的。当即宋子文激动异常地拆阅展读，就见信中写道：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结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颁公绥。
毛泽东
1936年8月14日
按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空气来讲，谁要接到共产党的来信，不杀头也要被清除，甚者祸及全家。可是，宋子文接到此信后却神色不变，且似乎多了一层喜色。只是他没敢将毛泽东的来信在手中多留，而是马上交到了蒋介石的手里。再说蒋介石也并没有翻脸，而亦是喜形于色。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呢。
日本侵略者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仍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其狼子野心即企图独占中国。而当时的国民党统治者在倾其全力“围剿”长征中的工农红军时，仍然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1935年2月，蒋介石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中日有提携之必要，”“中国人民不但无排日之行为与思想，且亦无排日之必要。”但是，当时一个全副武装的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事实，却不可能不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意愿相反。这样一来，在中国便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热潮。
1935年底在北平，抗议日本入侵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就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区前夕，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且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了对华北的侵吞。它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1935年6月的何梅协定（指国民党在北平的军事长官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之间的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它的第二个步骤则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当年10月间，日本在中国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关东军代表名义，向驻守平津和冀察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提出要求：通电设立华北自治政府，将南京任命的华北官员一概罢免。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甚至以最后通碟的姿态，限令宋哲元在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以五个师的兵力取河北，六个师的兵力取山东。这时，日军向华北大举调兵。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动下，国民党政府河北省蓟密专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割据冀东22个县，在北平近郊的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旋即又于是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了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实行华北特殊化。当时的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已危在旦夕。
当时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对此反应自然最为强烈，而且敏感的青年学生对时局的演变尤为关切。于是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年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党组织遭到较大破坏时，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在北平还留下30多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1935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到北平，建立了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的工作。当群众抗日情绪日趋高昂时，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当时，清华、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于是城内一二千名学生冲破军警包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到新华门前请愿。由于请愿没有结果，他们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已增加到3000人。此对军警突然用水枪向学生喷射，并挥舞皮鞭、枪柄和木棍从两侧夹击过来。结果，游行队伍被打散了。学生中有40多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就这样，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开始了。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使中国人民不仅加深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而且看到了自身的力量，看到只有把国内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并就此增强了中国人民奋起救亡的信心和决心。当时，由“一二·九”运动掀起的风暴迅速波及全国：从当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地方的工厂也举行罢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并发出通电及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当年12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并开始踏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此后又在宣传团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其后上海、武汉、济南等地学生也纷纷下乡宣传；与此同时，一些原来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的教授、学者也发表文章，主张抗日、主张全国合作。一时间，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此时，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抗日的态度，自“华北事变”后也在发生变化。当年蒋介石对日本一再退让，本是建筑在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上的。然而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最终打破了这种幻想。“华北事变”的发生，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并且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于是，南京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了。
还是在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通过一个议案。当时蒋介石在建议中有句关键性的话：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这句话，虽然是说现在还不能“放弃和平”或“轻言牺牲”，但又是表示如果“最后关头”到来，那也只好“放弃和平”并且决心“牺牲”了。例如次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实行“中、日、满经济合作”亦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广田三原则”，这便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了。他后来曾写道：“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当时，在日本军国主义毫无止境的侵略欲望面前，可供蒋介石选择的余地已经越来越窄了。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于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后来作了这样的解释：“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最初是在国外，蒋介石密令邓文仪同在苏联的王明进行对话。邓文仪当年是蒋的侍从秘书，后出任驻苏大使馆武官。当时最初的接触是在莫斯科，主要是探讨苏联在军事上的动向。当年秋天，邓文仪马不停蹄回到莫斯科，与当时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进行了多次的会谈。但由于多种原因，当时这种努力没有什么结果。
此时，红军长征--可说一项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已经胜利完成，蒋介石在“剿共”的同时亦开始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就生发出在国内寻求与中共谈判的想法。而由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思前想后，蒋介石想到了宋子文。
“你是说，我们和中共谈判？”宋子文仍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和中共谈判！”蒋介石斩钉截铁地说。
“那么--让谁去谈呢？”
“我看你先联系中共高层，摸个底再说。”
“一是你先前是武汉政府过来的，和中共有一定的交往。再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你又是政府部长，和毛润芝、周恩来等人都很熟。更重要的是，那边还有你的二姐宋庆龄。我想了好久了，非你莫属。”
“看来你还真了解我。要是这样，你不会待将来‘清党’时把我给清除了吧？！”宋子文开了句玩笑。
“我敢清除国舅？怕是我还没有两个脑袋呀？”蒋介石也笑着调侃道，“要尽快去联系。具体你怎样工作？找谁联系？我就不管了。不过尽快把联系情况告诉我。”
“那好吧。”宋子文答应下来。
“这个情况只限你知我知，绝对保密！”蒋介石又叮嘱道。
那天当蒋介石送走宋子文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月色如水，幽幽的星空中竟显得有些神秘似的。
那一夜，宋子文回到自己的私邸，无论如何也睡不好觉了。他在想，眼下要完成老蒋交给的这个任务，非有二姐庆龄出面帮忙不可。可眼下，由于政治早把姐弟分开，感情已多少也有些淡化。每当想起此事，都不免使宋子文有些伤感。所以临到天亮时，他才犹犹豫豫地拨通了二姐宋庆龄家里的电话。
“二姐，我是子文呐，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你了。”
“我也没有去看你和乐怡啊，孩子都好吧？”宋庆龄仍十分热情和客气。
“孩子还好，二姐你身体怎么样？”
“我还好。”宋庆龄欲言又止，竭力避开着敏感话题。
“上午我想去看看二姐。”宋子文试探着请求道。
“二姐欢迎！”
“有些事情，我想给二姐谈谈。”
“我一定等你。”
当天早上8点，宋庆龄刚吃过早点，大弟弟宋子文的小车便驶进院子。
宋庆龄当即迎了出来。说句实在话，她对这位大弟弟一直是很疼爱的。进屋落座后，宋庆龄立刻把爱国学生送给她的水果，摆满了一桌子来招待宋子文。
自从1927年宁汉分裂旋又合流之后，按宋庆龄当时的话讲：“我已是家中可有可无的人了”。那一段时间里她不想看到亲人，也不想让亲人看她。这种自我封闭的心态，当时使宋庆龄性格上多少有些变化。最初大姐宋蔼龄和小妹宋美龄也曾来看过她，但后来也就不来了。只有二弟和小弟子良、子安还是这里的常客，来去无拘无束。宋子文或许因身有政务，来的自然也少。不过三天两头他还打个电话问候问候。
“子文，你来有什么事要和姐姐商量？”宋庆龄开门见山，接着把一个剥了皮的桔子递给宋子文。
“老蒋最近有些反常，他想与中共联系，让我牵线帮他这个忙！”
宋庆龄闻听便道：“蒋介石想与中共对话，说明有他的难处了。他在日军侵略面前一退再退，已经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昨天，我接待了几批学生，都是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
宋子文说：“只要国共两党能坐下来谈判，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既然老蒋有这个要求，我看不妨给他个台阶。”
宋庆龄应道：“好的，此事二姐可以答应。不过容二姐想一想，谁去合适呢？”
“这个人必须是共产党信得过的人。不然不好办。”
“你的同学董健吾怎么样？”
“他--”宋子文道：“当年我们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时，人还是满不错的。后来听说经刘伯坚和浦化人介绍，他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共产党；并以传教为掩护，在冯玉祥部从事兵运、工运和农运工作。再后来，由于老蒋清党波及冯部，查无法立足，当时有一次还找到了我担保。后来我就不知道情况了。”
“后来他回到了上海，在圣彼得教堂从事牧师职业。”宋庆龄补充道。
“后来听人说，他专事收留中共的遗孤什么的。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了。”宋子文又道。
“有这个事，那是我让他办的。董来上海后经常与我联系。并且他在我的资助下，以圣彼得教堂牧师身份，在上海用教会和互济会的名义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许多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的职业革命者的子女和烈士遗孤。”
宋庆龄停顿一下又道：“这个董健吾还作过古董生意，我和小妹在购买字画古董时，曾请他出过主意。她们也都是好朋友。”
“既是这样，我们就找他帮办吧。来往陕北的路费，我来出。”宋子文一锤定音。
就这样，宋庆龄很快找到了当时正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因为是宋庆龄的安排，董健吾当即应允下来。
1936年3月的一天，董健吾出发踏上了去陕北的路程。他身上带着宋庆龄和宋子文委托的一封有火漆印的密信。此行他途经西安赴陕北，要把身上的信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并面呈毛泽东和周恩来。
临行时，宋庆龄对董健吾说：“此行成功，益国非浅。”
为了途中安全，宋子文和宋庆龄还给查准备了一张由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签名的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
董健吾当下将密信缝进贴身背心，急如星火般地赶赴陕西。
当时，陕北苏区处于国民党军队严密包围之中，要安全进去，首先必须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因此，董健吾在西安下了飞机，首先去见张学良。
当时，二人相见亦在一个落霞的黄昏。
董健吾以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身份，径直对张学良说：“我是来向张将军借飞机到红区去的。”
张学良当时根本不相信此话会出自财政部大员之口，立刻就说：“你敢在这里提出这样的要求？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把你枪毙！”
“要枪毙可以。”董健吾旋即取出宋庆龄和宋子文的亲笔信呈上。
董健吾早知张学良的报国心迹，便对他晓以民族大义和中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果然深受感动。随即，张学良派飞机送董健吾至肤施，旋再派一骑兵连护送他去苏区。
不料在突破陕北的红色封锁区时，他们又被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拦下了。
一时剑拔弩张。董健吾赶快摘下了礼帽对一个红军战士说：
“我要去见毛泽东同志。”
经过一番交涉和核实，董健吾被允许进入红色区域；并由红军战士护送，秘密来到瓦窑堡。遗憾的是毛泽东等人不在，但他受到博古和林伯渠的接待。
董健吾呈交了南京方面的密函。
博古将情况立即电告尚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张闻天和彭德怀等，并将董健吾的身份也电告毛泽东等人。
当时毛泽东立即做了批复：通知博古、董健吾和周恩来等马上到前线来，共同讨论同国民党谈判问题。
但当博古把这些情况转告董健吾时，董健吾说：“怕是时间来不及了，我还要赶快回去。这样，我留下上海的地址。有什么意见随时联系，我在上海恭候，并请代向毛泽东致歉。”
博古及时把董的意见转达给前线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宋子文派董健吾送来的和谈信息。在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人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后，中共中央于当年3月4日以毛泽东等人联名致电博古转董健吾，并请董转告国民党南京政府。当时电文如下：
博古同志转董健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见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进攻；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见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可以说为日后的国共谈判奠定了基础。
第二天晨曦初露，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原路返回上海。返回上海后他即向宋庆龄、宋子文和孔祥熙转达了中共中央的上述建议。
当年查健吾的西北之行，不仅初步沟通了国共两党的联系，而且同少帅张学良挂上了钩，此后二人关系甚密竟成了莫逆之交。因为抗日救国是他们的共同话题和共同心愿。后来，毛泽东托董健吾把自己的孩子护送出国，董又托少帅张学良帮忙办事。结果都是经过这条秘密交通线完成的。
这件事说起来又不免话长。
1930年11月14日，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在长沙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当时，湖南的中共党组织想方设法将8岁的毛岸英、6岁的毛岸青和4岁的毛岸龙转移到上海，并由毛泽民接送至陶尔裴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大同幼稚园。这是当时由中共地下党领导、以互济会名义创办并由董健吾负责的一所幼儿园，目的在于抚育革命烈士和中共党内同志的子女。当年，蔡和森的女儿、彭湃的儿子、浑代英的儿子和李立三的儿子等，都曾在此园寄养过。不久，毛岸龙因患急性痢疾，送广慈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后来，大同幼稚园的内情被敌人察觉，董健吾当即决定解散幼稚园并转移儿童；但他还将毛岸英和毛岸青留下直接抚育。再后来，虽然中共党组织受到破坏，董健吾已失去组织上的资助，但他始终细心照料着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俩。
1936年，董健吾同中共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并通过少帅张学良的关系，先把毛岸英和毛岸青送到法国，然后转送苏联读书。这件事就是董健吾陕北之行后意想不到的重要的收获。
对于董健吾带回的中共中央的谈判条件，南京政府立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作出反应。当年6月底，宋子文指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以个人名义函复中共中央，表示赞同“联合抗日”的主张。
如果说董健吾当年是一位神秘的人物，那么后来的曾养甫和湛小岑也是两位不同寻常的人物。为了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当年宋子文曾决定再开一条“通道”，那便是曾养甫和湛小岑的功劳了。
曾养甫当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同南京政府的许多核心人物关系密切。在承担了打通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使命后，曾养甫于1935年11月找到其部下铁道部劳工科科长湛小岑，委托他办理此事。
湛小岑说办就办，迅速通过中共领导的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吕振羽，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而吕振羽也立即把消息转告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周知事情重大，必须把底细搞清楚，就立即通知吕振羽：“请你立即去南京一趟，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回来向我亲自报告。”
于是吕振羽当晚草草收拾了一下就上路了。
当吕振羽风尘仆仆到达南京时，湛小岑在车站迎接了他，然后陪他到曾养甫家。曾热情地接待了吕振羽，并表示自己是秉承宋子文意旨办事，希望通过吕振羽找一个同共产党方面谈判的线索。
吕振羽旋即把消息反馈到北平。
1936年1月，周小舟到达南京，他向吕振羽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提出国共合作谈判的条件是：
一、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等。
于是吕振羽立即通知湛小岑谈判线索已找到；同时要求国民党方面一定保证共产党方面往来人员的安全和通讯自由，不得加以检查和扣留。曾养市亦当即答应可以保证。
那天，周小舟和吕振羽在湛小岑的引见下，与曾养甫会面。
曾养甫道：“欢迎欢迎！”
湛小岑向周小舟介绍说：“这就是你要见的曾养甫先生。一般人都认为他是CC派，但我知道他同宋子文关系密切。”
曾说：“今天我们相见，说明我们有缘。”
周问：“我想知道，我们这种接触，贵方高层谁在主持？”
曾说：“不瞒你说，迄今为止，这种接触是宋子文先生在主持。”
周小舟说：“很好。不知对方有什么条件？”
“我们还是先听听远方客人的条件吧。”
吕振羽道：“我们的条件很简单。一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二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且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存在的合法性。”说完他便把文件呈送给对方。
周小舟道：“贵方呢，不妨也说说看。”
曾养甫说：“政府方面提出了4点要求。这4点要求是，”说着他也掏出文件展读起来：
“一、停止土地革命；
二、停止阶级斗争；
三、停止苏维埃运动；
四、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等。”
曾养甫讲完也把文件呈送对方。
1936年3月，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当时他带来了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提出的6项要求：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二。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四、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
同时周小舟还带来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中共领导同志签名盖章并用墨笔书写在白绸上的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罩振和曾养甫等人的信件，每封信上均附有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当时，经过中共北方局代表与湛小岑等多次会晤后，双方于1936年6月底7月初，达成了一份由双方代表共同签字认可的谈话纪录，双方同意在此基础上，再由湛小岑起草一份正式协定条款。
接着，曾养甫与周小舟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二楼曾养甫的办公室里，又进行了两次会谈，当时湛小岑、吕振羽也都参加了。会谈中，周小舟系统地讲述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愿望及所提的6项要求和条件，并对国民党方面的4点要求作了回答。然后，双方就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问题，以及南方游击队集中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等进行了讨论；并且在有关领导权等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周小舟离开南京前，交待吕振羽必须取得国民党方面对我方6项要求的肯定回答。为此，吕振羽又和曾养甫面谈了五六次，为此并要湛小岑写出书面材料。
当年7月，曾养甫又找到吕振羽，对他说：“希望两党主要干部会谈，或者周恩来来南京，或者我和张冲去陕北。”但不料同年7月底，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他的陕北之行因而无法实现了。由于这时南京当局已直接和中共中央联系，便不再重视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这条线索的联系，所以同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中共北方局，不必再与南京方面接触，国共接触统归于党中央，于是这条接触通道的使命遂告完成。
最初，湛小岑在接受了宋子文通过曾养甫交待的“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后，一方面经过吕振羽找到了同中共北方局的联系渠道，另一方面，他又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主任左恭商议，如何寻找共产党的关系。
左恭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得此消息后，立即向上海党组织报告。上海党组织遂于1936年1月，介绍了一位称作是中共长江局系统的姓黄的同志给湛小岑。此人真名王绪祥，党内名字叫张子华，1930年入党。他在任豫鄂陕特派员时，曾去陕北游击区巡视过工作，对陕北较熟悉。张子华和湛小岑交谈几次以后，建议国民党派人直接去陕北。开始，曾养甫准备派一名中共的叛徒去，张子华立即表示反对。
此时，上海党组织决定张子华随董健吾一起进入陕北苏区，当面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曾养甫等人的意向，所以张子华当时也是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重使者身份，进入陕北苏区的。
张子华和董健吾虽然同行，但党组织没有向董健吾交待张子华的真正身份和赴苏区的目的。所以待张子华和董健吾到达瓦窑堡后，博古立即单独接见张子华，听其口头汇报了国民党内部各派对抗日的态度，尤其是国民党内亲英美派有联俄联共一致抗日的表示；并传递了国民党当时正在寻找与共产党谈判的动向。以后，张子华又到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和彭德怀等领导作了详细汇报。
为了讨论与南京当局谈判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6年3月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张闻天和彭德怀等人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条件，并且就同南京政府联络、谈判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
1936年4月，张子华返回上海。随即与曾养甫会面，提出要了解南京当局联共抗日的具体方案。湛小岑便手抄了一份南京当局的4条意见给张子华，但没有说明是南京方面的条件，只说是湛小岑自己的看法，供中共参考。
后来，张子华还多次同曾养甫和湛小岑见面，商谈国共两党高层之间进行具体谈判等问题；曾养甫还于1936年9月提出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见面。后来他又向张子华表示：如周恩来不去广州，国民党派人去陕北。当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看到了张子华从广州带回的国民党答应的4个条件，以为南京方面有谈判诚意；同时也获悉蒋介石将于10月16日到西安，即命令正在西安的张子华同国民党方面交涉，拟安排周恩来到西安与蒋介石直接面谈。后来因交涉没有成功，此举未能实现。
就是这样，当时蒋介石、宋子文等人通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实行“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政策，因此宋子文主持的（后期陈立夫也参与主持）国民党同共产党代表的接触和谈判，在当时也只是一种试探性质的接触，并没有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但是，由于宋子文积极开展了“打通共产党关系”的活动，使得国共两党代表的接触突破了单纯在国外的单一渠道，而是在国内多方面展开了。通过国共两党代表们的接触和谈判，双方陈述了合作抗日的要求和条件，互相传递了双方高层的意向。这样实际上为后来国共两党负责人的正式谈判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作了充分的准备。
当宋子文将毛泽东的信转交蒋介石后，曾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兴趣。他立即任命陈果夫为国民党会谈代表，并立即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同年9月，毛泽东又电告西安的潘汉年为中国共产党会谈代表，直接与国民党代表陈果夫会谈。
不管后来会谈如何，毕竟宋子文当初为联系国共双方的接触，付出了一定的艰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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