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学书在戊子元旦至甲申二十七年，临摹古帖备极苦心，虽时与古人盘旋，然堂奥未窥也。壬子腊月回山西陈家集，晴窗之下，偶临元宰禅悦一则，忽悟得变化笔法，然非口授，亦不能透彻耳。
    凡临贴到数月之后，工夫沉密则平日笔意反为法所缚，动笔辄更拙滞，不得如意，如须换一两种帖，庶前之所临，活变生动，从不经意处潇洒而出。临小字是日，不得为人写大字，临大字是日，不得为人写小字，若转换数日笔意飞舞，厥迹既佳，大小亦可任意矣！
    余十六岁时，过金陵，侄孙直儒家见其五百金所购欧书乐志论墨迹，余极爱之，因屡愿习此种，又苦其难弃前学，心识其法，五十二年未尝语人，后传李锡奇、乐继武及明晋卿子，名观者共传三人焉。在直孺家见颜鲁公争坐位墨迹，在唐版纸上无一字涂抹遗漏，与世所传草稿不同，字形瘦劲奇变，踊跃生动，如龙眼大，后幅并无人题跋，只有数行落年月姓名，但云是鲁公当日誊清，上之当事者，历代藏之。粤西荔波县瑶蛮洞中，传为世宝。万历末，有浙西顾姓者，官于其地，诱而得之，藏于其家。天启间转入吴门韩某之手，直儒用八百金购得之。此卷华亭且未之见，况前此书家乎？宜其题跋之无人也。余得华亭门人传法，眼能小具别鉴，故知其为真迹也。
    镇江曹次师家藏苏米真迹，来扬求售。米之用笔，顿跌清古，与世所传真壤十纸，相去天渊，即较之方圆庵张志孝碑，亦不相类。乍视之，不知为米书。米老儒古帖，结构盘桓，气魄雄浑，笔意磊落。王双白云：明朝只有一大家，董元宰是也，下此都是名家。总明朝书家论之，可与唐宋匹者，一邓太素，二邹衣白，三倪苏门，四陈眉公，盖太素得力于米而天姿古劲有屈铁之势，全以骨胜，所少者细筋，又无变化，新新之态。至于邹书则中锋悬腕，荧迥刚劲，但拘于颜法，又时伤瘦硬，未能变化耳。若倪书，笔法秀逸，从董脱胎，于历代之法蕴蓄宏深，而出之简远，不似他人着力。陈眉公用笔甚活，自成一家，能于紧处用藏锋，其结构如松柯掩缭，有骨有趣，从苏脱胎，一毫不背。此四人皆亚于董，正是孔门有四哲耳。
    凡用新笔，以滚水洗毫二三分，胶腥散毫为之一净则刚健者，遇滚水必软熟，与笔中柔毫为一类，后以指攒圆，且不可令曲，听干三四日后，剔砚上垢，去墨腥，新水浓研，即以前笔饱醮，仍深二三分，不可濡水，随意作大小字百余个，再以指攒圆，直候干收贮，量所用笔头浅深清水缓开，如意中式，然后醮墨，此华亭秘传也。又作字先开笔，开笔之法，先点清水，少歇又点，如此三次，令水透毫，然后取笔向干净砚上旋转捺之，令四面之毫，无一不和，又由浅入深，令四面毫之润处无一丝不齐，酌字大小，以分浅深。若临米，纵小字亦须深开，运用轻重方能随意。若写毕，亦另有秘传。
    凡作字时，几上当安笔七八枝或十余枝，若用笔少不如意即弃去另换一枝，勿惜小费致留恶札于世相传。善书者不择笔，此英雄欺人语也。
    凡书字，墨须新磨，重按缓转，则汁细色鲜，书笺纸宜用烟墨，书宣纸宜用胶墨。书熟宣胶墨与烟墨同研乃佳。若纯用烟墨，一经裱后，则墨色晕出，字迹模糊矣。研墨成后，必须令其停十余分钟，乃取笔醮写之，则光彩异常。又，墨须浓，笔须健，以健笔用浓墨，则作字有力而气韵浮动。又作字须有胆，胆大则悬腕自足，胆小虽悬肘不成。
    凡书字，自运在服古，临古须有我，两者合之则变美，离之则两伤。临古须要无我，一有我便是已意，必不能与古人相消息。摄天地清明之气，入指腕间，方能与造化相通，而尽万物之变态，然非穷极古今，一步步脚踏实地，积习久之，纵横变化无适不当，必不能地负海涵，独扛百斛。故知千里者跬步之积，万仞者尺寸之移。孙虔礼云，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凡临古人，始必求其甚似，久久剥换遗貌，取神则相契，在牝牡骊黄之外，斯为神似。宋人谓，颜字学褚，绝不相似。此可悟临古之妙矣！
    凡临古人，始在能取，继则能舍。能取易，能舍难，然不能取无由能舍。善学柳下惠，莫若鲁男子，于此可悟舍法。非折骨还父，折肉还母，何从现得清静法身来。余忆七岁时，读书东门王忆峰家，王称道董先生之学，余即慕其为人。余十七岁时，得笔法于南都。所谓手授口诀者，于此始知之。十九岁得宝鼎斋初拓，甚爱之。是时购先生真迹，然余以沉溺八股，既鲜闲暇，又生畏惮，是以不果学。乙酉之变，余家片纸只字都无存者，避乱湖边，教授阅三四年，复购数种。丙戊春，学永兴真书，两月即弃去，仍临肥本兰亭，直到戊子元旦，始落笔志毕生。于此年三月廿四日临所堂大罗经止静太古一则。岁月蹉跎，忽惊老迈，古之书家，自成童即能把笔，如大令六七岁受笔法，一到壮年，名满四方。子昂三十八岁已官就名成。余年四十八始有此志，不知何年得入古人之室，亦帷有立志坚定，工夫不懈，庶几有成耳。
    折须提笔，转须捻笔，折乃圆，圆乃劲。
    习古人书，必须专精一家，至于信手触笔，无所不似，然后可兼收并蓄，淹贯众有，亦决不能自成一家。若专此一家，到得似来，只为此一家所盖，枉费一生气力。又临古须透一步，翻一局，乃适得其正。古人言，智过其师，方名得髓。此最解人语。
    人必各自立一家，乃可与古人相抗。魏晋迄今，无有一家同者，非由风会迁流，亦缘规模自树。仆常谓，使右军在今日，亦学不得，正恐为古人所盖耳。作书须笔笔有原本乃佳，一笔杜撰便不成字。作书不可不通篆隶，今人作书，别字满纸，只缘其末，未详其本，随意写写耳。通篆法则字体无差，通隶法则用笔有则，此入门第一正步。
    东坡论唐六家书，永禅师骨深称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欧阳率更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楷。褚河南清远潇洒，微杂隶体。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为神逸。颜鲁公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柳少师本于颜而能自出新意，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东坡于唐代变迁之迹论之最精，而武断私造之字则置而不论也。北宋书家，东坡及山谷米襄阳大抵高际阔步，气韵轩昂，或诋其棱角怒张则失之过。蔡襄李时亦有声于时。宣和时徽宗留意书法，得杜唐稽一人书法不传。高宗南渡，力图恢复，乃作评书之文，为翰墨志，玩物而已。大旨可宗，惟在羲献，彼何不援羲之之言曰：区区江右，固足以寒心乎！后之学书者，当思有益于国家社会乃可。
    宋以后书家，变迁最异者为洪武体或谓之宋字，横细纵角，字体方正，施之刻书，良有裨益，惟文人习之者，除碑版亦无用之者，仅为书手（原为手民）专家之学也。
    凡写榜书，须我之气足盖世，虽字寻丈，只如小楷，乃可指挥如意，有意展拓，即气为字所夺，便书不成。榜书每一字中，必有两笔不用力处，须安顿使简淡，令全字之势，宽然有余，乃能跌荡尽意，此正善用力处。
    凡作榜书，不须拘结构长短阔狭，随其字体为之，则差参错落，自成法度，一排比令整齐，便是俗格。
    凡榜书，三字须中一字略小，四字须中二字略小，若齐一则高悬起便中二字突出矣。又榜书结构体宜少长，高悬则方，若结体太方则高悬起便扁阔，而势散矣！
    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乾隆中叶后，四库馆开，而其风益盛。然此体唐宋亦有之。段成式《酉阳杂俎》诡习内载有官楷手书《沈括笔谈》云：三馆楷书不可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则死无一笔是矣。窃以谓此种楷法为书手则可，士大夫亦从而效之，何耶？清朝若沈文恪、姜西溟之在圣祖时，查詹事、汪中允、陈弈禧之在世宗时，张文敏、汪文端之在高宋时，庶几卓尔不群矣。至若梁文定、彭文勤之楷法，则又昔人所云堆墨书矣！
    凡写对联，落己名不宜太低，太低则吊脚不合格。若拓图章则宜留地步，不拓则少低亦可，总以合式为上乘。又首联宜站左边，对联宜站右边，以便路款。又凡字格宜上紧下松，留有余地，步且见人福泽。
    定武兰亭石刻，出自率更，若以为率更所书者，余偿疑焉。太宗於此叙爱之如此其笃也，得之如此其难也，既欲寿诸贞石，嘉彼士林，乃舍右军之真迹用率更之临本，殆不然矣！后见何延之兰亭始末记云：帝得帖，命冯承素韩通政等各拓数本赐太子诸王，一时能书如欧阳虞褚诸公，皆临拓相尚，刘竦嘉话录云：兰亭序，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始拓以分赐近臣。何子楚跋云：唐太宗诏，供奉临兰亭序惟率更令欧阳询自拓之文夺其勒石留之禁中，然后知定武本乃率更相拓而非其手书也。又兰亭博议云：欧公集古不录定武本，自山谷喜定武本，于是士大夫争宝之。
    欲学书者，必得传授。明季华亭董公其昌传执笔法于其邑人沈公荃、逮国朝传王公鸿绪，鸿绪传张公照，照传何公国宗，国宗传金陵梅君钜。余学书三十年后，始缘钜得其传，先是张公秘其法，不授人，一日同何公坐狱中，何公叩之再三，乃告之，仍嘱勿泄。及出狱，何公偏语人梅君，因得之。及张公总裁某馆梅君誊录馆中见公作书，狐裘袖拂几上。张公曰，观吾袖拂几乎，腕实悬而动也。于此可以知书法之秘诀矣，亦贵学者有恒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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